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终于给孩子买了一台电视机
迁居南宁后，我们的女儿有了较好的学习环境。大女儿晓颖成为民主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小女儿晓宇进入区直机关第二幼儿园。二幼和民主路小学仅一墙之隔。每天放学时，晓颖总是到二幼接妹妹，然后姐妹俩一起穿过广西日报社和建政路，步行回家。
80年代初期正是改革酝酿阶段，市场供应紧张，各种票证依然流行。无价票证有价化现象泛滥成灾。粮食、食用油、蜂窝煤、副食品、自行车、衣车、手表、彩电都凭票供应。
那时，我们家连一台电视机都没有。晚上，孩子们都到邻居家去看电视。原因是缺乏“两票”——钞票和彩电票。我们的工资都很低。我和映川的工资合起来也就是100元左右。1984年，熟人帮忙弄到一张彩电票，我们花了多年积蓄的1000多元钱，买到一台14英寸的日立牌彩电。终于实现了在自己家里看电视愿望的两个孩子高兴极啦。
小女儿成了党校图书馆最小的读者
五、我把自己交给了妻子
几十年来，我们家生活上的那些事，包括吃、穿、用等等都是妻子在管。我对逛商店、买东西等活动，不仅全无兴趣，而且缺乏耐心。
上个世纪90年代，两个孩子都上中学。每当妻子出差，我被迫担起买菜、做饭的责任。那时，早餐必定是馒头加稀饭，中餐和晚餐，不是萝卜就是白菜、豆腐或者南瓜。两个孩子几乎顿顿饭不是说菜咸了就是说太淡了。有一次我买回来两条埃及塘角鱼，想给孩子增加点营养。
谁知蒸熟端上桌子后，两个孩子的筷子都远远地绕开它。不管我怎样做思想工作，都无济于事。无奈之下，我只好独自享用。这才知道，原来那鱼看起来很漂亮，却全无鱼的鲜美香甜味儿，反而有一种令人不适的腻味，实在难以下咽。我只好把它全倒掉。那时，两个孩子几乎天天叨念：“妈妈怎么还不回来！”
我也急盼我们家那位出差的主妇赶快回来。妻子在家就是我的幸福。我严守不干涉、不挑食、不抱怨的“三不主义”，把全家，包括我自己，都交给了她。对于今天买萝卜还是白菜，明天早餐吃馒头还是吃包子，这样一类问题，由她全权处理。她喜欢买什么菜，就买什么菜。她做什么饭菜，我们就吃什么饭菜。不仅吃的是这样，穿的、用的也莫不如此。我的衣服、鞋子、袜子，包括内衣、内裤，全都是妻子买的。在我的印象中，结婚以来，我从未自己单独买过什么衣服。我穿多长、多宽的衣服，穿多少码的鞋子和袜子，她全熟记于心。我不是一个讲究穿着的人。在多数情况下，妻子买给我的衣服，我都喜欢。直至现在，我的妻子不仅很称职地管理着包括我、我们的女儿和外孙女儿在内的全家的生活，而且，在照顾老人、处理与兄弟、妯娌及侄辈的关系上，她都做得很出色。上个世纪80—90年代，我们一起送走了岳母、岳父和我的母亲三位老人。此后，每年清明节，在多数情况下，我因有事离不开，都是她不辞劳苦，代表我回乡扫墓。2012年，迁葬我的母亲，按照家乡习惯，中间有选墓地、刻墓碑、顾请地理先生、顾请工人、购买水泥、沙子和砖子等许多琐事。映川提前返乡，同侄儿们协商，把所有的事项办理得井井有条，妥妥帖帖。须知，她也已经60多岁了！
一生何求！
我为有这样的妻子而倍感幸福。我为我的妻子，也为我自己感到自豪和骄傲。
六、全家学电脑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是我的丰收季节。拼此一搏的我在校外大量兼课。由于学生参加全国统考及格率高达94-96﹪，所以，聘请讲课的单位纷至沓来：广西电大总校、南宁市工人文化宫、南宁市二轻局、广西图书馆、广西农学院、广西物资学校、广西总工会干校、南宁立信会计学校、邕宁化肥厂、南宁市兴宁区司法系统、广西水电厅、广西煤炭厅……
在广西电大文科部主管詹教授的推荐下，我几乎年年被聘请为广西电大评卷学科组长。那时，虽然我的工资仍旧是100多元，但校外兼课带来了较为丰厚的收入。生活稍有改善。在本校教师中，我们家成为最早购买电脑的家庭。那年初秋，我们花了七千二百元钱买了一台彩显的“386”电脑。可是，除正在读高中的小女儿晓宇学过开机、关机、启动等简单操作之外，一家人全是电脑盲。总不能让“386”当专职摆设呀！那一年我已经52岁，有天生的犟脾气。学！我买来有关“DOS”命令和王永民的汉字五笔字型输入法等书籍，一个命令一个命令地学，一个字根一个字根地练。一段时间之后，130个字根在键盘上的分布、字型和末笔画字型交叉识别码、汉字拆分原则、编码规则与输入方法等，均已熟记于心。但是，DOS命令就没这么容易学了。在我看来，那些命令既零散又繁杂。我高中和大学学的都是俄语，不懂英语，无法从中找到什么规律性的东西。DOS命令比外语单词难记得多，学起来真难！好在中文输入法学得比较顺手，盲打当然还远远达不到，但十个手指基本上都能发挥作用，常用的简码字和常用词组的快速输入方法也基本上能够掌握。这点小小的成绩，使我乐不可言，越学越有兴趣，劲头越大，我那时相信，掌握汉字输入技术应该是入门的基本功。掌握了这项基本功，别的操作技术再一步一步地慢慢学吧。
90年代中后期，我不仅自己用了不少时间学电脑打字，而且要求家里人个个都学。一段时间里，我自充老师和裁判，组织妻子和两个女儿开展五笔字型输入法学习比赛——比背诵五笔字型字根助记词；比背、记五笔字型字根总表；比汉字拆分的准确性和拆分速度；比汉字编码的准确性和速度；比中文输入速度……那时，单位和家庭都还没有宽带，没有网络，没有校园网。生活中还没有“上网”这个词。家里的电脑都是单机运作。我们那台386在家庭学习中起了难忘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多年之后，我的学生惊奇地发现，我的中文输入速度并不比他们年轻人慢多少。他们问我用的是什么输入方法。我告之曰：五笔字型法。学生们“啊”地发出一片赞叹声。我知道，学生们之所以“啊”，是因为他们知道五笔字型输入法的输入速度比较快，但此法的学习难
度比较大。他们想不到的是，我这个60多岁的老师，还能掌握这样难学的方法。学生们多数用的是拼音输入法。拼音法因同音字多，选择同码字过程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对输入速度有所影响。但此法同我国小学的汉语拼音教育紧密相连，学习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手机普及之前，在同我有联系的北大老同学中，能够使用e－mail进行沟通的人不多，能够制作演示作品的更少。有几位老同学，收发邮件都需要请儿孙帮忙。在这件事上，我比他们占有一定的优势。90年代末以来，我几乎每天上网。看新闻、查资料、写稿、发稿、游戏、聊天……这些活动项目成了每天的必修课。一天不上网就感觉不舒服。我觉得电脑和网络这个东西太好了。有了它，你可以随时用很低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很方便地和整个世界以及世界任何地方的朋友进行文字、图形、声音等方式的相互沟通；可以在短短的几秒钟时间内，准确实现全世界范围的信件、单据、资料等信息的传送或接收；你可以用很短的时间迅速找到所需要的资料。不会电脑肯定是人生一大遗憾。2012年秋，我制作了一个题为“叶落归根44秋”的PPT作品并刻成碟片，寄给部分老同学。他们看后都很感兴趣。有的老同学还说要参照我的办法，让孩子帮做一个类似的碟片。
后来生活中逐渐普及了手机和微信。不会电脑的老同学个个都学会了使用手机。但电脑仍有许多优势是手机替代不了。
时代变化太快了。垂暮之年的我们，还能赶上一点儿现代化生活的尾巴，使晚年生活得以增加一点乐趣和质量。我们这一代，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
家庭主妇和她的孩子
七、平凡的螺丝钉
我的妻子1965年参加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是电影放映员。1984年4月她随我调入党校，先后任校办公室和函授学院干事、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2001年6月晋升副处级调研员。80年代末期她考取党校党政干部政治大专班，学习期间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学员，获得大学专科毕业证书。
2001年4月，映川在回顾自己在党校的工作历程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在党校已经度过了整整17个春秋。这17年里，有13年是在函授学院度过的。我目睹和亲历了党校函授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校学员由200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50000多人，办学层次由单一形式到多种形式，办学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日渐扩大和提高。我对我们的事业的发展感到由衷高兴和自豪。自己是整个机器的一颗螺丝钉。13年来，如果说做了一点工作，那么，主要就是尽心尽力地做了本职岗位上的平凡的工作，起到了一颗螺丝钉的作用。”
八、饮水思源
人应该饮水思源，知恩图报。我三岁丧父。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弟，生活极其艰难。在我的幼年时期，我们全家，靠着舅父帮助，得以勉强生存。80年代中期，舅父生活困难，房子岌岌可危，无力修造。我主动写信给舅父，建议表弟们筹措一部分，我支援一部分，把房子改旧换新。他们采纳了这个意见。我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倾其校外兼课所得，寄给舅父5000块钱。当时人民币的含金量和现在不同。舅父家住农村。估计我支援的部分占建房费用一半以上。重要的是，我还了长期以来的一大愿望，内心稍感宽慰。
90年代初期，有一次，偶尔听侄媳说，有一在贺州某工厂工作的谭姓表弟考取华中理工大学，厂里不同意供其上学，一切费用全由自己负责。家里十分困难。此人是我已故小姨妈的儿子。小姨妈是我母亲的妹妹。姨父原是小学校长。我读初中时，曾得到小姨妈和姨父的一些资助。1957年，姨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回家。从此他们的生活一落千丈。小姨妈长期患病。我大学毕业后，听母亲说，小姨妈经受不住沉重的政治压力、生活压力和疾病折磨，于60年代中期自缢身亡。上述表弟大概是我上大学之后出生的。我从未见过他，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自己是靠国家助学金念完大学的，深知穷苦学生的艰难。虽然自己生活并不宽裕——那时，我的两个女儿正在念中学；我母亲于1989年中风后处于半瘫痪状态；岳父亦是年老多病。我和妻子的工资总共只有三百元左右。（我妻子的工资是：1989年10月，97元；1990年11月提为105元；我的工资比她多一些，具体之数已无据可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仍想给那位从未见过面的表弟一点小小的帮助。于是，我便写信回老家向母亲打听，得知那位表弟的姓名和通信地址。从此，每月发工资，我又多了一处汇款的去处——原先是两处：母亲、岳父，现在增加表弟，变成了三处。每月寄给表弟的钱少得可怜，只有10元。
10块钱也敢拿去助人。现在看来也许有点儿可笑。但是当时，我也只有这点儿能耐了。为了还那一点心愿和求得内心的安宁、宽慰，我并未因自己能力小而有什么愧疚。相反，我做这件事是很认真的：每月必寄，从未中断，直至他毕业为止。
那位表弟毕业时，给我寄来一张在华中理工大学大门拍摄的、伸出食指和中指搭成V字形以示“胜利”的相片。此君亦颇为有趣。他到海南工作后，给我来过一封信，此后再无联系。
其实，联系不联系并不重要。只愿你过得比我好……
九、个体户的辛酸
在一段时间里，社会上流传：“拿手术刀的比不上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的说法。在此说法的导引下，“个体户”成为许多人羡慕的香饽饽。
可是，我从亲身经历中得出的认识却是，个体户不好当。下面只说三件事：
第一件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1995年，大女儿晓颖高中毕业后，征得学校同意在我所工作的学校内租得一间房子，开办专门为学员服务的小卖部。此前，我们从未做过生意，靠着朋友的指点和帮助，历尽千难万难，方能逐步办齐工商许可证、房屋租赁许可证、税证、售货员健康证、公用电话代办证、邮票代卖证、烟草专卖证。所有这些“证”都是用钱买来的。而且，每一个“证”都必须反复地买——以“年审”的名义，每年买一次。否则“过期作废”。有的卖证者不仅要你买证，而且规定你必须买书、买报——订购书报是年审的前提条件。谁要是敢多说一句话，马上把你的年审申请表丢在一边。
第二件事，无奈的被劫者
1996年初夏的一天中午，我用人力三轮车帮女儿在华西路小批发市场进了一车货，其中有洗衣皂、香皂、洗发水、毛巾、牙膏、香烟、糖果等袋装小吃。不同的物品分别搁在不同的纸箱里。装好车后，我用那条两头带铁钩的长长的胶带，把装满货物的纸箱同三轮车的车箱紧紧地捆扎起来。初夏南宁的太阳已经异常毒辣。我头戴草帽，脚蹬三轮车从华西路东行，穿过朝阳路、华东路至友爱路折向南行。友爱路左拐人民路处是一段上坡路。那时，那个地方尚未设红绿灯。大汗淋漓的我吃力地蹬着车，似乎听见身后有人喊：“偷东西啦！”车辆和行人都很多，正在上坡加拐弯中的我停不下来。等到完成拐弯，停下来时，回头一看，拇指粗的胶带已经被人割断，一头勾在车上，另一头斜向地面悬挂着。三轮车箱最大的一个纸箱已经不翼而飞。那一箱装的全是香烟。我茫然四顾。行人、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从
身边匆匆而过。那个装满香烟的纸箱，连影子也看不见。
女儿一个月的辛苦也挣不回来啊！我心中的无奈之感难以言状。
第三件事，假币全是我收的
因为可怜女儿和妻子辛苦，我便在中午时间主动代替女儿看店。谁知好心并未一定能做好事——我竟然连续多次收到假币。妻子发现，假币都是我收的。总共六张，都是大面额的——100元的四张，50元的两张。我不得不接受批评，收起好心，不敢再做好事。
小卖部开办不到半年，其他干部职工及家属纷纷“跟进”。不少人向学校提出租房开店的要求。学校无房可租。“跟进者”用木板等物在学生食堂前及路两旁搭起了许多“窝棚小店”。学校风雅大伤，被迫做出决定：所有小店（包括我们的小卖部）统统搬出校外，任何
人不得在校内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搬出校外不久，我们就停止了小店的经营，成为1994年至2004年十年间全国770万家消失的个体户之一。从此，大女儿晓颖便成了失业人员，直至现在。
考虑到将来我们不在时她难以生存，我们给她买了一份养老保险，也只能这样了。我们尽到了做父母的责任，将来的事只好听天由命。
下班回来马上在店里当售货员的映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