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30日 星期一 晴 瑞金市
今天一早，我乘上了6：30分宁都前往瑞金的头班中巴车，来不及向温宁兴道别就离开了宁都，中巴车是严禁超载的，但乘10多人的坐位，出车站就超过20多人，中途还在往里挤，大部份是外出打工前往瑞金转车的人。8点多钟，车子到达瑞金，走出车站，二十六年前的瑞金印象不复存在，一个崭新的，新崛起的瑞金映入眼帘。
在车站门口我搭上一辆人力三轮车，请他送我去瑞金市民政局，三轮车夫穿小街，钻小巷，到达瑞金市民政局时，我先在招待所住下，放下多余行李，找到瑞金市民政局优抚科，钟运球科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介绍瑞金老红军的近况和管辖情况。
顶着38度的烈日高温，他带我前去瑞金市老干局，到达瑞金老干局，我俩被汗水湿透全身。瑞金老干局是一座新建大楼，还是企业家资助的。环境很优雅，瑞金老干局刘副局长接待了我们，当问明来意后，马上安排二科科长林有生陪我去采访，稍坐片刻，林科长骑来了自己的二轮摩托车，我坐在后面，我们第一个前往就近的老红军杨洪生家。
杨老1918年出生在江西瑞金县武阳乡斗文村，1936年参加南方游击队，跟随粟裕政委在瑞金和福建打游击，1938年部队从江西赣东北的大茅山根据地北上抗日，在安徽抗日前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回到家乡瑞金，担任瑞金县税务局副局长。1958年，由于身体原因提前离休。从杨老家出来，我们来到了老红军钟道山家中。
钟老1912年出生在江西瑞金云石山超田村，参加红军时分在国家保卫队任战士，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保卫苏维埃，参加了五次苏区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到达延安。
抗曰战争时期，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等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辽沈战役，在任五师炮兵团副团长时，指挥攻打绵卅战役中立了功，部队南下到达广西，后任湛江水产公司总经理，于1959年离休回到瑞金。
下午，我继续乘坐林有生科长的二轮摩托采访，首先到了刘家祁老红军家。
老红军刘家祁是瑞金市家喻户晓的老同志，他经常去学校、工厂讲传统，他现居住的一层老式农家木结构房屋，生活简朴，为人和蔼。
他1913年出生在瑞金黄柏乡，1929年参加瑞金农民暴动，1930年参加青年团任黄柏渡头区委书记。
他见我和林科长进来很热情，用江西老俵特有的方式泡茶给我们喝，在交谈中，他多次提到与湖南周、钟结成三姓革命兄弟家庭的经过。
1934年9月，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刘老分配到红军九军团三师工作团工作，十月随军北上抗日，当部队到达湖南宜章地区时，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刘老在战斗中被炸伤了双腿，战友们用担架抬着走，经过湖南临武县，当部队到达兰山县田心铺的牛形村时，因敌人追剿迫近，不便于部队的机动作战，组织决定将伤员分散到当地老乡家中，交给每个伤员银洋七元。作为治伤，给养费用。因刘老伤势较重，无法行走，只有服从组织决定。同志们将刘老抬放在当地群众的一家厅堂里，部队继续前进了。
刘老喝了一口茶，想了想说：“我记得是1934年11月份，早上天亮了，我光顾四周，村子里无人，因为当时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当红军进村前，村里人都将粮食等重要物资搬上了山藏了起来，人也往山上躲了起来，红军离开后，群众陆续回村进家，当房主回家一进门看到我趟在担架上，睡在他家厅堂，就惊奇地说：“这里还有红军！”刘老立即向群众宣传说：“你们不要怕，我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工农红军，我在战场上受了伤，不能随部队北上抗日，后面国民党又追剿来了，只有寄养你们家养伤。”当时在场有四五个群众，刘老又问：“这房子是谁家的，”其中周成林大伯回答说：“是我的房子”，刘老立即将组织上发给的七元银洋给了他，并说：“这是组织给我转交你的治养费”。他接下了银元。
约摸过了不到半个小时，当地国民党的民团来村搜查，有一个民团走进了周大伯家，看见我躺在担架上，用短枪指着我，想当即打死我在厅堂里，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周大伯当即跪在民团面前哀求说：“不要打死他，他是我亲戚，”接着民团在我身上搜查，没有发现什么证件，将我的衣服、鞋子等日用品全部抢走了，民团走后，周大伯怕国民党再来，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便请了一个青年把我抬到屋背后的茶子山上躲藏起来，一躲就是三天三夜，在这三天三夜里，餐餐周大伯送饭、送水给我，国民党军队也走了三天三夜往西追剿红军。当部队走完后，村民将我抬回家，周大伯天天给我找药，洗伤口。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疗伤，我逐渐好了起来，这当中有附近村庄的如麦田，田心、田心铺，田家，李家冲等村群众来周老伯家看我，一是看看红军是什么样的人，二是打听一下红军是干什么的队伍。我抓紧这一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宣传红军的宗旨，北上抗日的主张。经过接触，群众也与我亲近了，有的还送东西给我补养身体。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我初步了解了村庄的基本情况，这个村子是不满20户人家的小山村，有周、钟、黄三姓，周姓占一半。整个村庄很穷，没有一户富农，周大伯一家六口，以种地和加工豆腐卖为生。由于不能维持生活，将二儿子卖掉了，在周大伯家住了一个多月后，伤势有所好转，同村钟愿次的母亲是寡妇，与一个不满十岁的儿子钟愿次为生，她要我去她家养伤，她天天煎药，洗伤口，身体日渐好转，在此日子里我认了她为母亲，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毅然出去找生活出路，当时有一位宁远县的裁缝师傅冯赐发常来村庄做衣服，他也经常喜欢听我讲些革命道理，知道我是受了伤的红军，接纳我为徒弟，教我做裁缝，此后一年多来我一直与冯赐发师傅生活在一起。
1936年秋天，我提出要回家乡看看，冯师傅也知道我的心情，满口答应并大力支持和提供方便，并说：“此去好与家人团聚，回去瑞金坚持革命”。并帮助我回家做好准备，买了一套裁缝工具送给我，并说：“你可以一路走，一路帮人做衣服，赚路费”。
1937年春节后，我安全回到了老家——瑞金县黄柏家中，经过多方努力，四月份与游击队领导人钟德同志、温端星同志取得了联系，并继续以裁缝为掩护做地下党的工作。1937年9月经游击队党委批准，成立了黄柏区委员会，我担任了区委书记。
全国解放后，我与曾经救过我的湖南兰山县牛形村的乡亲们取得了联系，经组织批准，1956年10月，我回到了牛形村探亲，当久别重逢的异性父、母、兄弟见面时，大家热泪盈眶，至今，我与周、钟结成的兄弟情结还没有断，经常有书信、电话往来，相互问候。
最后，刘老深情地说：“至今，我还常常怀念周大伯、 我的母亲和牛形村的乡亲们。”
从刘家祁老红军家出来后，林有生骑上摩托车搭我穿过几条小街巷，在红军巷68号老红军钟同寅家门口停了下来。钟老家中有一个小院，院内种了很多树木，一栋长条型的平房座落在院的西边。
钟老见我们来采访，很高兴，在客厅里我们随便聊了起来。
1917年钟老出生在江西瑞金九堡乡下舍村，1933年参加工农红军，在一方面军三军团任战士，参加了中央苏区四．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1934年10月随部队从兴国出发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钟同寅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从红三军团医院调到红五军团，由于张国煮的另立中央，使我们被动地二次过草地。1936年才到达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在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
解放战争时期在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五军，参加了辽沈战役。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所在的第四十五军奉命入朝作战。到朝鲜后，由于工作需要我又调到第四十六军，丁盛任军长，政委是瑞金的谢家祥。
1954年回国后就在辽宁瓦房店医院任院长，由于东北天气冷，我不适应当地生活，向中组部提出回南方工作，组织上安排我回到了瑞金，在县人民医院任院长兼书记，1960年离休。”
在采访交谈中，钟老告知我说：“住在隔壁红军巷70号的顾玉平老红军是从四川离休回家乡的，在长征中曾任周恩来、邓颖超的警卫员，据说在长征路上还救过邓大姐的命，邓大姐还救过他的命。”听他这么一说，我同林有生立即到隔壁老红军顾玉平家去。
顾老家是一栋二层小砖楼，院子不大，但干净整洁，院中几棵柚树绿葱葱的，听见我们进院的推门声，顾老走了出来，他满头白发，见到林有生科长说：“你来了，请坐。”林科长说：“省里来了个记者，要采访你。”顾老接着说：“好，好，进来喝茶。”
进门左侧就是客厅，摆设很简单，二单一双木沙发，靠东墙放着一张八仙方桌，顾老坐在长木沙发上，我紧靠着坐在单人木沙发上，拿出笔记本与顾老谈了些近况。
我问顾老说：“顾老，你是那年出生的，是瑞金哪里人？”
顾老回答说：“我出生地也搞不详细，三个月母亲被逼上吊自杀了，我在外婆家带大成长的，现在没有一个亲人了，所以也不知道多大了，马马糊糊听人说是1912年出生在瑞金泽潭乡林星村。”
接着顾老讲述了他当红军的情况。
1933年，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苏区总动员，号召青年人参加红军，我当时22岁，从乡下跑进瑞金城报名参加了红军，在红一军团第三师第七团第五连当战士。
参加红军一个月就参加了广昌保卫战，当时在侦察连，战斗打得很艰苦，上前线时，全连80多人，广昌失守撤下来时，全连不足20来人。退下战埸后，侦察连并入“前指”警卫连，回到瑞金梅坑（云石山）。长征出发前，上级调我去当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身边当警卫员，那时，周恩来身边加我有4个警卫员，我和吴生开，范金标、魏国禄。
顾老回忆说：“作为周恩来的警卫员，我和其他三个战友一起，在长征途中既要保证周恩来的安全，又要搞伙食，洗洗、漱漱，当时，条件十分艰苦，除了大鼻子共产国际的李德有单独炊事员，其他首长都没有专门炊事员，我们煮什么，煮得好、坏他就吃什么，周恩来在生活艰苦的条件下，从不挑剔。他还要处理各种事务性事情，考虑下一步红军路线、战略方针。有时整日、整夜不眠，人很瘦，胡子又老长的像恩克斯。
红军血战湘江，突破敌军封锁线到达贵州黎平镇，周恩来调我去当邓颖超的警卫员，起先我不愿去，一个大男人，她是女的，我不愿去，周恩来讲了两次，并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党员，只有服从组织调动。
顾老接着说：“邓大姐很和蔼，很关心照顾我，那时她患了肺病，吐血，脸腊黄的，躺在担架上，我作为她唯一的警卫员，即要管药、管伙食费、弄饭，还要协助管理挑夫和马夫，催他们跟上队伍。”
“邓大姐救了我的命呀。”顾老回忆起翻夹金山的情景时说，
翻夹金山时，风很大，邓大姐见路很难走，她不肯躺担架，由于她身体很差骑在马上，还不断鼓力我注意，快到山顶时，空气稀薄，胸口像有石头，憋得喘不过气来，双脚踩在雪地上跟在棉花堆上走路，脚下不实，挪不动步，我真想坐下不走了。骑在马上的邓大姐见状急了，拼命地叫我：“小顾，快拉住马尾巴，千万不能坐下。”并从包里摸出了两片止晕药，往我嘴里放，要我吞下去，我吞下了药，拉住了马尾巴，终于坚持了下来，翻过了夹金山，如当时坐了下去，可能就和其他战友一样长眠于雪山了。
在过草地时，我们倒下了多少好的战友。顾老讲：“由于经过十来个月的一路与国民党部队的转战和粉碎他们的围追堵截，在过草地时，第一天就遇到了狂风暴雨，大家长期风餐露宿，衣衫破得像吊挂，大雨把大家浇得像从河底钻出来的。毛主席的两个挑夫，都是牺牲在了草地里，过草地，我们没有粮食，每人两把缸青稞面，邓大姐为了给我们多吃，总是说胃口不好，吃不下，她病又没好，也不肯坐担架，柱着棍子自己走，有时我搀着她走，就这样，经过七天七夜，我和邓大姐是光着脚板走出的草地。”
1960年，在进北京开会空隙时，顾老看望周总理和邓大姐，邓大姐设便饭招待顾玉平，让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作陪，饭间，邓大姐对童小鹏说：“这么多年了，你还认识他吗？长征路上不是顾玉平同志，我早就没命了，特别是在草地，没粮食，马也杀了，天下雨，小河暴涨，抬担架头一天过小河时，跌下去就再也没醒过来，是顾玉平同志搀扶我走出草地的。”
长征我们先是到达陕北瓦窑堡，1936年元月才到达延安，到延安后，顾老离开了周恩来和邓大姐，回到了国家保卫局警卫连，他向组织申请想学文化，组织上批准他去了宝安县（现志丹县）红军通讯学校学习。“七七”事变后毕业，参加了八路军上了抗日前线。
全国解放后，顾老曾多次见到周总理和邓大姐，每次都记忆犹新，1970年顾老从四川南充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离休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家乡，一直甘于淡泊，乐于助人，做报告，讲传统，但从不讲自己的功劳和成绩。林有生说：“顾老谦和待人，瑞金市老干局每年慰问时，问他有什么要组织帮助的，顾老总是说：“和那些牺牲了的战友相比，我知足了。”充分显露出一位红军老战士的博大襟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