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
转过年来，父亲的脑子似乎比以前更健忘了。他一天到晚在整理东西，收拾好的东西又忘记放在哪里，于是再翻箱倒柜再找。一天他在后凉台破箱子里找到一个牛皮包，由于时间太长了，包的表皮已经老化了。据说是一个老式的牛皮作战军事指挥包，是日军专门装军用地图的。可是母亲却调笑父亲说：“你爸爸不懂军事，攻城略地一窍不通，撤退逃跑却是行家里手，他的地图是用来撤退用的。”父亲也反唇相讥：“带着你们这些医院不会放枪的卫生兵和伤病员能跑出敌人的包围圈就不错，一个也没有被敌人俘虏，这就是最大的军事胜利。”
后来母亲曾经讲过，其实你爸爸那时候挺不容易的，医院安顿下来，他除了完成救死扶伤工作之外，唯一的爱好就是看地图。他没有受过军事教育，就凭着战场上缴获的地图、教材一点一点的在战争中学习军事。那时候解放区和敌占区犬牙交错、瞬息骤变，带领着这支非武装部队和一个排的警卫部队巡回医疗更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一旦受到日、伪军的围追堵截不能顺利的跑路，这支部队无异于待宰的羔羊。从这个意义上讲，父亲通过自学军事还是有点军事才能的。不过，“跑路”是保存医疗队伍的有生力量，但毕竟不是抗日战争的主流，为此他也很少提起那段“苦难的历程”。
父亲是1938年在延安抗大四期毕业以后留在抗大卫生站工作，随之改建抗大医院。父亲到抗大医院首要的工作是建立医院的各个部门，这个工作先期到达工作岗位的政委已经完成了基础工作，即招收了不少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有理想、有抱负、参加抗战的知识青年（这其中也包括我的母亲）。对这些参差不齐的知识青年进行医疗知识的培训，况且又是在缺少老师、教材的情况下进行，这令父亲十分忧虑。更让他不安的是这个新组建的医院缺医少药，他曾经多次找到后勤部门反映情况，后勤部门首长表示，目前医院的缺医少药状况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由于国民党的控制，日军的封锁，我们外购的物资根本运不进来，药品属于战争期间绝对控制物资，这些除了在战场缴获敌人的以外，没有其它来源。后勤部门首长要求医院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父亲暗暗搓火，这将意味着抗大医院缺医少药的状况得自己解决。虽然父亲从后勤部空手而来又空手而归，但是思想是有了不少收获。回去和政委一商量，要了一个排的保卫部队，带着医院开始到周边根据地巡回医疗。这样一方面救助伤员，一方面试图从前线搞一点缴获的药品。到了前线父亲才知道，部队打了胜仗，在清理战场时确实发现不少敌人遗留的医疗用品，由于战士们看不懂外文，又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加上人手不够，这些医疗用品基本上都遗弃了。医院在八路军各个根据地巡回，驻军领导对抗大医院褒贬不一，战地医院解决了战斗伤员的救助问题，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负担。敌后根据地的敌情瞬息万变，一但发生了敌情，部队要保护战地医院的撤退，如果再提出其它额外要求，就会使部队对战地医院欢迎度荡然无存。父亲和政委商量后开始以“服务换物资”即部队团以上的领导负伤一律由我父亲主刀（无论多忙），术后有专人护理（无论医护人员多少），痊愈后由父亲送别并向这些领导讲述医院困境要求他们打了胜仗后，将非战斗物资派人送到医院（因为战士分不清那些是医药物资）。父亲用这样的方法筹集到一部分医药物资，使抗大医院有了较大发展并受到校领导颁发的奖章和接见。
有一次陈赓同志负伤到了抗大医院医治，父亲在上海时一家进步书店见过他一两次，父亲一边查看他的伤口一边用上海话寒暄，然后告诉陈赓同志，伤势不重，需要手术，但是目前医院缺医少药（象陈赓这一级的高级将领做手术都没有麻药，做手术就是生剐活人肉，极其痛苦。）让他要忍住疼痛。陈赓调侃道，拿刀子生割老朋友肉，你也下得了手，怎么也得采取点措施。由于是他乡遇故知，父亲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动用了半支“特供中央领导”的麻药。术后父亲也没有忘记叮嘱要陈赓同志“要还那半支麻药”，陈赓同志在北方指挥作战一打胜仗，无论多远，交通不便，他都要派人把缴获的非战斗物资送到抗大医院。这些非战斗物资除了医药物资以外还包括缴获的柯达照相机（这可能是柯达最老的照相机了。见照片）、放大器、胶卷等等。此外陈赓同志还送给了父亲一把镀银的勃朗宁手枪，父亲一次也没有用过，50年代初，收缴武器，父亲恋恋不舍的交了上去。
1961年，陈赓在去上海的前夕到家里看望父亲，我看到一个身着便装矮胖的老头后面跟着一个解放军战士拿着一筐东西从一辆吉姆轿车下来直奔我家。好奇心使我不顾一切的跑回了家中，我主要对筐里的东西感兴趣，那时正是“困难时期”。透过客厅的门缝，我看到父母亲和客人正在谈笑风生，筐里装着我从来没有吃过的热带水果（荔枝、洋桃、菠萝）。不长时间，客人起身告辞。到门口时，我听到客人朗朗笑声并说道“老洪，你那半支麻药可值钱了，让我还了一辈子的帐。”过了一段时间，报纸刊登了陈赓同志逝世的消息。记得那天晚上，父亲对母亲说，上次陈赓来我家时就发现他身体不好，有心肌梗死的前兆。特别是他对自己身体盲目乐观、满不在乎的态度，我几次要提醒他，你总是拦着不让说。母亲也很悲痛的说，陈赓已经不是在你医院治伤的那个旅长了，人家是军委的大首长了，人家有自己的保健医生，你这样口无遮拦的说三道四是不适宜的。父亲不以为然，保健医生敢说他吗？我敢。话说到这儿，双方都沉默了。父母都明白，故人已去，再讨论这个话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