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成语叫“了如指掌”，最早见于《论语》，大意是对事物了解的很清楚，一切皆在“掌握”。
上大学时，有人说大一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大二是“知道自己不知道”，大三是“不知道自己知道”，大四是“知道自己知道”。有佛家有类似的偈语，说的是“悟”，只不过第三阶段是“知道自己知道”，第四阶段是“不知道自己知道”。在我看来，认知的阶段顺序不重要，关键看其揭示的普遍状态。人在告别愚昧自满之后，就会来到一个焦虑但充实的境界里，所谓“我知我一无所知”。
过往的两三年，我一直处在“一无所知”的求索中——一种简单的、事务性的沉迷就能占据很大精力的状态里。耗脑力而不耗心力，身体过劳但精神充实。概括说——就是忙而有序。
自从朋哥变成我领导后，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他的话也从建议，变成了指示。不过这并没影响我们之间的配合，事情反而更简单了。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这种变化，我们部门八个人，半年后走了六个，只剩我俩还在。以至于新人没进来的空当期，我们两个人要做八个人的工作，除此外还要应对外国人的各种考核。他的大量精力在开会和汇报，我则主要维持业务。零售工作有大量细节，每项商品状态的修正都能影响部分业绩，人不够就只能用时间凑，我们于是大量加班。尤其合同季，工作到凌晨是普遍状态，很多时候回家只能打个盹、洗个澡、换身衣服，就又上班了。
即便如此，朋哥也不太会说我做得好，他总是很严格。我经常深夜收到他的邮件，上面一百多个问号，通篇反问句，让人瞬间清醒。好在是，他会在结尾告诉你应该怎样做，让箭能扎在靶心上。每到筋疲力尽时，他都会一遍遍提醒我说，没有结果的过程是无效的，没有人会同情你，在职场里只能拿业绩说话，共情只是一时的，共事才是长久的。我按着他说的，用最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在达到要求之后再提高标准，如此反复，锤炼和被锤。
合作部门的同事都说，我越来越像朋哥了。精准、高效、桀骜，看似热情随和，但涉及部门利益时不讲情面；和谁都是竞争对手，可以跑不赢市场，但是要跑赢其他人；极度关注业绩却尽量不拿业绩压人，爱惜羽毛，在乎名声；私下小心翼翼，深恐出错；在外面张牙舞爪，谁也不能诘难。“还有一条”，对方总是加上一句：“极度护短”。
新人逐渐补充进来，一水年轻人，大多处在我刚来时的状态，一知半解但肯学、肯努力。我最喜欢我的助理小伟，面试时我只问了他两个问题。一个是他痴迷的爱好是什么，他从自己的双肩背里拿出机械键盘和罗技鼠标，说打cs是半专业战队的水平。我一直信奉人需要有拿得出手的爱好，能证明他可以专注的把一件事做好。第二个问题是，他怎么看领导把工作都扔给他，什么都不做。
“正常！不就应该这样吗？”他推了推黑框眼镜，斯文的大眼睛满是诧异，仿佛我问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白痴问题。
“哪天能上班？”我说，面试只进行了五分钟。
小伟他们来了之后，减轻了我的案头工作。但紧跟着，公司开始快速开店。京、津、冀、晋、鲁陆续开了很多新项目。我开着两门的小高尔，跑遍了华北的诸多城市。在夏日桑拿天的闷热里去天津招商，秋天的大风天去青岛拉新，冬天零下二十度的雪天去济南开荒，春天的雾霾里去唐山扛包。在能见度两米的大雾里，被困在遵化。在瓢泼大雨中，从涿州蹚着水开车回来，险些趴窝在水坑。
我们的业绩越来越好，团队有口皆碑。朋哥照例不怎么表扬，标准越来越高，所有人都在“我知我一无所知”的状态里，努力提高自己。
忙碌了两年，所有人都觉得朋哥会更进一步，也包括他自己。可公司没这样想，给我们空降了一个领导，给朋哥盖上了“帽子”。朋哥前进的路上有了阻挡，我却还傻傻地拉着车向前快跑冲刺，难免“追尾”在了一起。
我和朋哥开始出现分歧，之前好似一个模子刻印出来的两个人，才发现原来有许多不同。我们之前的沟通体系非常高效，目标一致做业绩，中间遇到问题时，朋哥给方向我来执行。现在则是，业绩做的顺时，努力的我看起来像在邀功；业绩不顺时，朋哥只肯给建议不肯给指示，他开始担心领导否定方向，在团队执行无用功时我会挑战他。
空降来的领导，敏锐地观察并推波助澜。他有意无意地公开或私下表扬我，把压力给朋哥，把我俩放火上烤。越是这样，朋哥就包裹地越紧，而我则越努力想做好业绩。我俩相互缠绕着，勒得互相不能呼吸。
人生前三十年，我的睡眠好得出奇，沾枕头就着。终于到现在开始失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亮子推荐褪黑素，我吃了终于能够顺利入睡，但又凌晨便醒。醒了就和自己的失眠生气，越生气越清醒。
起初想辞职一走了之，却又觉得不成熟还懦弱；那干脆我行我素，做好自己的业绩，其他爱谁谁呢？又没那么厚的脸皮。我有时觉得都是外国人、领导、朋哥的问题，有时又习惯性的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毕竟我这几年信奉的就是，这世界唯一需要改变、只能改变的，唯有自己。
了如指掌，现在变成了另外一个意思：每个人都不可能真正的掌握一件事，哪怕是自己的手掌，你又真的了解它吗？了解它的每一道纹理，每一条痕迹？重新翻看《论语》，发现道理都能明白，情绪却不能自控。
我突然想去学校看看，于是请了年假，坐上去石家庄的火车，来到当初急于逃离的城市。下车后熟悉的气味，难闻得有些亲切。打车来到熟悉的校门口，仿佛和锋哥他们从泰山回来的那天一样，只是车费不再是六块四。
这里到处是回忆，排球场上东子扔过戒指，宿舍楼的水房我与聪一起唱过动力火车，石板路上木子曾骑着他的“哒啦啦”路过，小礼堂里有跳舞的大姐和“路易十三”。还有辩论赛，合唱团，足球队，话剧社，哪怕是最少去的课堂，也有着属于青春的记忆。我追逐着记忆中的背影，带着通宵后的宿醉，从教室里慢慢踱出来，坐在梧桐树下的石凳上，听满江的《奇迹》，不自觉泪流满面。
事实上一切都变了，网吧拆了，教学楼扩了，校舍搬了，甚至连整个校区都改成研究生院。南门的板面不再好吃，通宵的电影院也被取缔。我回到这里寻找自己，却像当年非典过后返校时，从栅栏门内塞出来的毕业证一样——被正式地拒之门外。我在这里的那段生命和人，被切成一截一截，埋藏在记忆里的梧桐树下。
我得自己长大了。
从石家庄回秦，半夜睡不着，静问我怎么了。我说工作不开心，她说那就辞职。我说辞职怎么养家，她说那就坚持。我说坚持实在煎熬，回身她已打起了呼噜。我暗骂她没心没肺，然后在鼾声中睡着，一觉就是两天。
两天后，妈让我陪她去许愿——青岩寺的歪脖老母。
许愿回来后不到一个月，空降的领导因为没什么特殊业绩，调整了岗位，朋哥顺利代理。
再过两个月，静说怀孕了。
我电话问妈：“你许了什么愿？”
妈说：“问那么多，孩子生下来，记得带我去还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