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25日 晴 江西省南昌市
我像往常一样地来到了江西省文联大院，以往都是到江西省摄影家协会学习、办事、交流。
今天，我是来采访老红军肖烈，肖烈住在江西省文联大院后栋一楼，房子不是很大，一楼光线较差，在拍照时，我还专门邀请肖老到文联办公室大楼后门边的绿树长廊里拍了几张外景，肖老对我的采访很配合。在交谈中我了解到老红军肖烈的基本情况。
1916年1月，肖老出生在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的新乐县赵家庄，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日寇发动“七、七”事变后，肖老于1938年5月离开家乡公开革命抗日。1939年1月担任新乐县区长，当年日本鬼子相当疯狂，抗日武装白天办公，晚上就分散到各庄住宿，担心敌人拂晓时包围村庄，不至于使机关出现大的损失。
根据中央指示，抗日游击队主要作的几项工作：1.发动人民群众；2.协助来往干部过往平汉线，敌人采取炮楼政策，在平汉铁路、冀中地区一公里就建一座炮楼，平汉铁路上由爱护村的人每晚沿线查铁路，这些人都是我们抗日游击队的人。冀西地区是山区，缺少粮食和各种用品，我们游击队就利用冀中平原产的粮食、棉花、土布利用夜间敌人撤岗之时，偷运去冀西。
1942年我患病在冀中新乐县干部休养所休养，正好日本鬼子发动“五一”大扫荡，日寇组织五万兵力，伪军3万人，对冀中平原进行了拉网式“扫荡”。
肖老说：“我准备从东往西回县里去，走到天黑时，到了一个村庄，一位老乡送我去找支部书记，在找支部书记过程中，被汉奸发现了，我被治安军抓住，治安军很大部份都是当地人，所以与游击队都有些暗地里往来，县委听说我被治安军抓住后，通过关系把我营救了出来，并送我到党校去学习。
1943年，日本鬼子集中兵力对八路军进行扫荡，根据地缩小了，党校被迫撤回到了延安，到达延安正好碰到抢救运动，康生讲，从前方回来的干部80％要审查，我被捕过，所以对我审查的比较历害。
当时，康生对干部审查是采用三种方法，第一种“车轮战”，对我采用的是“车轮战”。二天三夜没有饭吃，没有觉睡，站在橙子上交待问题。第二种方法是采取“疲劳法”，俩个年青小伙子，一边一个驾着被审查人往山坡上跑，跑上去又跑下来，轮换跑。跑得你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拉着你跑。第三种方法用猫放在被查者的裤裆里，再用棍子打猫。
后来，毛主席发现了“抢救运动”中采取这种方法整干部，很生气，他讲严禁采用“逼、供、刑”，救了一批干部，很多干部得到了解放，离开延安重返抗日的前线。安排我去了晋、察、冀。
1945年日冠投降后，我被派往东北，国民党占据锦州，我们就没有南下，我在沈阳边上的新民县担任区长。1948年被授于模范干部第一名，后来在新民地委档案中发观，当年国民党内部材料上写了出一万大洋买我的脑袋。”
肖老接着又与我谈起几次差点丢命的事。
他说：“我带一个通讯员、一个班长去东北三面船的地方开会，他两人商量在开完会晚上回去的路上从背后打我黑枪，再去投靠国民党。他俩在商量时，被房东妇女听见后，她就对两人说：“你两人不愿干就不干，不要去杀害别人。”后来两人投敌了。
另一次，我在村里搞发动群众工作，准备离开村庄时，敌人已包围了村庄，我撤回到村里，老百姓让我进屋，把我从后门送到村口，敌人追到村口时，没有发现我，问路傍的一位老人，肖烈往哪走了，老人见我往东去了，他却指敌人往北追我去了，使我躲过了一难。”
1949年，刘瑞森带领我们干部大队从东北南下，到江西后，我分在新干县担任县委书记，由于患上了肺病，组织上将我调任南昌地委任组织部副部长，由于身体不好，没有去上任。
由于病情严重，组织上安排我去养病，经过三年休养，我身体有所好转，组织上安排担任江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60年又去担任萍乡市委书记。1964年改任江西省农业银行行长。”
文革十年中，肖老任江西省轻化设计院院长。由于文革动乱，基本上工作是停止状态。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在江西省参事室任副主任。1981年离休。
从肖烈家出来，我到江西省政府大院47栋找到了老红军陈笈的家。
陈笈是安徽省金寨县人，1918年出生，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25军当战士，后改为红第31军，在第73师当战士，徐向前任军长，黄树声任师长。1932年，陈老随部队到达四川，在师宣传部任队员、分队长。队长。1935年从四川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
陈老说：“我在战争年代被炮弹震昏了头，后经放射治疗，对我的记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最深刻难忘的是在红一方面军翻过夹金山后与我们红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情景。
当时两支红军会合，大家虽然互不相识，但见面后心情十分激动，大家热情拥抱、互相问候，相互间亲热无比，我们最好的、自己有的东西都送给红一方面军的老大哥，如送草鞋、衣服、吃的干粮，真是同志兄弟亲。
今天是“九。九”重阳节，当我想起在一起同甘共苦一同战斗的战友，牺牲在翻雪山、过草地的路上，我的感情难于言表。”
陈老1946在东北佳木斯穆宁县搞土改，1949年南下江西，先后担任过宜丰县县长兼县委书记、南昌地委组织部长、江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
由于陈老患有鼻咽癌，身体很差，我不便过久的打扰，就先行告辞了。
下午2点多钟，我在打听到老红军黄庆荣在江西人民医院住院的消息后，立即开摩托车前去。
在江西人民医院干部楼909病房我敲门进去后，我见到了黄老。黄老看见我进来，听我说来采访他、要拍照，他很高兴，并连声叫我坐、坐。
黄老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护士告诉我，要注意采访节拍，抓紧时间，医院对黄老病情已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心里想，能拍几张照片就行了，但是黄老却很健谈并对我说：“不要紧，没有关系的，人老了，病也多了”。接着黄庆荣谈起了他参加红军后的工作。
1920年我出生在陕北清涧县，14岁那年参加了地方儿童团，做些站岗、放哨、查路条的事情，15岁也就是1935年，我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
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在中央红军之前先行到达陕北，由于受陕西省委左倾路线影响，发生了红25军与陕北红军内杠产生，双方打了起来，致使陕北红军内部人员思想混乱，有些人纷纷投奔国民党部队而去。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
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后，知道刘志丹还被红25军关押，派周恩来将刘志丹接了出来。我们战士也重新分配下到部队，我分在中央警卫连，保卫党中央及中央机关。
1942年4月，我被调到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杨家岭，在中央办公厅收发室工作，专门负责中央常委的信件分发，处理外来人员的接待和通报工作。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以后，我要求到东北去，正好中央决定派李富春带一批干部前去东北接收。杨家岭选派了100多位干部参加，我也是其中的一位。先行到达承德，分我在热河秘书处，我向上级要求到部队去，组织上又分我在赤峰公安局，在公安部队任侦察科长。
1946年8月，国民党挑起内战，向赤峰进攻，我们按照中央决定“先行退让，不发生正面冲突”的指示，从赤峰撤到了临沂，1947年6月，解放军解放了赤峰，我又被派回到赤峰工作，由于战事发展很快，解放军势如破竹，打得国民党狼狈逃窜。1948年初，组织上要我去绵州任情报处长，我在绵州7个多月时间里，以经商的名义，经常出入国民党占领下的绵州城，打入敌军司令部，获取了很多敌军部队分布图纸，在我军对绵州全面进攻开始后，只用了短短四天时间就解放了绵州城。”
1949年6月黄老跟随南下部队到达江西，就留在了江西工作。组织上分配他任南城县公安局长、1949年10月，黄老调任景德镇市公安局警备副司令、1952年任上饶公安处处长、1953年任江西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1960年任省公安厅副厅长。
文革期间，黄老任江西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1972年调回江西省公安厅任副厅长兼江西省委警卫处长、1984年退下来担任顾问委员会顾问。1992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