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朋哥顺利升职，我接了他的位子，我们就又回到了以往合作无间的日子。外国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我们总能找到合适的方法应对。既能完成业绩，又不至于成为公司的靶子。虽然依旧忙碌，强度大时依然通宵，压力大时依然失眠。但总体来说，日子过得平稳而充实，单调但不枯燥，重复却不乏乐趣。
我又搬了一次家，换了个大点的房子，仍是合租，同住人变成了小妹。当年那个和我比赛吃饭，谁后吃完谁刷碗的哭鼻子妞，如今已是大学毕业的大姑娘。像当年爸妈和老姨不了解，为什么我报工商管理专业一样，我们也不明白她明明考了那么多分，偏偏要去北京林业大学修“园林设计”。更不明白为什么她学了四年的园林设计，偏偏毕业了又不愿意从事相关工作，一门心思要搞文学。我开玩笑说，这回没办法卖她的设计图换钱了，顺便问她下一步打算。她说想考研——文学类的研究生——但是家里没办法安心备考。我于是租了个大两居，让小妹来我这里住，一让老姨放心，二让她静心。
我也是从应届生过来，很能理解她的迷茫。刚进入社会的头两到三年、头两到三份工作，都还是自己摸索和定位的阶段，很难定义在职场的未来。只有再回头去看当年的选择时，才能发现一丝脉络。
从某种意义上讲，并没有“入错行”的人，因为我们最终赖以营生的，都是现实中自己能接受的，或擅长或喜欢的工作，其余只是“得陇望蜀”的幻想罢了。后悔只是一种情绪，不存在任何可操作的意义。再给你选择一次，你仍会这样选。或者选了另外一条路，如今你仍然会后悔罢了。真正有勇气重新选择并改正的，现在改也不晚，不存在后悔一说。
我从这阵开始认识到，职场选择，无非就是“行业”“职业”“企业”。
行业看的是特点和未来，比如零售行业的特点就是稳定，“衣”“食”都是民生的基础，利润虽然不高，但胜在是刚需，只会演进和发展，但不会淘汰，总会有从业的人员。房地产和证券业这样的行业，则要波动得多，大进大出，特点是“三年不飞，一飞冲天”。遇到好行市，快钱、大钱、热钱，各种传说，行市不好则一地鸡毛。零售业与房地产业的比较，就是稳定与风险、微利与厚利的区别。很难说好坏，更多是选择。
职业呢，讲求的是擅长和喜好。我做过一年不到的销售人员，对这个职业所需要的强大内心和广泛交际的能力，深有体会的同时，也自知力不从心。这就不难理解我之后从事相对偏甲方的职业，虽然需要借助平台力量，并且收入远不如同级别的销售员，但胜在可以保护自己的自尊心。这同样不是对错的问题，依然是选择。
职业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却要留心“职业边界”是否明确。越是职业边界明确的，越需要比较专业的职业知识、经验、素养，相对应的，也越有职业壁垒。比如医生、教师，是几千年来都有的职业，是边界最明确的、有人类就需要有的职业；再比如律师、财务、人事，这些是现代政治、经济、市场系统逐渐建立和完善下，形成的“强边界”的职业，只要从业能力强，就具有跨行业从业的条件；再比如程序员、设计师、采购员、销售员，相对边界比较模糊，有一定的跨行业的属性，但受众面会比较窄；再边界低的，就很难算职业，只能算“岗位”了。总的来说，尽量向职业边界明确的方向靠拢，总是稍显优势一些。
最后是企业，好企业和坏企业很难界定清楚，很多时候也因人的性格而异。但在“软因素”相同的条件下，“硬指标”还是有一定参考的。大企业虽然有大企业的毛病，但相对发展空间比较大，有足够的“金字塔顶”可以攀登。
用这几个视角来看我目前的状况：参与的是相对稳定的零售业，属于“勤行”，细节多，涉及条线多，耗费时间，但接近民生，对外部环境的需求是比较低的。在打工的前提下，财富自由是不能想象的，同满是财富神话的投资业、金融业无法可比，但胜在稳定。企业在世界五百强的中下游，颇有实力，职业有一定的上升空间，最起码还没看到天花板。所以亮子和刘主任经常说羡慕我的状态，我虽不以为荣，但却也颇为满足。
刘主任是我大学同学，和我同年但不同班，与我和亮子的交集是在学生会时期。他因为成熟踏实，最终当了学生会主席，而我是他的副手。我对此并无不满，沉迷于泡吧，学生会的事最终都是下一届的亮子他们在弄。刘主任是搞学生活动但不影响学习的典范，与我门门挂科重考不同，他最终完成了法律硕士的学业。又过了几年，同在北京落脚的我们，经常联系聚会，成了最好的朋友。
自从刘主任考上了国家公务员，我就叫他刘主任。我们都觉得他情商高、性子稳，定能在体制内有出息，只有他自己觉得人生一眼望到边，经常陷入纠结。当然，即便纠结时，也很少见刘主任沮丧或者发脾气，他总是积极乐观，宽厚单纯到甚至有些“拙”。我喜欢拿他开无伤大雅的玩笑，在言语上欺负他解闷，心里其实拿他当主心骨。每当我烦闷时，就赖上他请我吃饭，他总是边骂边叫上亮子，一起听我喝多了唠叨。我在他俩面前张牙舞爪完，第二天就能重拾面对世界的勇气，屡试不爽。
亮子刚来北京时在外企上班，后来辞职一门心思创业，低谷时没什么收入，却百折不挠。我心中佩服他的勇气，但没什么实际上的支持，只能摇旗呐喊。亮子爱人是我们的学妹，比亮子还小一届，是我和刘主任招进学生会的，我们经常以媒人自居。他们毕业后结婚，孩子和天哥差不多大。刘主任的妻子是他的研究生同学，开朗随和，我们几个于是成为了家庭式的朋友。
我一直认为我们能成为朋友，来源于我们是大学校友，从同一个省，考差不多的分相聚，同有一段生活，然后同样来到大城市打拼。我们天然有着相同的价值观，理所当然地感同身受。可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认为这些理性的标尺都是无用的。我们和太多有同样北漂经历的校友都没能成为朋友，甚至我们彼此的性格都天差地别。偏偏我只有在他们面前，才能荣辱不惊，贫富无差，进退无忌。这不得不用缘分去解释，虽然我压根不信这些。
最近这个时期，除了自己，我几乎什么都不信。
刘主任说我是悲观主义者，我说我其实是怀疑主义者。
很难说是因为工作的性质让我更怀疑，还是多疑的性格让我从事了这个工作。我日常工作中最常用的技巧就是谈判，商务上与供应商谈，业务上与朋哥谈、与外国人谈，流程上与合作同事谈。很多人把谈判看作辩论，要争个谁对谁错。可大学参加辩论队的时候，我就明白辩论是辩不出结果的，你辩驳得越精彩、越翔实，就越会使得对方对他们的观点深信不疑。这事只要看看我爸妈，几十年如一日的“反问式”辩论，就知道了。
所以谈判重要的不是说服，而是“开价”。商务谈判就是双方接受一个满意的价格，不是你让步，就是我让步。所谓的“双赢”，其实只是换了视角或者提高格局，在时间或者高维度上的二次思考，本质上并不能避免最终要“同一”价格。同一的价格不总是一样，但总是在双方的“底线”之间，低于任何一方的底线都不能成交。谈判说白了就是试探并靠近对方底线的过程。这个过程里，充满了云山雾罩的“开价”和方式不同的“博弈”，一切都是技巧而已。没有那么多的以诚相待，就算有，以诚相待也只是当下的技巧。
“谈判”和“沟通”其实界限很模糊，在怀疑的前设习惯下，你很难找到“信”。久而久之，我变成理性的信徒，时刻寻找着世间一切事物的“明码标价”——当然，绝大多数不是金钱，而是逻辑。
怀疑一切的另一个衍生品，就是只信自己。无论是自大或者自负这种盲目自信，还是自律或者自责这种谨慎自信，最终都归于“只自己可控”，把终极的行动和关注，都放在自己身上。好的源于自己努力，坏的毁于自己粗心，总之好坏都是自己的问题，都要自己反省，自己进步，自己努力，自己强大。你挺直脊梁，就“谁也锤不倒”。
就在我以为谁也锤不倒的时候，眼前一白，又一黑，晕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