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
年初父母亲商议准备看看他们的老首长何长工同志。同志曾经担任过抗大副校长，是父亲的老领导，自从离开延安去东北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可是父亲这个身体确实去不了，只好母亲一人独往了。母亲临行时父亲一再叮嘱她，告诉老领导保重身体，感谢他在抗大期间对自己的关照。母亲走后，父亲在病床上和我谈起了他的一段往事。
1943年初，父亲应召回延安参加“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实际上在42年就开始了，据父亲讲，根据以往经验，后勤部门历来办事拖拖拉拉，什么运动走走过场。父亲以为学习几天就回来，工作简单交代了一下就走了。这次他可想错了。这次延安整风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整风的目的不是学习学习提高思想觉悟而是重点在于审干和肃反。到了延安抗大总部立即分组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不久就进入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背靠背揭发等等整风程序。政委很快离开了“整风小组”回医院去了。原因非常简单，政委是老红军，从农村参加革命，爬雪山过草地一直没有离开革命队伍，也没有被俘的经历，许多老战友、首长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临行时政委向父亲告别，让父亲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早日回到医院工作。那里许多事还等着处理呢。政委的一番话让父亲十分反感，当时他认为自己历史也是很清白的，没有什么要“好好交代的”。
随着第一批人员离开“整风小组”，剩余人员又开始分类组合。又抽调一批有经验办案人员进驻各个“整风小组”，窑洞外有士兵站岗，出入不再自由了。父亲的问题不幸被政委言中了，是属于需要好好交代的。经过一年多的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这些审查人员已经取得了经验，形成了审查程序，即首先让你写自传，根据自传找出疑点，在你的疑点上进行你是国民党特嫌的任意推理，如果你要否认，那么需要你举证（主要是人证），没有人证或是人证不知去向、说不清楚、在敌占区不可查询，则视为重大特嫌，要严加审查。父亲的第一个说不清的问题是在去新四军之前曾经在国民党第4预备师任了2个月的上尉军医，在这期间有没有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要人证。放弃了国民党上尉军医一个月十几块大洋的收入去投奔没有什么月收入的新四军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派到新四军的特务？在新四军没有呆多长时间又去了延安，是不是受国民党特务指使的？到延安后为什么没有马上交出组织关系，是不是要投敌叛变？在新四军和八路军时是如何给国民党特务传递情报的？发展了什么人参加了特务组织？如果你要否认，这一连串异想天开的问题都需要你举证。父亲找不到合适的人为自己作证，即使有，也在敌占区，过了这些年也说不清楚这些人具体情况。此外，组织上是不可能派人到敌占区去查证的，因此你的举证是无效的。
不能对审查组合理的推理举证，说明你的问题很严重。审查组的工作开始加大力度，24小时不让你休息，轮番审讯，原有的食品标准取消了，仅仅给一点黑豆充饥。这一招十分奏效，据父亲讲，同窑洞的有的违心的承认了审查组的推理，有的自杀了，也有的被逼疯了。不久被审查对象又开始重新组合，那些“认罪”和逼疯的人搬出了“审查窑洞”，所谓“解放了”，留下的则面临新的一轮审查。所谓临新的一轮审查就是以攻心为主的诱供审查，首先让“认罪”人做留下人的思想工作，讲他们认罪以后组织上既往不咎，仍然恢复他们的工作，继续得到了组织上的信任。然后审查组开始与审查对象个别谈话，态度也温和一些。他们找父亲谈话不再让父亲为他们异想天开的推理举证了，而是语重心长的引导。他们首先肯定了父亲到延安后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没有参与敌特的工作（这一点他们可能到医院进行了调查）。
但是从上海到新四军这一段时间还是有特嫌的，你到延安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特务活动，可能早就与特务组织失去联系了。如果你承认了参加过特务组织，一点关系也没有。年轻人一时糊涂很正常。但是如果你什么也不承认，选择继续与组织对抗下去的话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组织上现在就可以给你下国民党特务的结论，拉出去枪毙。父亲沉默着，思索办案人员的每一句话。人家毕竟代表组织，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可是为什么组织上一定认定我是特务呢？见父亲沉默不语，审查人员认为父亲一定动摇了，于是提出了更优惠的条件，只要是承认参加过国民党，历史问题一笔勾销，审查到此结束。
多年以后，父亲在谈到整风时曾经坦言，鉴于当时那种形式，他确实动摇过。可是想到了承认审查组的推理，这无疑是向党说了谎话，对党不忠，何况以后还要不知道编多少谎话来欺骗党（什么时候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介绍人是谁，你的领导人是谁，有什么活动......），一想与此就不寒而栗，那将赴万劫不复的深渊。就在父亲精神快要崩溃的时候，抗大副校长何长工同志带领工作组来指导整风工作。他带来了党中央关于整风工作的最新指示和学习文件，在学习有关文件以后，对以前的整风工作进行了重新梳理，这样父亲的问题才得到了解决。何长工同志在谈到我父亲问题时说，洪引同志的历史问题是清楚的，不存在国民党特务问题，而且他到延安后工作也是好的。建议马上结束对他的审查，让他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临行时，何长工同志又单独找父亲谈了话，除了希望父亲正确认识整风运动，不要背思想包袱，回去努力工作之外，特别又关照父亲到国民党任军医那一段历史最好不要再讲了，一共不到2个月时间也没有干什么，这只不过是去新四军的借道而已。再有，到延安后一边在抗大学习，一边到医院工作，你的组织关系没有及时交上去，这里确实有一个单位归属问题。多年以后父亲在回忆延安整风这段经历时，总是感叹道，延安整风教训太深刻了。怎么叫太深刻了呢？后来我才知道何长工同志带领工作组对整风问题纠偏，只解放了像父亲那样坚持下来的同志，而那些被逼无奈违心承认国民党特务的人、自杀的人、逼疯的人，一律按国民党特务处理了。他们之中大部分人被枪毙了，我相信这里面不少人是被冤枉的。有些事我非常不理解，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坐过国民党的牢狱，受尽了酷刑，依然坚贞不屈，可是在整风期间就崩溃了呢？（尽管整人是残酷了一点，可是和坐国民党的牢狱比起来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父亲曾经语重心长的对我讲过，你们这一代对我们这一代是无法了解的。我们当初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那时对马克思主义并不理解，我们只有一个坚定信念，就是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为此，我们不惧艰难险苦，不惜牺牲一切，在任何地方斗争都能得到同志们的支持，即使在国民党的牢狱，也不孤单。可是在整风期间，你为之而奋斗的党不再相信你了，你的信念动摇了。你的同志不相信你了，甚至多年生死与共的战友都不敢为你说一句公道话（有的还说假话），你孤独了，那种感觉是十分痛苦的。
肉体上的伤害在精神的作用下是能恢复的，可是精神上的伤害在孤独的作用下会使人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那些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教训是深刻的，后来父母在谈论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自杀的同志曾经感叹道，这些人可能没有参加过42年整风，或是在整风期间顺利过关的人，否则不会走上这条路。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父母即将被隔离审查的前夜，他们道别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记住42年整风的教训，不自杀，不说假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