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
随着时间的流逝，父亲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了，脸上的老年斑越来越多。年初又住进了医院，这次在医院治病过程中又发现了他心脏动脉长一个血管瘤，大夫说此病非常危险，一旦血管瘤破裂，瞬间失去生命，没有抢救生命的时间。父亲知道自己的病情以后一点也没有沮丧反而十分乐观。他说如果血管瘤破裂，人瞬间就走了，既不用抢救为国家省下医药费，人死的时候也不痛苦，这不是什么坏事。父亲嘴上这么说，可以看得出他还是心事重重的，明显的，有事没事就找我说说话，而且聊的都是我不知道的他以前往事。
这使我想起70年代初一些事情，那时候父亲在江西卫生部干校心脏病复发被送回北京阜外医院治疗，我向我所在的部队领导请了3天假去到医院探望我的父亲。时隔3年再次见到父亲发现他面目憔悴，刚过60的人已经有了不少老年斑。严重的心脏病使他已经离不开输氧管了，但是父亲见到我还是很高兴。知道我只有3天假时露出了一丝沮丧的神情，但是很快就消失了。他那时可能已经意识到这是我们父子见面的最后时刻，因为他知道他的病是好不了的，即使他的病情有缓，他还会押回干校的，不可能再有机会到北京治疗的（这次犯病正好赶上卫生部欧阳副部长检查干校工作，他是父亲的老相识并点名让父亲回京治疗的）。大夫不让父亲过多的说话，规定每天说话不容许超过2小时（上午、下午各一小时），父亲开始和我讲述他的过去和他的经历的一些事情，他是想让我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还是想让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对于我有所借鉴，或许是想证明什么，这我至今没有搞明白。
我父亲是1911年生于河北省沧县一个农民的家庭。沧县位于河北省东部靠近渤海，由于海水的影响，此地大片土地都是盐碱地，芦苇茂盛，不适于农作物生长，属于穷乡僻壤不毛之地，过去历朝历代朝廷的重犯往往发配于此。据爷爷讲，我们的祖上是发配还是逃难于此不得而知，但是到了他的爷爷这一代已经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家有薄田上百亩，靠收租度日。但是祖上一些不肖子孙学会了抽大烟，转眼间家产败光了，偌大的一个家族四分五裂。到了我爷爷这一代必须重新创业了，否则无法生存。从小娇生惯养的爷爷再让他务农，这是难以想象的，爷爷找到了给当地教堂做饭的工作，毕竟是在大户人家出来的，穿过、见过、吃过，做厨师无师自通（难怪我的厨艺也不错，只要是在饭馆吃过的菜，回来就能学个八九不离十）。父亲4岁失去了母亲，爷爷续弦后的继母对前房遗留下来的子女非常不好，父亲和他的姐姐相依为命。不管怎么说父亲毕竟是家中长子，爷爷也尽到了做父亲的义务，在家境不宽裕的情况下还是把我父亲送到小学、中学去学习。1928年，我父亲到县城一家诊所做助手工作，父亲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有了医学知识就可以为穷苦人家解决病痛。这是一家西医诊所（爷爷在教堂做饭，托洋人谋取的差事）。在这里父亲开始学习了英文和医学知识。由于父亲勤奋好学，短短的3年时间诊所已经不能满足他求知欲望了，1931年父亲到上海雷式德医学院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是一家英国教会在华开办的医学研究机构，该医学研究机构包括营养、生化、药理及毒理、工业卫生细菌及病毒、疫苗及血清、组织病理、医学昆虫、内科、外科、X光室、化验室等。还设有图书馆、动物试验室。职工近100人。先后从事科研工作的有国内外著名的生理学家伊伯恩（B .E. READ）、蔡翘、沈霁春，营养学家候祥川，病毒学家汤非凡，细菌与免疫学家余，寄生虫病学家李元白、吴光，病理学家高祥麟，外科专家汤普生（GORDON THOMPSON）等。父亲在该医学研究机构主要是勤工俭学，继续学习有关西医的知识，课余时间协助研究人员做实验。据父亲讲，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学成以后回到家乡开一个西医诊所。
1937年上海爆发了淞沪抗日战争，父亲毅然终止自己的学业，离开了雷式德医学院并积极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中。由于父亲是来自上海雷式德医学院的青年学生，一开始就编到到国民党第4预备师3团任上尉军医。国民党第4预备师属于新编的抗日部队，军费不足，加上部队主官贪污成风，上边调拨的医疗物品几乎倒卖一空，士兵的伤病也无药可用。父亲认为国民党的部队不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这样的队伍在抗日战争中也不会打胜仗。2个月后，父亲离开了国民党的部队，投奔了新四军。接待他的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同志（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解放后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沈其震同志对于父亲的到来非常高兴，安排父亲在军医处工作并代表军部负责新四军3支队的医疗卫生工作。父亲在军医处履行了简单的手续后就马不停蹄的赶到了三支队。父亲来到3支队见到张云逸司令员，正好张司令下部队检查工作，父亲正好与他同行。三支队安徽省歙县一带进行抗日活动，部队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可是部队的医疗卫生用品和国民党部队比起来是缺医少药的。当时困扰部队主要医疗卫生问题是腹泻、疟疾和伤口感染问题。这些问题在西医看来都是药到病除的问题，可是在缺医少药的新四军将变成了一个大量非战斗减员的大问题。当时解决这些问题唯一办法就是服用中草药和使用民间的偏方，可是父亲一点中医也不懂，看着战士们一个个在病痛、死亡中挣扎，他心如刀绞。11月底回到了军部，他马上向沈其震同志汇报了工作并提出鉴于三支队缺少药品的实际情况，想要改变伤病员医疗状况实在无能为力，自己愿意到一线部队参加抗战工作。沈其震同志没有马上答复，但是答应考虑考虑（可能他也有同感）。几天以后，沈其震同志对父亲讲，问题已经报告新四军上级主管领导，基本上同意了父亲的请求，考虑到父亲的实际经历，建议他先到延安抗大学习，然后返回新四军再分配工作。一听说到延安学习，父亲自然万分高兴。早在上海时他就听说革命圣地延安了，那是一个神奇、让人向往的地方。父亲欣然领命，马不停蹄的奔向延安。
父亲到延安后编入抗大4期3大队6队学习，在这里父亲第一次学习到马列主义、哲学等党内其他学习材料。过去在上海只是在进步书店偷偷摸摸的看过一些党的宣传资料，这次可以光明正大的系统的学习和研究这些学习文件并可以和教员、同学一起讨论学习，这令他兴奋不已，以此同时他的思想觉悟、对党的认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一个月后，大队成立卫生站，让父亲一边学习，一边临时负责卫生站的组建工作。短短几个月的学习即将结束，一天，大队领导找父亲谈话，一开始询问了他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感受，然后又问到了抗大学习结束后的工作想法。当时父亲认为这只是大队领导在学习完成后找学员的例行谈话并没有多想也不想谈的太具体，随口答道，如果情况没有变的化，回新四军后听从组织安排。见此状况，大队领导笑了笑便说，情况有点变化，你需要留下在延安工作，新四军那边不要回去了。一席话让父亲顿时感到意外，他没有思想准备留在陕北。多年以后父亲曾说过，当时他不愿意留在陕北主要是新四军的各方面条件比八路军强多了（新四军在叶挺的周旋下多少还能从国民党那搞点东西），就拿医疗卫生来说，新四军是缺医少药，八路军是缺医无药。一时慌乱使得父亲有点语无伦次，竟然提出自己是否和新四军那边汇报一下。大队领导十分不悦，脸一沉便说“陈毅同志现在就在延安开会，你是不是想向他汇报一下？”此言一出，父亲知道回新四军是万难了，于是认真考虑了一下便说，留延安自己希望到一线部队参加战斗，如果组织上需要他留在后方他希望去延安鲁艺工作、学习，因为他懂五线谱，会乐器.......大队领导见父亲如此不开窍也无兴趣再征求他的意见了，直接宣布组织决定，让父亲留校同时组建抗大医院并任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