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6日 星期五 阴雨 南昌大学南院
今天，天气下着小雨，按照先前的电话约定，我冒着小雨，骑着摩托车到达位于城东的南昌大学南院（原江西工学院）宿舍，采访老红军黄锡满。
黄老微胖的身体，一头银色白发，精神充沛，夫妻俩1999年还去延安回访一趟，夫妻俩坐在毛主席窑洞前纺纱的照片放大、装框支在显眼的书柜上，显现出主人对过去的留恋之情。他见我如约冒雨而至，很是感激，夫妻俩帮我拿雨衣、倒茶，很是热情。
老红军黄锡满是江西宁都县人，1930年参加地方游击战，1931年编入工农红军第12军［后改为红五军团］，黄老参加过二、三、四、五次苏区反“围剿”的老红军，长征时是在红九军团任罗炳辉军团长的通讯员，后当排长。
谈到长征，黄老说：“1934年10月，我们从福建战埸上撤下来，回到江西瑞金。12月2日，我们红九军团最后离开瑞金长征的。长征到达四川翻过夹金山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星军团跟着毛主席北上了，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和朱总司令被张国焘扣下，返回四川，在川西来回转，损失很大。
1936年，我们在甘孜听说红二、六军团马上要到，我们就在哪里等，先接到了红六军团，后跟着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二军团会合。
会合后的红二。六军团与红五军团。红九军团领导在会上逼着张国焘北上，张国焘只好同意。在再过草地时，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红五军团、红六军团在前面走，红九军团在后面走，从长征起一直是断后。”
黄老接着告诉我说：“部队走出草地经甘肃到达陕北后是1936年，1936年6月份，我调到陕北保安县参加保卫工作特别训练，在国家保卫局工作了四个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我调到八路军总部任保卫部侦察科干事，随朱德、徐向前等总部领导在山西五台县五台山驻扎。
1938年1月，我在除奸部任科长，当时接到群众反映，在五台山一个庙里的宝塔下面有一个地下室，地下室内藏有日本鬼子的无线电台，北通山南，与保定、石家庄一线连接，我带10多个人奉命也进驻到五台山的玉王庙，建立联络点，专门侦察日本鬼子的电台位置，由于五台山地势复杂，庙宇较多，怕打草惊蛇，只有在秘密中监视敌人。聂荣臻是司令员，彭真、舒同是边区政治部主任，他们把我叫去，听我汇报情况后，要我想办法尽快破案，抓住日本鬼子特务。
因为位置不准，不能用部队去打。彭真说：“你手下不是有一个侦察员叫马文交的吗？他会变魔术，叫他化妆想办法进庙去摸底，”我说：“不知他能不能进去，”首长们说：“一定要想办法进去，一个月内破案”。命令下了，我回到了驻地找到马文交说：“你想办法先进去摸清敌人位置和藏身点，好一举抓歼他们”。马文交提出：“你和我带几个人一起去，利用晚上夜深人稀时进去，那里有很多狗，你们不要出声，也不抽烟，我先扔石头，狗不叫就有办法。”当晚，我们几个人摸了进去，马文交扔石头进去，没有狗叫声，转眼功夫不知怎的他就进去了。我们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他又出来了，出来后他对我说：“我摸清楚了，里面有五、六个人，有枪、有电台，还有几个门”。回到驻地后，我们商量好行动方案。
在抓捕敌人前一天，按照商量，由马文交进去把枪拿出来，以减少我们的伤亡，行动的当天，我带了一个全副武装的连队将庙围住，我先带几个人进庙，以参观的名义在里面接应，马文交进到地下室把几个门一起打开，我们跟着他到地下室把日本鬼子一起抓获并缴获了敌人电台，到今天，都不知道他是怎样进去，并把枪拿出来的。我向聂荣臻司令员汇报时，他不相信，在开会时，聂司令员和政委坐在一起，枪被马文交下掉了，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下的。这下他也相信了。我们胜利破案，受到边区的表彰。
1943年我调到抗大学习，日本投降后才毕业。1945年冬天，我分到东北任辽宁省保卫科科长。1946年中苏之间铁路正常运行，上级将我调到海拉尔军分区任司令员兼政委。日本投降后留下的伪军有几千人，国民党将他们收买，并且纵容他们对解放军进行不间断的骚扰，制造事端。
1946年下半年，在我军无防备的情况下，偷袭我们分部，将牺牲了的排、连干部身体用长钉子钉住他们的四肢挂在墙上，再破腹示众。当我带领部队赶到时，见此惨状，心如刀绞，当时一急，调集了几个团的兵力，加上炮兵、骑兵对这些惨余敌人进行了全面的进攻，消灭了他们5—6百人，还抓了些俘虏，其中有10多个排、连以上军官，我下令全部枪毙了。过后感到这样做是感情用事，头脑发热，做出了违背党的俘虏政策的事。
年底时，罗荣恒到苏联去，他乘的火车停在海拉尔火车站，派人叫我去，问了一下情况后说：“你部队不错吗？仗也打得很好吗？要好好管理好部队”。过了一个星期，罗荣恒回来了，又派人叫我去，他说：“你们这里那几个团长、政委比较好，叫他们来”，我把他们叫来后，并一一推荐介绍给罗荣恒认识，罗荣恒生气了，他指着那几个团长、政委说：“你当司令员，你当政委，黄锡满，你跟我走，三个警卫员一个不要带，”后来带了一个警卫员也将枪下了。他把我按排住在哈尔滨的一个招待所里，十来天没大理我，一直住着，我去找他，他也不见，后来他叫我去找谭震林，谭震林也不见我，过了二十多天，政治部副主任周环来找我谈话说：“你认识到错误了吗？”
我说：“我知道错了，”并承认了错误。
他又说：“你知道错了，好，国民党俘虏兵再不能杀了，哈尔滨有几百俘虏兵，你去当管理员。”
在管理所待了一个星期后，升为科长、主任，随着战争向南推进，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俘虏也多了，还有很多高级军官俘虏关在抚顺监狱，组织上对我前段管理工作很满意，调我在抚顺监狱任了几年主任。
1949年，我到沈阳联糸工作，顺便找到高岗，我在延安时就认识他，他见我找他问有什么事？我提出在抚顺监狱呆久了，想调出来，他推荐我去新成立的高射炮学校，共有弹照灯、卡秋莎炮、高射炮共十来个团，我在供给部当政委。
1951年，法国侵占越南，上级调卡秋莎炮去越南，我跟着部队从沈阳到了北京，在北京上级不让我随部队去越南，留在北京炮兵司令部。当时陈锡联任炮兵司令员，我多次提出下部队，正好从朝鲜回来的几个军去甘肃，我就跟着部队到了甘肃，戈壁滩风大、沙多、水少、蔬菜无，生活特别艰苦。
1958年我到北京联系工作，住在北京饭店，后听讲江西省长邵式平也住在北京饭店［原来一直认识他］，我就找到他房间坐坐，他见我就问我现在干什么，我讲在戈壁滩炮兵工作，我想回江西去，他问我归谁管，我讲归黄树声、陈锡联管，他马上拿起电话打给陈锡联，他讲：“小陈，你下面有个黄锡满你认识吗？他是江西人想回江西去工作。”陈锡联说：“认识，你要人还不放吗，行。”我听后马上赶过去开好了介绍信，出来碰见了彭德怀，彭老总见我说：“你这小子到处乱跑。”
我拿到介绍信后赶紧去了甘肃兰州办手续。回到江西，我找到邵省长，他说：“你来了，好好，我现在成立了一个新单位，我当院长兼书记，你当主任，就是参谋长。”这样，我就在江西工学院当办公室主任，一直到文革前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