2002年3月18日 星期一 晴 吉安市干休所
吉安这块红色的土地，曾是孕育共和国的摇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星星之火的点燃，第一个工农政权在此诞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吉安人民踊跃投身革命，有五万烈士为之捐躯，产生了新中国147名将军，现在居住在吉安市干休所和吉安军分区红军村的老红军就有18位之多。
本来早就想去吉安，听说朋友有车要去吉安，为节约路费，待到今天搭乘上同事母亲的便车，从早上6点半从南昌出发，行走了7个小时，下午1点30分才到达吉安市，我下车就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虽然条件简陋，卫生较差，我目的是为了寻访老红军，也顾不得这么多，放下行李，在街上简单地吃了一碗三元的米粉，填饱了肚子，就径直向吉安市老干部局方向步行一路问去。
由于之前我己打过电话联系，吉安市老干局同志见我到来，他们已经有准备和安排，稍事休息，吉安干休所来车接上我，派贺副所长一直陪我在老同志家采访，吉安市长征路上住着吉安市干休所的离休老红军，住房虽说一家一栋，有院落，但比起现在新建的豪华建筑，显待十分简陋，但这些老红军都有经历过不平凡的故事。一个下午就去走访了老红军杨德铭、夏精才、谢金生三位同志。
在老红军杨德铭家，杨老身体挺好，见我们前来又倒茶、又拿吃的，我们请他别忙招呼，我们喝茶自已来倒，因为下午安排采访三位，所以我开门见山直谈主题，请杨老谈谈革命的经历。
杨老也就谈起了自己的经历，“1915年，我出生在江西吉安县青源区植下镇。1930年2月参加红军，在独立第四团第一营第一连当勤务兵，1933年担任排长，参加了1一5次苏区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反国民党“围剿”在永丰东固山，消灭了国民党张辉赞一个师，在龙岗结束战斗。第二次反国民党“围剿”打黎川。第三次反国民党“围剿”是打兴国的高虎脑。第四次反国民党“围剿”是参加广昌战斗。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是保卫兴国的高兴圩战斗。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战斗最为残酷。后调我们部队去福建长汀守卫，保卫瑞金。1934年10月17日下午4点，我们是边打、边撤地离开了瑞金，撤到于都县与红一方面军会合，渡过于都河开始了长征。
部队走到湖南，我调到干部团，分在政治营。我们跟着军委行动，干部团最苦，哪里战斗紧张，干部团就支援那里，敌人尾追离近了，我们就要在后面防。
1935年6月28一29日，我们强渡泸定桥，与刘湘部队打了几仗，过了桥后，胡宗南部队就没有追上来。我们翻过雪山后，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不久开始过草地，走出草地，来到了川、甘交界处，1935年8月，在腊子口，打了长征中最后一仗，在战斗中我左脚受伤。
到达陕西后，部队将我送到老百姓家里休养，休养了一年才好，我回到部队分在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警备第二团第三营第六连当连长。
抗日战争时期，我下到地方任游击大队队长，游击队有3000多人，一直在敌后打游击。
解放后我一直在陕、甘、宁边区工作。1956年从陕北回到家乡，任吉安县十三区区长，后调吉安税务局、财政局、商业局任局长。1960年退休，1981年办理离休。
“第二位我们去采访夏精才”贺副所长边讲边带我来到了住青塘村16栋的夏老家。贺副所长介绍说：“夏老是老干部支部总支书记，出席过江西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夏老说：“别多说了，进来座。”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来，我筒单询问了夏老的情况。
1921年夏老出生在贵州黔西县大水乡，1935年在家乡参加了红军红二方面军，在第六师第十六团当号兵。过完草地后当通讯员。日寇投降后，在第七团当青年干事。解放战争在延边独立团炮兵连当指导员。南下江西任新建县大队大队长。1956年在吉安县大队任副大队长。后转业到吉安造纸厂任副厂长。1971年调江西电缆厂负责筹建，下半年退休。
夏老和我们谈起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历程。他说：“我当年参加红军，也不知道自已跟着往哪里去，只知道无休止的行军。尽管很苦很累，充满艰险，在长征中自已学会了革命的道理、学会了打仗、还学会了认字，“长征就是我的大学”。
从参军到走出草地，一直都没有发军装，很长时间，我都是穿着露着屁股的破裤子。后来打土豪时，连长给了我一件地主的绸缎裤子，我才算有了一件可以遮羞的衣服。
参加红军前，我是地地道道的“干人”。“干人”是我们当地人对穷人的称呼。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靠乞讨为生。小小年纪的我，靠在地主家放牛，同时卖一些木柴来养活自已。
1935年1月，红军二方面军来到黔西。那天，我正背着一捆柴火去卖，看到街上有红军的宣传队员在搞扩红的宣传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打人、不骂人、官兵平等”。
对于“官兵平等”的意思，我并不明白。当时，我只想找个有饭吃的地方，穷人的队伍，起码会让穷人吃饭吧，我背着柴火走过去问红军“你们要不要我这样的人？”红军问答说：“要”。这一天是改变了我命运的日子。
我把木柴扔给了身旁的老乡，就这样我参加了红军。我当时并不知道“红军”到底是什么意思，“穷人的队伍”又是干什么的。
当年我们乡扩红有800多人参加了红军，都分到了新兵团学习。学习的内容包括行军、战斗、纪律，还有听得不太懂的“苏维埃”、“共产党”等，我想只要有饭吃就行，跟年龄差不多的同伴在一起，还有训练、学习，都令我很兴奋，训练得也很刻苦。
几天后，我们就随队伍离开了黔西县，对于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一点都不留恋这块地方。除了无穷无尽的吃苦，没有什么快乐的记忆，我虽然从没有离开过黔西，但是，想起这里还是一个“苦”。
后来听讲自已离开家乡第三天，因为没有讨到饭，母亲饿死在人家的屋檐下。
那阵儿的生活和现在不一样，我要是不离开，也得饿死在那里。解放后，我带着两个儿子回过一次老家，结果，连我父亲、母亲埋骨处都没有找到。
从新兵团出来后，当了一个星期的司号员，因为年龄太小，领导认为还不能参加战斗。我是死活不愿意当司号员。因为我们当地有个风俗说，吹号不吉利，会继子绝孙。领导经不住我反复闹，就把我分配到卫生队当了卫生员，那阵儿的卫生员相当于今天的护士，因为我不识字，也没有经过培训，主要工作是为伤病号端屎端尿，实际就是做护理员。”
夏老接着说：“参军时，红军发给我一个光洋。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笔像样的财富。但是，由于没有衣服，没地方放钱，我只能把这块银洋别在腰间。可是，平均每天120里的行军，每天都要走到凌晨三四点钟，随便睡在山上、林中，有稻草铺就算是最舒服的待遇了。在这种情况下，实在没有精力来照顾自已的这一笔财富，终于给弄丢了。可能睡觉时掉到稻草里了。直到抗战胜利，十年间这块光洋是我领到的唯一的一笔钱。”
“我是在长征路上开始认字的”。
夏老回忆说：“当时的识字是这样的，连队的文书或者指导员写好字，贴在每一个行军战士的背上，后面的战士行军时，可以看前面战士的背，一天识一个字，这样日积月累，识的字就会增多。
因为部队老是在行军，走得如此着急，基本上没有时间吃午饭，常常从早上开始行军，一直要走到深夜，实质上，当时的粮食也极度缺乏。我哪时也就十几岁，和与我差不多大小年龄的战士，走得实在太累了，就会哭鼻，所以，一到宿营，我们倒头便睡着了，从不翻身。因为太累，宿营时根本无法学文化。而行军时，由于太枯燥，学几个字，反而能减少行军中的困意。
我记得最早学会的字就是“红”、“军”、“我”、“蒋介石”等字，如果偶尔有行军不是十分紧张的时候，连队的文书也会把大家组织起来考一考。大家围成一圈，折一根树枝当笔，地当纸，文化教员报最近学的字，大家就在地上写。
就这样，在艰难的长征途中，还同时完成了另一个“长征，”认了不少字，基本上脱离文肓了。
我到现在认识的字也不是特别多，看报纸时，一篇文章时常有几十个字不认识。对于这一点，也是自已在后来进步不快、不大的原因。
在长征红军中，红一方面军过草地用了7天，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的原因，曾三过雪山草地，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时，走的是草地北侧，在草地北面绕了一个很长的圈子，历时一个多月。
我们在过草地前，上级要求每人带足10天的粮食和10天的柴。都要背着走。
但是，草地上居民稀少，而且本身不太产粮，粮食极难筹措。加上红二方面军是最后走的长征，草地里仅有的那点粮食和衣服，也都被先前经过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征用得差不多了。
我们过草地时，当地老百姓都跑了，根本找不到粮食。我们不得不到牛圈里去找牛粪便中没有消化掉的青稞粒，但一天也捡不到一把。幸运的人能从牛圈里挖出当地人埋在里面的粮食来。就留下字条和钱，把粮食拿走。
我今天还记得，过草地吃粮食有严格的规定：“一天只能吃一小茶杯，”多吃要处分，就算你身体好，多背了粮食，吃的时候也不能多吃，”草地海拔很高，加上地面又软，行走非常费力。自已常常饿得虚汗直流，有时候都会出现幻觉。
“有人因为偷吃了一口别人的粮食，都被处决了呢。”
那会儿，许多红军战士肠胃非常虚弱，吃青稞消化不了，吃什么拉什么，前面过草地的许多红军战士的粪便里含有完整的青稞，后面的红军把他们捡起来，洗一洗，接着煮了吃，我自已就吃过“大便”里的青稞。
我们一个营一天都没有见过一粒粮食。有一次团里送来一批马，我们就杀了吃。连马啼子都吃光了。
后来，连贺龙的马都杀掉吃了，接着，极少量的皮带，皮鞋，皮斗逢都被战士们想出各种办法吃掉了。
所以，草地里的野菜，便成了填充红军士兵们极度饥饿的肠胃的重要资源。
对于野菜，我很有经验。从小就没少吃过，参加红军后，也是一路走，一路吃过来的。草地上到处都是草，肯定有可吃的野菜。所以，每到宿营地，再累，我们也会组织起来，在荒山野岭中寻找野菜。这些东西虽然比不上粮食，但皱着眉头咽下去，也能填充一下饥饿已极的肚皮。
一开始，大家都找了不少野菜，但是很快问题出现了，各种野菜一下肚，不少人头脑涨，上吐下泻，因为没有什么药，只能靠喝水解毒，有的人甚至就这样中毒死去。有的野菜，人吃了后会肿起来，然后死掉。
那阵儿，我们都害怕别人说自已胖了，因为那等于是死亡通知。我也有过一次惊险的经历，但是，可能是因为年轻的原因，可能是中毒不深，反正我挺过来了。
草地上，不光有毒的野菜，很多地方的水都有毒。喝下去就会死人，如果脚上有伤，在这种水里泡过，人也会死掉。不吃吧，人就会饿死，吃吧，中毒的人越来越多，吃不吃野菜，一时成了红军各部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听说朱德总司令专门组织过一个认野菜的大会，把能吃的和有毒的野菜展示出来。那会儿，我们都在研究野菜，什么冬苋菜、什么马齿菜、苦菜、灰灰菜，这些是上等菜，还有大黄叶子、野芹菜、野韭菜、籽籽菜、刺儿菜、花菜、锯齿菜、野蒜有几十种之多。其实，很多野菜，并不准确地知道它们的名字，大部分是按照它们的形状、味道起的名字。每次发现新的野菜品种，就会有勇敢的人出来品尝，如果没有危险，就通知大家，这种野菜可以吃。
由于没有盐，锅里煮的都是各种野菜，粮食只能撒一点，起加味作用，嗅到一点粮食的味道，就觉得满锅都是香味。
有一次，我们发现一种像山药蛋一样的山萝卜，颜色是灰的，大家以为一定很好吃，结果，到了半夜，有的人就开始上吐下泻，有的还大喊大叫。
除了粮食外，草地上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冻。宿营时，都背先靠着背取暖。
我路上见到草地上死人，都是一堆一堆的，背靠着背，就是为取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草地上雨多，与自已一起走的，有好几个战友都是红小鬼，是在草地里过河时被河水冲走了。
我比较聪明，过河时，要么跟着个子大的人走，拉着他们的衣服，要么跟着马走，拉着马尾巴。那些被河水冲走的红小鬼大部分都是单独过河冲下去的。
当然，被冲走的不完全是红小鬼，也有大人，我就亲眼见过一个背着药箱的大个子成人战友被水冲走了。
掉队的是最可怕的。几乎肯定会饿死在路上。或者更惨，被藏民上层组织的反动武装打死，我就见过一位掉队的伤员，后脖子被马刀几乎砍断了一半。骨头也断了，流了大量的血，但已被太阳晒干了。这样的情景见得多了，人都麻木了，在草地上，到处都是前面部队留下的死人，许多人都已经腐烂，生了数不清的蛆。
靠近上包座的前一段草地时，我们被告知，白天最好不要走，要晚上走，而且还要悄悄地走，因为当地的一些藏民头人始终对红军充满敌意，不断地进攻红军，时有伤亡。
我在草地上就差一点死了。
当时，我们一营走在最前面，后来我生病了，掉在全团的最后。心里非常绝望，凭着一股心劲儿，我咬着牙关往前走，终于追上前面的宿营部队，营长问：“小鬼，怎么掉队了？”我说：“我生病了！”快过来，拉着我的马尾巴走。”
69年后，83岁的夏精才回忆这段经历说：“我当时觉得，拉着马尾巴走，真是舒服极了。就是今天坐小轿车也没有那会儿拉着马尾巴舒服。”
过完草地后，营长给了我三毛钱，让我去买饼。等我买了饼跑回去时，部队遭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我再也没有找到过营长，可能在这次轰炸中牺牲了。
部队到达了甘肃，这里可以买到粮食，红军战士终于可以吃饱饭，第一顿饱饭吃死了很多人，因为西北的大饼太硬，而太久没有吃过饭的红军士兵，肠胃已经极为虚弱，就是肠子饿得太薄，饼吃得太多，很多红军战士的肠子都被饼剐断了。
走出草地后，我拥有了自已的一支枪。
1936年初，我们到达了离西安80来里的庆阳县，年底，我们部队划归十八集团军。
抗日时期，我在一二0师三五八旅当通信员，旅长是张宗逊，团长就是独臂将军贺炳炎。一直在陕西几个县抗日，后来我到河北。河南一带打游击，几个月后又回到晋察冀边区扩兵，支持抗日。
我们过黄河到山西打日本人，与国民党部队相比，日本人相当厉害。武器先进，战斗力强。
长征中，与国民党部队打仗，我们冲过去，敌人基本上就挎了，主动缴枪，然后排着队来领缴枪费，日本人不一样，一般都会死战到底，不投降，很难俘虏他们。
日本人的纪律很严，我们的手榴弹扔下去了，他们动也不动，一直等到他们指挥官的指挥刀一挥，他们就忽然地冲了过来。
我们更厉害，我们团长贺炳炎一只手端着枪往前冲，一下就把我们抛到了后边，我们就赶紧都跟着冲上去了。提起独臂将军贺炳炎，我很敬佩我的团长，贺炳炎是长征路上锯掉胳膊的，当时，因为没有手术刀锯，他担心用麻药会影响他将来指挥作战，就让人把自已绑在门板上，医生用一把生锈的木工锯，一直锯了两个小时。古时候关云长刮骨疗伤，贺炳炎可比那厉害多了，跟着这样的战将，我们都养成了听见枪响，就下意识地往前冲的习惯，没有人敢落后。”
有一次，贺炳炎负伤了，还在往前冲，两个警卫员强行把他抬下来。我屁股上还挨过日本鬼子一枪！，
我们这些长征红军，多半都是南方人，有戴斗笠的习惯，到山西后，阎锡山给大家发了很多斗笠。
跟日本人打仗打得多了，日本人就知道，戴斗笠的八路厉害，都是老红军，后来，日本人见到背斗笠的红军，就比较害怕，不敢轻易过来打。在雁门关战斗中，我们的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大家就把斗笠用火点着，扔向日本人，日本人不明就里，竟然一度被吓退了。
我们这些南方来的红军，吃不惯北方的食物。我们的炊事员开始根本不会做面食，总是把面食煮成一锅面糊。
抗战结束后，我们组织东北干部团到东北接管，我们从山西新县出发，共80多人步行经赤峰到长春，最后留在延边，我在延边独立团炮兵连当指导员，后来回到山西在第七团任营青年干事。
在东北我参加了辽沈战役，当时被编入四野六纵第六师第七团。那时，打长春外围，我率部队冲在最前面，团长对这位不知道害怕的小伙子十分欣赏，说：“夏精才，你真是只小老虎。”
我们六纵厉害，国民党军队都害怕，想起当年英勇作战的故事，我今天也感到很自豪。”
夏老说：“长春起义前一个晚上，我还带人摸到国民党守军的一个团部，去了解情况，敌人看见我们几个人，准备反抗，还恐吓我们说：“我们碉堡里还有一个排。”
我诈唬说：“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炮兵连，你们快放下武器。”后来敌人就表示准备投降。
辽沈战役结束后，我们四野挥师入关。打天津、围北平，我们部队驻扎在北平通县，准备打北平。
当时，用火车运来很多炸药，我们准备把东直门城墙炸开60多米的口子，从这里突破。在攻打北平的动员中，我们进行了专门的爆破训练，预料解放军可能会牺牲10来万人。
那会儿，我们这些营以上干部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交党费了，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傅作义起后，我们非常感谢他，我们是准备冲锋的，如果打起来，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他一投降，可以说是救了我们很多人一命。
北平解放后第三天，营以上干部得到一个参观故宫的机会，只是参观的人太多，实质上不是看故宫，简直是在跑故宫。大家都想看看皇帝住的地方，但是，上级规定，不准停留下来站着看景点，妨碍后面人看。”
谈起了当年参观北京的感受时夏老说：“幸好没打起来，要不，故宫肯定得被毁掉，那就太可惜了。”
平津战役结束后，夏老随军南下，从湖北渡江到达大冶，经江西武宁到南昌，留在了新建县大队任队长，几十年与红土地结下了一生情缘。
夏老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共有五个子女，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一个在南昌，四个在吉安，其中，下岗的小儿子最让他费心。
“从小到大，见的苦事多了，这算不了什么。”在有些阴暗的客厅里，他的话音很坚决，让人可以由此猜想他年轻时的样子。
最后我要求拍照时，夏老说：“我坐在毛主席像下拍，你把他们一起拍下来。”按照老人要求，我按下了快门。
从夏老家出来，我们又返回到住在长征路上的老红军谢金生家，他是今天采访的三人里最年长的，谢金生老人已九十三岁了。
谢老是江西莲花县高洲乡上西屋村人。1909年出生，1930年参加红军，1935年入党。
由于他父亲外出不归，一个家庭没有了主心骨，他和母亲、兄弟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
1930年彭德怀亲领的红军来到萍乡扩红，在莲花乡下红军打锣招兵，三块大洋招一个兵，当时老百姓不敢去当兵，更不准有劳动力的男青年去当兵，待扩红的部队红五军的红军撤走后，谢金生才听说红军来召兵，他偷偷离开家，追到萍乡，经打听在红军离萍乡十来里路的地方，他追上了红军要求当兵，这样就跟着红军走了。
当年红军没有统一服装，没有军饷，生活也很艰苦，每天每人5分钱伙食费，但是红军内部官兵一律平等，与旧军队、国民党军队不一样，干部、战士亲如兄弟，战士们心情舒畅，革命道路明确，作战特别勇敢。参加红军后，他先后参加了攻打江西泰和、永新、安福、萍乡、湖南茶陵、攸县、浏阳等战斗。
谢老说：“1933年，组织安排我到中央苏区（瑞金）红军大学学习，一年后分在中央特委通讯三科工作，这里是中央苏区的机要核心部门，从此以后，我就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
在长征路上，有一次周恩来拉痢疾，听医生说要用牛肝配药，我在茫茫的大草原找到了牛肝送给周恩来治病。
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先后担任过毛主席、徐向前、杨尚琨等首长的警卫工作。西安事变后才离开延安，先去兵站，后去医院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八路军大行山总司令部总政管理科做后勤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随部队从陕北一直打到西南。1955年在速成学校学习后，我向组织要求回老家，组织安排我在吉安工作”。
陪我采纺的贺副所长在与我聊谈中，使我认识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红军老战士，谢老戎马一生从不居功自傲，他儿子、媳妇都在企业工作，由于效益不好已下岗多年，子女们多次想让父亲去找有关领导汇报调动工作，谢老总是耐心地对他们说：“现在全国下岗职工很多，行政机关也要精简，国家有困难，应当自谋出路。”为此，他儿子买了一辆“拐的，”每天行驶在吉安街头接客、运输挣钱。为了不受查处，吉安市干休所开了个证明给他，让他能在开车时行个方便。
我坐在谢老不太空畅的客房，家中尽是五、六十年代添置的家具，现代物品屈指可数。贺副所长说：“每逢干休所组织扶贫救灾等活动时，谢老从不落后。”
谢老要留我们吃饭，我们谢绝他的好意告别出来，谢老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口还向我们挥手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