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暂时安顿在了老叔家。老叔是北方叫法，意思是小叔叔，南方叫“亚叔”。看到我的第一天，老姑就说我长得不像我爸，倒是像“亚叔”，然后紧跟着说：“不过你没你老爸年轻时的面孔好看，不如他帅。”我倒还好，不知道老叔听了作何感想。
老叔眉眼和爸颇似，只是腮颚更有棱角，斯斯文文。说话虽然洪亮，但语气温柔。他是做销售的，年轻时打工，后来就和工厂合作，自己经营。他接电话很有特点，总是先一声：“喂？”然后在对方报姓名之后，爽朗热情地回应“哦！是＊＊＊啊！”好像是非常欢迎对方的电话似的，让人听着舒服，他说这是他做销售的职业习惯。老叔虽然比爸小，也总是温柔微笑，我却没来由的有些怕他，总觉得他能洞察人心。
老婶小小的个子，颈椎不太好，平常弯着肩膀，更显得娇小。不过她说话大声大气，中气十足，极为热情。他们有个女儿，还在上小学，住在学校寄宿，我就暂时住在小妹的房间。
白天夫妻俩上班或者出去办事，我就去网吧看招聘网站。说是看网站，其实看不了一会儿，就连上游戏打《大话西游》。这样晃荡了一周，找工作也没进展，叔家的小妹回来，大家商量了一下，我改搬到了老姑家住客厅。
姑姑在公交公司上班，姑父是看X光的大夫，他们有个上高中的女儿。姑姑性格爽朗，说话直来直去，像个北方人。姑父则是典型南方人性格，细声细语，爱打扫，擅做饭，喝点小酒聊聊小天，整日开开心心的也不发脾气。他们家看起来女强男弱，实际上拿主意的是姑父，无论大事小情，姑姑对老公言听计从。
对于我住进她们家客厅这件事情，全家人都表现地非常欢迎，让我暗松一口气。白天，我仍然是往外面跑，刷简历、参加招聘会、打游戏。傍晚回家吃饭，姑父已经做好一桌子饭菜。有时我回来的早些，就在厨房看姑父下厨。他做事很有条理，一项项有条不紊，饭做得精致，一周下来不重样，不仅荤素搭配，还照例有汤。他做饭时也不冷落我，给我闲聊下厨的心得、单位的见闻、生活的道理之类，我只听着，不说话也插不上话。
我曾在心里对比过，在老姑家和老姨家生活的这两段寄宿经历，无所谓好坏，但有很大不同。我对老姨是敬畏，对老姑则是拘谨。自小跟老姨长大，经常蹭吃蹭住蹭学，老姨还是我初中班主任，所以更熟悉一些。她从来没对我发过火，可我总怕她失望，身份在“生物课本里夹武侠小说的学生”，和“过年撒娇打扑克的外甥”之间切换。
而老姑呢，则是个生活细节控，而且喜欢直言。小便弄脏马桶啦，电视声音大啦，走路声音响啦，夏天穿得少啦……总有可念叨的。但她不是出于嫌弃，单纯是指出问题但不批评。她从来不过问我找工作如何、将来怎样打算之类，相处起来没什么压力，只是确实需要格外注意细节罢了。
姨夫和姑父，两个人很巧的都是大夫，更巧的是都烧饭做家务。姨夫超级内向，是我认识的话最少的人，与之相对应的是极其单纯的内心，像个小孩儿，下棋玩牌甚至能和小妹吵起来，把她气哭。但与内向性格不相符的是，他又顶粗糙，做饭、打扫虽不糊弄差事，但粗枝大叶，于他外科大夫的职业非常不搭。姨夫把我当自己家的小孩儿，不用说话我都感觉的到。
姑父呢，健谈开朗，但有着南方人的细腻。屋子总是收拾的干净明亮，烧得一手好菜。家里的气氛总是姑父带动，潜移默化的，大家也都听他的。姑父对我很好，但掌握着适当的限度，他把我当姑姑家的小孩儿，不该管的不管，不该问的不问。
在我心里，无论老姨家还是老姑家，都不是自己家。虽不至于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但总是要拿着小心。
这天从招聘会回来，照例一身汗，到家洗了个澡，躺在沙发上感觉浑身发软。下班的姑父看我这样，给我测了个体温，一看是发烧，还烧得挺高。我吃了片退烧药，捂了一晚上汗，第二天便退了。姑父看着温度计说，你小子退得还挺快——我没好意思说，捂汗退烧这是我自小的特长——姑父接着说，这两天别往外跑了，再观察观察，多喝水。现在外面在闹肺炎，昨天你刚从招聘会回来，接触的人多，我还担心你是被传染了。现在看嘛，如果不再烧，应该没事，不然要把你送去隔离。
我平时不怎么看新闻，不是在网吧打游戏，就是回家看肥皂剧——这阵子正在演陆毅和林心如的电视剧，主题曲是阿杜的：“我躲在车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额，有点跑题。
打开电视看肺炎的新闻。原来一直没感受到“非典型肺炎”的恐慌，是因为人在上海，而上海截止到现在，只有一例疑似病例。而在北方，非典已经逐渐呈现一种蔓延的趋势，每日都在成指数级增长。我给爸妈打电话，他们毫无所觉。打给石家庄的同学，倒是有各种消息，但都说不大准。
在家待了几天，连网吧都没去，也没再发烧，外面却已经完全不一样。北方以北京和河北为中心，疫情扩散地很快，电视上开始报道各种消息。不断新增的数字，给全国都罩上了一层阴影。石家庄的同学来电话说，学校已经封闭，在外面租房的，提前回来还好，没回来的都被遣返回家，或者原地隔离。爸妈也准备关一阵菜馆，叮嘱我在姑家好好待着，千万不要坐火车回来。
想回去也回不去，火车和飞机都是冻结状态。上海案例很少，有的也仅是疑似。姑父说这得益于这里曾闹过“甲肝”，各层级的社区医院都有严格的登记制度。像我上次那样发烧，如果当晚去医院挂号，会被登记和跟踪，或者进发热门诊观察。
我就这样被“隔离”在了上海，没办法回学校，整日在姑姑家无事可做，但居然也有好的一面。所有期末的专业课，都因为疫情免考。挂科的那几科，学校只能是把卷子快递过来，按邮戳时间，答完再当日寄回。这给了我很多备考的时间，所以都一一幸运的通过了。就连毕业设计，也免去了答辩的环节，从简的顺利完成。
在焦急中一直等到七月，终于得来了解禁的消息。我迫不及待地买了车票回学校，隔着封闭的栅栏铁门，看到了久违的同学。院主任在门里面，拿出毕业证和学位证，宣读上面的文字，读完顺着栅栏塞到我手里，嘴里说着恭喜你毕业。这让我有一种，被学校嫌弃地轰出门的荒诞感。
锋哥他们可不管那么多，热情打着招呼，在栅栏间拉着我的手，往我手里塞钱。我感动地说不出来话来，热泪盈眶。东子说：“傻货，发什么愣，拿钱去对面买吃的去。烤串，炒菜，凉菜，啤酒，有什么买什么，天天吃食堂，嘴里都淡出鸟来了！”
我穿梭在刚刚开业的小饭店和校门之间，一箱一箱、一包一包地运着啤酒、烤串、花生米、薯片，不仅我们宿舍，整个男生宿舍楼的人都在挥舞着人民币，让我和老板帮他们托运食物。后来我索性骑着老板的三轮车，把他小店里所有吃的，搬到对面，烧烤摊就架在了门边上。
运到差不多时，锋哥朝我摆摆手，小声说明天开校门，今天最后一天，管得不严。你从咱们看通宵跳墙那儿跳进来，我们去接你。
就这样，我跳进了学校，混进宿舍和大家喝散伙酒。
他们一个个晒得黝黑，龙精虎猛的，据说是疫情时无事可干，整日踢球跑步，搞得操场上密密麻麻的，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我很快喝晕，也不知是因为他们故意灌我，还是牲口们的酒量借着锻炼都提升了一大截。
断片前最后一个意识，是后半夜主任来宿舍查寝，嘱咐大家最后一天喝好，第二天离校注意时间、注意安全。我躲在东子床上，盖着他的毯子，身前挡着两个人，假装喝多了睡着。主任问这是谁啊？没吐吧？别呛着，看看有呼吸没。有人接茬说是东子，结果我身前俩二货没拦住，让主任把毯子扯了下来。我没敢睁眼，只听到主任顿了一顿，说，东子你不行就少喝点，盖上别冻着。然后脸前一热，毯子又被盖在了脸上。
我躲在毯子里，感激主任放过我私自跳墙进学校这一马，然后糊里糊涂地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时，巨大的酒味让宿舍里待不下，闻到就要吐。锋哥、东子、春儿都不在了，据说已经早早去火车站赶车。我边反胃边收拾行李，等坐上回家的火车时，才发现相册落下了。
那本装着我大学四年所有照片的相册，最终再也没找到。为此一直遗憾，没留下任何东西纪念，那段最恣意和放纵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