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9日 星期二 晴 江西南昌市
我在办公室打电话与老红军曾云联系采访之事，曾云接了电话后，并答应我去他家采访。
我赶紧开上摩托车赶往地处南昌市八一大道与青山路交界处的江西医学院北院宿舍区，按曾老的提示找到了曾老家。
我按响了电子门铃，曾老打开门让我进屋，在一番噻喧后，我开始采访。
曾老讲话很随和，他告知我说：“我是1911年出生在四川绵竹县，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皮定筠是我团长。1935年入党，1935年我是从广源出发长征的。
当部队长征来到雪山脚下时，该地区人员稀少，上级要求我们准备过雪山的物资，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每人准备了10斤青稞面，几个辣椒。
下午4点，部队开始向雪山进发，走了两个多小时，山上开始有点雪，再往上走，地上就有很厚的雪，路更滑了，大家互相搀扶，前后拉着，生怕滑入到山谷中去，一直走到天快亮时，我们才走到山顶，前面传来话说：“部队不能停，也不要大声说话和喊叫，如果声音一大，天上冰雹就会莫名其妙地往下砸。”
在山顶上往下看，山下一片白茫茫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候，炊事员背了一口大锅来，让我先滑下去，后面大家跟着一起滑下去。
我们部队过了三次草地，过草地不能乱走，要踩着草上，一步一步跟着走，要不能沉下去就难上来，有很多同志是这样牺牲的，饿死的也不少。
1936年4月份，我们部队才到陕北，整训了一段时间，部队就奔向了抗日前线。
1939年组织上派我回到延安在抗大学习，从前方调了一千多人回来学习，在三年的学习期间，要参加大生产运动，一切生活要自理，粮食蔬菜自给自足，我还学会了织布、纺纱，一天能纺一斤多棉，我们自己养鸡、养羊、养猪，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1942年，在抗大期间，我们抗大学生派去河北荆台县将军墓清水沟锻练，这里是抗日前线，我们三个连的抗大学员刚到三天，日本鬼子就对这一地区进行大扫荡，前面有一、二连，我在三连，一连被鬼子包围了，上级要二连去增援，三连撤回山上，枪停后，我们准备转移，为了减少目标，我们利用天黑突围出去，连成排，排成班，班分组，三人为一组，一组一支枪，我是组长，枪在我手里，当时都是抗大学生，我叫他们先走我在后面掩护，待他们走远了，我刚要跑，一枪打中了我的右手，鲜血涌了出来，我用绑带捆住伤口上面止血，枪背在左肩，乘黑摸到一个山洞里，在洞口架好枪，准备等敌人上来就跟他们拼，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二个赚一个。
在洞里我住了27天，每天晚上出去采吃的，白天就在洞里休息，27天后，没有了枪声，我走到山下，碰见一个妇女（是村妇女主任），她告诉我敌人已经走了，并带我到她家，她拿了一些烙饼给我路上吃，我走了三天三夜，才找到了部队，到了部队后，我伤势更加严重了，到医院一查是破伤风，药也不够，当时有四个破伤风的病人，只有一支药，医院给我打了这一针，救了我的命，（这是后来医生告诉我的），伤好后，部队要我复员（右手残疾），我不同意，吕正操找我去谈话，我说：“我从小参加红军，要复员三年后再说”。
日本投降后，组织上派我在后方专门负责接收工作，我参加了吉林市、长春、哈尔滨的接收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组织上也安排我负责接收，我从东北接收了吉林市二十八兵站，国民党医院。准备到天津去接收，我们还没下车就接到通知去郑州接收，在郑州成立了一个医院和几个所，工作还没展开，又通知去华中接收武汉，刚到武汉，又派我到南昌接收国民党中正医学院（现江西医学院），我就留下来没有继续南下，一直到离休。”
采访出来，我请曾老在外面拍了张体现他手负伤的照片。
下午我乘工作空隙，来到住在江西省政府大院内的兴国老红军姚士禄家。
姚老1917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长岗乡七十村，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分在红九军团当卫生员，1939年和1958年两次入党。
采访中，姚老与我简单地谈起了自己的经历说：“因为家里穷，我12岁那年，家里送我到一户做鞋的人家去当学徒工，在那里学徒，常常会挨打，饱受欺凌。13岁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见红军在街上一家会馆救济穷人，当时心里就觉得红军是上苍派来帮助穷人的大救星。在村里，也常常听到老乡说起红军如何帮助穷人，红军部队的政策官兵平等，大家亲如兄弟，于是我也想去参加红军。1931年，我邀上同村的四个伙伴在当地报名参加了红军。
1934年10月长征时，我从江西会昌县反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战斗前线直接随部队出发长征的，当时顺着会昌河往下，一直走到湖南进贵州，遵义会议后，我调到了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林彪时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杨得志为红一团团长，肖华为政委，耿飚是参谋长。跟着红一军团过的雪山、草地，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瓦窑堡。
1936年1月，我们部队东渡黄河到达山西，主要是搞物资、搞枪和扩大兵源。国民党得知我们主力过了黄河，派了一个团进攻瓦窑堡，我们接到命令又赶紧撤回到瓦窑堡，后又退至保安县（现志丹县）防守，西安事变后，我们到延安，我调在中央二局搞无线电工作。
1938年，我离开延安要求到抗日前线去，开始在山西民运部负责统战工作，后调一二0师三五八旅当电台台长。
1942年回到延安，在军事学院学习，延安进行了整风，整风好的就留在七大队，我留下来了。
1946年，王震进军大别山时，将我调入三五九旅，在大别山突围时，我就跟着王震突出来，到达陕西的高阳县。
1947年，在战斗中我被俘了，在西安关了一年，国民党知道我在中原军区任通讯科长，想利用我，胡宗南占领延安后，由于当时有一个一科科长叛徒了，他指认我是三科科长管无线电，国民党把我从监狱放出来，要我在延安侦察我军的电台情报，我利用这次机会。带着几个同志一道乘敌人不备跑回了根据地。当时，彭德怀得知我们回来，组织召开欢迎会欢迎我们的到来，把我留在前总工作，后又调到军委李克农下面工作。
1949年江西解放后，我找到李克农部长，要求回江西工作，他批准同意了，我跟着方志纯回到江西，先在江西省政府任行政处副处长，后到江西工业厅任物资处处长。1952年调任九江电厂任副厂长，1958年调江西省水利厅任物资处长，1983年在江西省水利厅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