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26日 星期天 阴 南昌市
昨天我打电话与老红军吴允中约好，今天前去拍几张照片，吴老在电话里提出不愿意拍照，因为以往一直从事秘密工作，不好太显露自己，我提出只拍几张纪念照片，吴老在我再三要求下，勉强答应了。
10点多钟，我开摩托车到达了江西省委宿舍西门口，吴允中和吴甄铎二位红军住在一栋同一单元的楼上楼下。
我先到一楼，敲了敲一楼老红军吴允中的家门，阿姨讲吴老去医院检查眼睛了，不在家，我就径直上到三楼吴甄铎家中。
吴甄铎在家中，他正坐在书房桌前听歌，吴老言语不多，我看吴老行动不便，就在室内利用自然光给吴老拍照。
在聊谈中得知，吴甄铎于1916年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县，1936年9月参加革命，在张学良的东北军学兵队里加入了民族先锋队。同年12年参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8年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派往山西大行山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任党支部书记。为了支援抗日最前线，吴甄铎受组织委派到山东高平县任干部大队大队长。1940年由八路军派出干部支援南方新四军任南下干部大队队长。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率队北上，担任四平市委书记。
1949年4月，吴老随南下工作团到达江西。先任地委副书记。1952年调北京任地质部政治部主任、部长助理。1958年反右时下放到江西，先后担任江西省地质局局长、江西省建设委员会、江西省计划委员会主任。1962年调上海，任华东局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72年回到江西担任江西省文办副主任、江西省建设委员会主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从吴甄铎家出来，下到一楼，吴允中还没有回来，我直接绕到后面住宅找到了老红军蒲必先家，蒲必先家住在后面一栋楼，上到四楼，邻居说：“蒲必先家在装修，已搬去其它地方住了，可能要两个月左右才会回来。”我只好离开。
见时间尚早，我就转道前去不远处的江西人民医院，在高干病区839房，见到了老红军傅雨田，邰芳夫妻，傅老躺在床上正在打吊针，见时间已快近12点，采访是没有可能，只好与邵老和钟秘书聊了一会，并与邵老约好下午15点再来。
下午15点，我准时赶到医院，邵老拿出已写好的签字簿给我，傅老正坐在滕椅上吃香蕉和奶，在此空隙，我抓拍了几张照片，傅老年迈，加上生病缘故，无法接受采访，我就向邵老了解傅老的情况，这时，傅老坐着就睡着了，而且久唤仍未醒。护士和护理将他扶上床休息。
邵芳给我谈起了傅雨田的情况：“傅老是一个东北人，1915年11月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县，1929年年仅14岁的傅老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寇占领沈阳，东北老百姓非常气愤，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傅雨田与学校党员晚上乘日本巡逻兵来往的空隙，在街上刷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倭寇”标语，后与其他学生一样流亡关内，到达北平，在北平做儿童工作兼做交通员，1933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第一次审问时，警察要他写明自己的情况，他就写了，警察就安排他住到优待室去了，同被捕的有一位姓郑的是党员，也是老同志，看到他关到优待室去后说：“敌人不会饶你的”，果然不出所料，第二次过堂审问时，敌人又逼他写出组织情况，傅雨田说：“你把上次写的拿来，我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漏写了”敌人果然拿了上次写的东西来后，当敌人拿过来后，他乘敌人不注意，将口供往嘴里一塞，吃掉了，敌人发现上当，对傅雨田进行了严刑拷打，最后被判了刑，当时同被判刑的有溥一波等63人。
1936年十月出狱后，傅雨田跟刘南涛到了山西大原，前去绥东做统战工作，不久又回到山西大原，在“西盟会”工作，1937年，组织上派他去晋东南决死一纵队任团政委。1939年在一次战斗中，他在战斗前线，对日伪军（白莲会）喊话，要他们投降，喊了几句，敌人一颗炸弹在他前面不远处爆炸，腿、手都被炸伤，在取弹片时，没有麻药，傅雨田一声不吭，忍着剧痛将弹片取了出来，现在他腿上还留有碎的弹片没有取出来。
1940年，新军三纵队政委董天知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董天知是我大哥，比我大十来岁，傅雨田去接替我哥哥职务，在新军三纵队任政委。1941年，傅雨田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到达延安，由于会议延期，他们代表就去参加延安大生产劳动，我当时在延安听说新军有人来延安参加会议，我就找到了傅雨田（当时不认识），了解我哥哥的情况，这样，我就认识了傅雨田，“七大”结束后，他在延安党校学习，半年后，我与他结婚了，这一生，他对我来说是良师益友。”
傅老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9月就到达东北，在辽西新民中心县委任书记。地委书记。1952年任长春市委书记兼市长。1955年调北京任城建总局副局长。城建部部长助理。1958年任广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1978年调江西任省委书记。1985年离休。
邵芳接着说：“我是1938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参加学习，我老家在河南省荥阳县，1937年4月，我刚过15岁不久，就到山西太原军政师范训练班当兵，我哥哥从北京监狱出来后，与溥一波等人到达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有一次，哥哥董天知从山西寄了些“西盟会”的报纸到河南老家，信中与母亲讲要两个妹妹去山西他那当兵，我母亲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女的当什么兵”。
1937年初，我偷偷的同姐姐相邀去了山西，姐姐还带了两个小孩去，我们到达山西后，哥哥介绍我们在军政师范训练班参加军政训练，当时已开课了，有12个连，我们分在十一连，十一连是女兵连，我个子小，背不动枪，当时两个教官是阎锡山的旧军人，政工干部是党员，训练很苦，摸爬滚打，进行队列，射击，投弹训练，当年除了延安就是山西这个训练班是最先进的，来的人是全国各地的，有东北流亡学生，河南、山东人多，我虽然小，但不感觉自己小，训练再苦也不觉得苦，大伙有一个信念，要革命就要准备吃苦，训练班生活艰苦，学习紧张，课余快乐，大家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都要求上前线去抗日，“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打过来了，我分配到原平战地医院看护队做看护，从前线下来的伤兵很多，后来，看护队解散了，上级告诉我们，战事紧张，要求女同志先回去，我姐姐带了两个孩子，没有办法，只好回老家了，指导员也叫我同姐姐回去，我哥哥知道后，问我回去干什么？我想回去有什么干的，我就下决心要求留下。看护队去不了，阎锡山的两位教官人都找不到，我同其她姐妹找到八路军，要求参加八路军，八路军不接收我们说：”你们是友军，我们不能收下，”在我们一再要求下，才同意介绍我们到一二0师宣传队工作，我当时叫董绍芳，我一个战友叫陈余春，我俩商量，把名字的姓去掉，我叫邵芳，她叫余春。
1937年底，我在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学兵队里学习后，1938年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39年夏天，组织上安排我到内蒙伊克昭盟八路军办事处做群众工作，这里是汉人居住的地方，过了一段时间，国民党马宏斌的部队要对伊克昭盟发动进攻，办事处要求非战斗人员撤回延安，同回延安的有一位男伤员，一位孕妇，路程要走三天三夜，并且要通过蒙古人的集居地，蒙古人认声不认人，不会讲蒙语的，他们不理会，男伤员只能讲几句蒙古语，但又听不懂，所以，在戈壁滩很难找到方向，后来他们知道我们是八路军，很热情地招待我们，特别是遇到暴风雨时，前面一座庙宇，蒙古人有一个规矩，女人不准进庙宇的，但雨太大了，没法，我们还是找到庙里避雨，庙里的画匠见我们一行人有男有女，看我们是八路军，就主动请我们进庙休息，安排了饭菜招待。我深深地认识到，“军民关系。民族政策是胜利之本。”
到达东北后，邵老先后任四平市一区区委组织部副书记、锦州电业局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长春商业局干部处长、城建部人事司干部处长、北京师范学校宣武师范书记、校长、广西南宁市委宣传部长、江西省政协副秘书长、顾委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