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29日 星期天 晴 江西宁都县
在参加江西省摄协组织的广昌“莲乡行”活动中，偶遇宁都摄影协会的温宁兴同志，我询问宁都县老红军现况并请他帮忙协助，他很乐意地邀请我前往。
在“莲乡行”活动结束后，同行的几十人都乘车返回南昌，我一人顶着38度以上的高温，从广昌乘中巴一路晃晃悠悠地走了三个多小时到达宁都县城，下车第一件事就是与温宁兴联系，待温宁兴骑摩托来到我约等的电话亭旁时，我心情十分高兴，我坐上他的摩托。
在温宁兴的带领下，转了几条小巷来到了老红军龚有礼家中，正好赶上龚老做九十大寿生日，家里非常喜庆，儿女们都聚在厅堂，一栋老式土木屋，一厅四间，正面2米大的寿字，在烛光影衬下，更显红火，得知我从南昌来，他们都能用正宗南昌话与我交谈，龚老爱人也是南昌人，原来一家住南昌市，1966年龚老退休后，全家举迁回到宁都。
龚老1911年出生在宁都县长胜镇，从小就没见过父亲，哥哥给地主家做长工，他读过三年私塾，11岁时家里困难，他只有给地主家去放牛，同时还要砍柴去卖，经常还要挨地主的打骂。龚老说：“每年年关，地主就来逼债，没钱还债，地主就拿家里的锅去，使你过不成年，有一次，将我家的一床过冬的破棉被抢走了。”
1933年，已过21岁的龚老在反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时参加了工农红军，分在红九军团，罗炳辉是军团长，由于作战勇敢，参军不久就担任了班长，193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在广昌会战失利后，龚老随部队辗转到福建，然后又返回到瑞金，在反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长征。
龚老说：“长征中跟着中央机关，不仅要战斗，还要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别人是走二万五千里，我是挑着黄火清首长的文件等物走了两万五千里的！”
在长征中最难以忘怀的是过草地时的艰难情景，龚老告诉我说：“翻过雪山后，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我们继续往北走，当我们离开毛儿盖时，天下起了雨，再往北走了四、五十里路就到了草地，草地上一望无际是毛茸茸的野草，水有膝盖深，又是黑色的，即使很渴了，也不能喝，有些战友坚持不了，喝下了草地的水，肚子胀得要命，甚至因腹胀而死。有的战友不小心脚被草根刺伤，脚再经黑水浸泡后红肿溃烂，草地上还要挑水草茂密的地方下脚，要不然会陷入深不可测的泥潭中。”
长征结束后，龚有礼到达了延安，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龚老说着，卷起右裤腿说：“这是1937年抗日东渡黄河时，在黄河边上的一次战斗中负的伤，三块弹片仍留在腿里。
因伤势大重，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先后在陕西义河镇医院、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做手术，才保住了腿，但右腿再不能像以前那样行动自如了，膝部再不能弯曲了。因为行动不便，龚老再没有上前线参加战斗，但一直在部队工作。1941年后历任延安大便沟留守兵团联防司令部招待所管理员、延安飞机场军政研究班联政高干休养所科员、所长、山西吕梁军分区大武镇兵站站长、西北军区卫生部制药厂副股长、政治指导员、西北军区复员大队分队长。直至全国解放。
全国解放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江西庐山干部疗养院负责人、江西采购厅纤维检查站副主任、江西省商业斤招待所副所长、江西供销社副食品处副处长、1966年10月离休回到老家宁都。
结束对老红军龚有礼采访，我又坐上温宁兴摩托，来到了宁都县保险公司宿舍采访老红军郭春福，郭老原住房由于城区改造拆了，还没建好，临时住在女儿家。
我们进屋时郭老正在看电视，见我们进来，忙起身让座，吩咐女儿倒茶，郭老身体高大，白净的脸上留着雪白的胡须，露着笑容，得知我们来意后，叫女婿将履历表给我看。
郭老1914年出生在江西宁都县对坊村，1931年不满17岁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十四军第十团第一营任战士。
一到部队就投入前线参加反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围剿”的战斗，在连续参加三、四、五次反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围剿”战斗的锻炼，郭老成熟了，从战士、班长升到了排长，并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前夕任红九军团第二营第六连付连长。长征中任警卫队长，到达延安任第七一八团内务队长，负责保卫毛主席和中央领导。
当我问到长征中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时，郭老说：“那太多了，但是，罗炳辉军团长的一袋炒面救了我的命。助我走过了雪山、草地这是我一生难忘的。”
接着郭老回想起了他终身难忘的几次经历。
1935年，我们长征来到夹金山下，上面给每人发了一袋干粮，我要求大家再准备干粮，我还搞了一些辣椒，磨成了辣椒面，足有一斤多，我谁也没告诉，准备过雪山时防寒用。军团长罗炳辉忙于军事没有找到辣椒，他从警卫员处得知我搞到了一斤多辣椒，就对身边警卫员说：“你去把你的队长叫来。”当时我刚任警卫队长，警卫员找到我说：“军团长叫你去。”我就跟着警卫员去见罗炳辉，心里还不知什么事，我记得当时罗炳辉站在马傍边，马绑在一棵大樟树上，马鞍子放在草地上，他见我来了，就指着马鞍说：“你坐在这里，”待我刚坐下，他用商量的口气说：“郭老俵，，叫你来没什幺事，听说你搞到了一些辣椒面，给我一点行吗？”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马上就说：“好啊，从挎包里拿出辣椒面倒了一大半给他，他高兴地说：“够了、够了，谢谢。”忙叫勤务兵去拿了一袋干炒面给我并说：“我与你换，”我说：“首长，不必要了，你留着吧，我发了一袋。”罗炳辉说：“你不要，我也不要你的辣椒面，我们是交换，留着过了雪山还是用得上的。”
翻过雪山，在过草地时，我就将剩下的小半袋干炒面充饥，倒一点放手心，用凉水冲一下，就这样吃，来回草地，前后有近十来天，要不是这袋干炒面，非死在草地。我的好战友，老乡刘延久在草地晚上睡觉时，他和我背靠背的坐在地上睡着了，待天亮我发现背上冰凉的，站起来一看，他己经牺牲了。
1935年10月，郭老到达延安，1936年初，调到中央警卫团任内务队长，负责中央首长的保卫工作，内务队住在外面窑洞，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住在里面窑洞，一次，郭老看见毛主席的布鞋子前面都穿出了几个洞，大脚趾头都出来晒太阳了，毛巾破得像鱼网。
郭老说：“我乘毛主席开会之际，偷偷地将布鞋、毛巾拿去后勤部门换了一双新布鞋和一条新毛巾。
毛主席开会回来发现新鞋、新毛巾就对我说：“郭老俵，部队换装发内务啦。”
我说：“没有，我看你鞋子、毛巾实在不好用了，拿去后勤部给你换了新的。”
毛主席很严肃地批评我说；“你把新鞋和新毛巾拿回后勤去，我能搞特殊吗？这样怎么行，你不换回来，我就处分你，关你禁闭。”
郭老笑着说：“吓得我第二天一大早就赶紧换了回来。”
为此，我这个内务科长因违反纪律被撤了。”
郭老说：“我们党能得天下，一是老百姓拥护，二是官兵平等，任何人没有特殊。”
他接着讲述抗日时期国共合作，跟随肖劲光去阎锡山部队发生的一个故事。
他从内务科长下来后，去了肖劲光司令处工作。
有一次，肖劲光司令员要去阎锡山部队检查防区，点名要他同去，检查完防区后，阎锡山请肖司令、郭老和其他几位干部吃饭，肖司令员当时拒绝入“宴。”原因是除干部外，随行的警卫员阎锡山没有请，肖司令员提出：“要请就一起请，专请干部我不吃。”阎锡山无奈，就全部请了。当时，国民党很多当兵的在场，见此情景，都很仰慕我们部队的官兵一致，有的当场就说：“你们共产党真好，官兵像亲兄弟，我们部队是做不到的。”为此，有很多阎锡山部队的兵转投到八路军来。
当谈兴正浓时，郭老很激动，他那中音高吭宏亮的嗓子里唱出了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在场的人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和着节拍一起跟着唱。
坐在一旁的邹贡生是郭老的女婿，他插话说：“我岳父一贯对我们要求很严，而且时时教育我们及下一代做人要诚实，诚实是做人的根本。”
郭老听后接着说：“做人就是要诚实，1934年，我在瑞金红军大学学习结束后，授命前往福建长汀扩红，扩红的战士很多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加上当时反“围剿”战局紧迫，有的战士来了两三天就上了战场，当时我任副连长，由于连长是“晴光眼，”到了晚上什么也看不见，晚上打仗我一人指挥全连，在一次战斗中，很多新战士不会扔手榴弹，我就将新战士手榴弹集中起来，由我来扔，战斗打得很激烈，突然，听到退出战斗的军号声，我带领全连撤出战斗。
在宿营时，我们都是和衣而睡，我将两颗手榴弹一包垫起当枕头，早上，天蒙蒙亮，部队集合往瑞金集结，当时走得急，到达瑞金后，我发现少了两颗手榴弹，想起遗忘在宿营地，当年枪支弹药红军奇缺，我想赶回去，但时间紧来不赢，我就找到团长汇报说：“我两颗手榴弹丢在宿营地。”团长听后很生气，就叫我到房间去，当时我不知干什么，就去了。后来，我要小便出门，一看，门口已站了警卫，心想完了，我被关禁闭了。
在这几天里，组织上去了我宁都老家了解我的出身。在家表现，证明我没有其它原因，至少不是故意扔掉手榴弹留给敌人使用。保卫部长张令彬（后任后勤部长）叫我出来，要我担任长征中的运输队长，我不肯去，并说：“丢了手榴弹就要关禁闭，如果丢了武器，不要被杀头。”张部长说：“小郭呀，我认为你最诚实，你不讲手榴弹丢了，谁也不知道，你讲打仗扔出去了，大家都会相信，就因为你诚实，所以我就要你担任运输队长，我才放心。”我只好从命，在长征途中，由于红军伤亡很大，留下很多武器，我们运输队任务越来越重，我就请示罗炳辉怎么处理，他命令我们把枪栓拆下，枪分开掩埋，埋好后用草烧些草灰盖着，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实践证明，人只有诚实地去工作，才能得到大家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