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我们讨论人与宇宙的关系。
组成一个完整的封闭个体的人，有两个部分，肉体和我识，也就是物质的人和精神的人。这二者定然不是相互剥离的，但也展示着不同的属性。
我们说“人是宇宙的一部分”，这在肉体的部分是正确的，即“物质的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是正确的。组成肉体的人的一切基因、营养、元素、能量等等都来自于客观世界，所做的一切运动，穿越的空间和时间，也都发生在客观世界。同时，这部分的我们，也遵循目前所经历的宇宙的规则。我们是男是女遵循“概率”，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基于落地的“确定”，我们“由死而生”，再“由生而死”，都遵循宇宙规则。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用“天”、“道、”“理”等代表自然界至高的那个“规律”，而“人”生活在“天地间”，就需要“法天地”——向天地学习道理，用以养生、修身、入世、为人等等。尤其是道家，其核心理念就是“道”。何为“道”？就是通往“天”的“道路”。了解“天”、尊重“天”、敬畏“天”、效仿“天”，以期达到“人”与“天”的和谐，乃至人类与“天”的和谐，就是道家的核心思想。
与之相比，以儒家为代表的其他诸子百家，虽然也认同以及共用了“天”、“道”的概念，却更多的是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君主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讨论“社会观”的内容更多一些。但其间，也不乏对“天人”关系的讨论。早在西汉的董仲舒，就提出了“天人感应”，其核心是“天怒而人怨，人怨则天怒”，虽然为的是维护、劝解君王统治，但内核里也有人与自然天然联系的部分。
再到宋明“理”学所说的“理”，就比较类似天道的规律，“程朱”时期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意思就是上天的道理遵循的是“大道”，而人的需求和本性往往被个人的情绪和社会的浮躁所影响，引申出过度的欲望，对个人、对社会、对自然都是有害的。而“程朱”的后继者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提出了“天理即人欲”，实际上就是说“天理”和“人欲”是一个东西，剥去人类精神世界的迷思，剩下的那个纯粹“理”的东西，就是对的、美的。
佛家的思想里，“天”就是那个“佛”，像所有的神学那样，“规则”有了具体的“像”。求佛的人追求的“佛”的境界，就是“规则”的境界，本质上还是“天人合一”的。佛所生活的“净土”，就是“完美”的世界，也就是“规则”，是“理”。事实上，我们很轻易的就能看出，王阳明的“理学”有着非常明确的道家、佛家的思想痕迹，以至于其后的中国哲学文化，走的就都是各种学派融会贯通的“天人合一”观了。
在西方哲学里，也有类似的概念。赫拉克利特最早引入了“逻各斯”这个词，说万物的生灭变化具有一定的尺度，虽然它变幻无常，但人们能够把握它——这就是“规律性”。后来，斯多亚学派把它发扬，认为“逻各斯”是宇宙事物的理性和规则。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虽然没用“逻各斯”这个词，但也认为宇宙万物混乱的外表下有一个理性的秩序，有个必然的规则和本质。
只是，这些“规则”或“逻各斯”与西方神学“神”的关系就有些复杂。有些时候，“神”就是“规则”本身；而有些时候，“神”也是要遵循“规则”——“神”只是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神性”与“人性”的混合体而已。
最后，那些“规则”的部分，被抽象出来，被认定为“本源”或作“形而上”。古希腊的安德罗尼柯，在整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最后还剩下一些东西，在当时无法归入哪个学科，他加以编辑之后就将它放在《物理学》这一卷后面，因为没有现成的名字可称呼，就叫它“物理学之后”。这些我们今天看来属于哲学性的创作，我们现在称成《形而上学》。《易传·系辞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的东西叫做“道”，“形而下”的东西叫做“器”。所以，那些“物理学之后”、“规则”、“形而上”、“哲学的最高、”“上帝之上”、“本源”、“逻各斯”、“太一”，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就是“天道”。
肉体的人、物质的人是宇宙的一部分，那么觉醒了“我识”的“精神的人”呢？这就要复杂得多了。
首先，“我识”依赖肉体这个“器质”，“生”于肉体，也“死”于肉体。个体的“我识”也是封闭的系统，遵循客观世界的生死规则。也源于这种依赖，“我识”的觉醒之初，就像婴儿初生一样，因为概率和巧合，遵循这“不确定”的规则；另一方面，只要环境适合，又会有“确定”的“我识”觉醒，遵循“确定”的规则。
另外，我们在第五问《自由》，以及第五十四问《注定》都讨论过，无论是纯精神的“我识”还是纯客观世界的宇宙，都有一定的可能是线性的、连续的、定向的、一成不变的。也许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确定的一条线而已。当然，我们不能证对或者证错。
即便是在纯自由精神的理念下，“我识”也受到基因、亲人、文化、社会、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都有客观世界加诸其上的作用。所以，“我识”很难超脱客观世界的影响。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我识”是已知的，唯一与客观世界不同的“形式”。即便有外星人、超文明、神明，他们所能具有的超脱宇宙、与客观世界交相辉映的东西，也定然是“精神”的——哪怕那是比我们高级的“神识”，或者群体共生的“共识”，以及其他我们不能理解的什么“识”——其本质也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我们唯一有超脱宇宙规则的那一丝灵性的可能，都藏在“我识”里。
所以，“熵减”从来不是我们对抗宇宙的武器，“我识”才是！
“我识”是宇宙孕育出来的唯一可以不按宇宙规则行事，而只以自己的“意念”行事的东西。于是，自从“我识”觉醒，它都在试图与客观世界的规则对抗。人类以自己为蓝本幻想神明，是想要成为“规则”的主人；信奉“唯心”主义，是希望精神世界能够超脱甚至驾驭客观世界；探索科学，是妄图寻找到宇宙规则的钥匙，从而跨越生死。乃至于精神与宇宙之间——也就是“天”与“人”之间——到底是和谐还是对立，是征服还是妥协，都只是“我识”想要寻找的“道”而已。
然而，就像为人间取得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身上，被上帝加诸的枷锁一样，“我识”受制于人类的肉体，进而得不到“自由”，始终被“规则”约束。它有不计空间的无限想象，却只能在时间中才能思考；它被束缚在人类的能量层级里，虽然有无限可能却受困于“当下”；寂寞的“我识”在觉醒的那一刹那，就不得不面对终将“寂灭”的未来。
客观世界的一切由规则而来的“死”物，因为未曾经历“生”，而从来不觉遗憾。太阳固然不会因燃烧而欣喜，宇宙恐怕也不会因死寂而悲哀。但精神的“我识”——那个唯一可以超脱于物质规律的灵性——却不得不面对使得它觉醒的“规则”的冰冷。
“天”与“人”，物质与精神，规则与“我识”，到底是概率的必然，还是注定的觉醒？宇宙生“我”，还是宇宙为“我”而生？我即宇宙、宇宙即我，还是我与宇宙绝不相干？
这些，就是问题之外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