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世界有规则，规则中有概率的部分，可以认为是“不确定”，与之相反的是“确定”。
如果用简单二元论来看，好似既然有“确定”，就得有“不确定”，反之亦然，像镜子的对称两面一样。
自古以来，在哲学和美学的范畴，人类十分推崇“对称”以及“二元论”。中国古代道家的“阴阳图”，就很好的将二者做了结合，既表达了“阴极阳生、阳极阴生、此消彼长、阴阳和谐”的哲学道理，又在视觉上有极美的艺术展现。以至于“对称相融”的这种审美，在东方的建筑、绘画等很多领域，有极致精美的表达，甚至认为“对称”本身就是“美”。西方哲学里，也陆续有《善恶二元论》、《理念－事物二元论》、《心物二元论》、《本体－现象》等诸多观念。
这种哲学和美学的“对称二元”情趣，也影响了数学界和科学界。对数学界的影响，是通过几何学传递而来，美学图形被符号化和数字化。而对科学的影响，来源于数学，现代科学几乎都是以数学推理和猜想为前提的，“等号的两边”，天然有“对称二元”的思想。甚至当量子纠缠的拍照图像，与“太极阴阳图”极为相似时，大家除了震惊，居然也有“理应如此”的心态。
只是，“对称”也好、“二元论”也罢，都是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和世界本身无关。在微观物理学领域，人们忽而觉得粒子是遵循“手征性”和“空间变换对称性”，忽而又觉得“宇称不守恒”（杨振宁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再忽而又为了满足“M理论”的粒子对数，假想了“十一维宇宙”。具体的物理学原理不在这里赘述和讨论，我只想表达的是，人们理所当然的把“不确定”放在了“确定”的另一面，使得两者有“对称二元性”，已经是习惯的了，并且好像是“非此即彼”的。
这种理解不能说是错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人类“我识”思考和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它，总是正确的。只是我们说，无论科学发展到什么程度，“规则”本身就是“规则”，无论微观物理发展到何种程度，得到什么样的结论，都是不奇怪的。“规则”可能是“对称的”，也可能是“不对称的”；可能是随机的，也可能是确定的；可能是概率的，可能是注定的；可能一会儿是确定的、一会儿是不确定的。“规则”就是它本身，和我们怎么理解它无关，也和“对称二元”无关，即便在我们看来，它们是“非此即彼”——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
回说到“确定”的问题，它也是客观世界的“规则”，看起来和“不确定”的“概率”相反，事实上这只是人们的理解，和“确定”本身没有关系。
客观世界包含“概率”的规则，于是它可以千变万化，有近乎无限的可能性；客观世界包含“确定”的规则，于是它又具有稳定性，具有一定程度的预见性。没有二者的任何一个，客观世界照样会存在，但“我识”就未必了。如果没有确定性，“我识”就没办法观察到“因果”，前一件事件的发生与之后的事件毫无关联，任何思考都不会有结果，就不会有思考本身。所以没有“确定”，“我识”是必然不存在的。
我们现在说的这种“确定”，是客观世界的底层规则，只有外显到我们感受的部分，才是我们认为的“确定”。苹果从树上掉落，砸在我们头上，我们把苹果拿起，这一系列基于“时间”的“运动”，越接近“结果”越是“确定”的。苹果掉落的那一刻、砸在头上那一刻、被拿起的那一刻，就是我们感受的、外显的“确定”，而其背后的底层规则，是有“确定”这个规则。无论苹果掉落的科学原理是什么，砸在我们头上偶然因素是什么，我们拿起它的心理动机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事能发生”本身。如果在掉落的那一刻苹果消失，或者砸在我们头上的那一刻变成橘子，亦或手无缘无故的拿它不起，那就没有了“外显”的确定。如果从来不会发生外显的“确定”，那么客观世界的规则里，就没有“确定”这个规则了。
从某种角度说，“我识”的产生，就是为了感受和认识这种“确定”，它的源动力，就是用“因果”的方式，使得“不确定”变得“确定”起来。只是，“我识”理解的那个“因果”，只是在时间最终发生的那个“当下”，才起到作用。其他的一切我们对于“确定”的努力，都是“推演”、“判断”、“预测”，与真正的“确定”无关了。
可以这样说，人类的一切认知与探索活动，都是为了得到相对“注定”的结果。如果我们认为，客观世界的一切事件，都是所有“要素”基于“确定”的组合，那么客观世界就是“注定”的——这是“佛家”哲学以及一些主流神秘学的基础理解；如果“要素”基于的那些“确定”是“物理规律”，能被我们完全掌握，那么客观世界也是“注定”的——这是“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解。
这里面还有哲学文字游戏的部分，就是“要素”。“要素”可以是精神世界的变量，比如我拿起苹果，是“心动”、“意动”还是“冲动”？是“偶然”或者“缘分”？可能得到“注定”或者“不注定”的结果——这几乎是神秘学精神的原旨；“要素”也可以是“事件”本身，它可以被切割成无限小的“要素”，我们不能理解“注定”，也许只是没有找到真正的“要素”——这几乎可以看作是科学精神的原旨。
我们没办法证对或者证错：客观世界在整体、宏观上，到底是不是“注定”的，以及精神是否“自由”（我们早在第五问的时候，就试图讨论这个问题）。但依照“简单直接”的哲学精神，我们偏向于认为，规则是有“不确定”的，比如“概率”。你明知道“果熟地落”，苹果总会掉落，但永远也不能知道，它掉落于哪个刹那，以及基于什么样的“要素”。
最后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像“概率”这样的“不确定”的规则，“我识”能够觉醒吗？我们刚才讨论了，没有“确定”就没有“因果”，也就不能产生“我识”。而我们感受到的“不确定”，可能只是“要素”不足而已。因为“要素”的不确定，所以“我识”会觉醒，以便扩大和完善“确定”的边界，这是成立的。就如佛家所讲的“知见障”，认知像一道障碍，即便世间一切注定，我们也未必有能力去打破它，所以才需要智慧，也就是“我识”。
但如果，在一个“注定”的客观世界里，在一个我们可以完全掌握所有物理规律的客观世界里，在一个所有“心动”、“意动”、“冲动”都是“确定”的客观世界里，“我识”会觉醒吗？就像“全知全能”的上帝，他在那个“注定”的客观世界里，会觉醒“我识”吗？我们不能证对，也不能证错。
无论如何，当“我识”感知的“界”上，出现了“不可测”、“不可知”、“不对称”、“概率云”的情况，都无须惊讶，它们可能是规则本身决定的。同样，当我们在死亡后回归“规则”本身，发现自己就是那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时，也不要诧异。
我们的世界也许是这样的，也许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