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命相怜
上世纪70年代初，许多人对“臭老九”唯恐避之而不及。那时，一位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的姑娘，渐渐走进我的生活。经过了解，我知道，她也是苦命人。她的命的苦，苦到令人闻之落泪的程度：
七十年前寒冬的一天，一对三十多岁、行色匆匆的夫妇，路过广西蒙山县长寿桥东端桥头。凛冽寒风中传来阵阵婴儿撕心裂肺的啼哭声。循声望去，路边放着一个旧箩筐。夫妇二人快步朝箩筐走去。箩筐中有一包扎严实，仅留一条细缝的襁褓。襁褓下面垫着厚厚的稻草。
啼哭声从襁褓细缝传出。妻子迅速俯身抱起襁褓，一张小纸片和几根稻草随风飘落。纸片上有歪歪扭扭的一行字：“求好心人救救孩子”！
她转过身，背对北风，稍稍掀开遮盖缝隙的布片，端详了一会儿，赶紧盖上。紧抱孩子的双手轻轻地拍着。她把脸俯贴在遮盖缝隙的布片上，唱歌似地哼哼：“宝宝莫哭，宝宝乖乖……”。孩子的啼哭声渐渐变小，终于安静下来。
丈夫四处张望，大声呼唤：“谁家的孩子？谁家的孩子？”回应他的，唯有呼呼的北风。不一会儿，他脱下自己的棉衣，盖在孩子身上。
妻子像是对丈夫，又像是对怀抱中的孩子，轻声说：“我们回家吧！”。
其实，从抱起孩子的那一刻起，她已经认定：天赐之缘！她哪舍得把老天赐予的女儿放下呢！
这个被抱回家的婴儿就是二十一年后成为我的妻子的肖映川。那对好心人就是我的岳父肖家品和岳母黄瑞兰。
我这位岳父曾是李宗仁的兵，当过排长。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们那支部队，从桂林出发，一路北上，直至湖北、安徽、山东一带参加了对日作战。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抗战老兵。
然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当过国民党排长的他，却被视为政治历史不好的边缘人物，家属、子女均受影响。我的妻子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和家庭条件下长大的。
那时，在家里，这个从路边捡回来的女儿，一直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但是，在社会上却难逃“出身不好”的命运。她虽然聪明伶俐，成绩不差，却因“父亲历史原因”，上不了高中。
失学后的映川，只有15岁。15岁的她不得不加入社会谋生行列。她曾跟随父母步行十几里路，上山砍柴；她曾跟随父母去给别人挑生石灰，挣一点“挑脚钱”；她曾和父母一起给做成衣卖的人家打扣子……
仅从这些谋生之路的名称，便不难看出这一家人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状况。
映川16岁时，蒙山县电影公司招放映员。她报考后被录取，从此正式参加工作。
初时，她被安排在电影队做放映员。电影队的工作地点是流动的，今天这个村，明天那个屯。放映员没有固定的住宿处。映川每天放映完毕，收拾好机器等物，已经是夜里 11—12 点钟了，便就近和农家姑娘搭伙住宿。
因为她年纪小，长得样子可爱，且又放映技术纯熟，不管走到哪里都受到欢迎。人们称之为电影队的一朵花。追求这朵花的小伙子还真不少，其中不乏有情、有义、有真本事者。
有一位军官，直至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之后仍然想方设法和她联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深夜，全家都已熟睡。我突然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接听时，话筒里传来清晰的男中音：“我是李某某，我现在美国。我想找一下肖映川。”
我知道他就是那位痴情军官。只是不知，他怎么跑到美国去了？我赶紧叫醒映川。
通话完毕后，映川告诉我，他早已退伍，退伍后赴美国发展。我说，怪不得半夜三更来电话，原来在美国，时差的关系，那边恐怕正是中午吧。我对此人的评价是：“痴情＋真情男子”。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人世沧桑，且又是，天之涯，地之角，少年时期的朋友仍惦记于心。只这一点，已是难能可贵。更何况，几十年前，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还根本没有电话。几十年后，人海茫茫，远在大洋彼岸，你又怎样去寻找几十年前的朋友的电话号码呢？
我真心赏识这样的痴情＋真情男子！
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大学毕业后第三年，我和映川在故乡蒙山县电影院结婚了。映川的同事为我们操办了一个物质简单情义深重的仪式。我从这个仪式中体验到，我的妻子虽然只是一个地位卑微的放映员，但人缘很好。在单位里，她深受同事的关怀、爱护和尊重。我为有这样一位妻子而感到幸福和自豪。
那时，我已正式从百色师专调进百色地区教育局工作。百色的领导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动员妻子来百色工作。我婉拒了他们，请求组织上给予照顾，让我回老家蒙山县工作。理由是：我妻子是独生女，而且父母已经年老。领导们对我回县里工作的请求感到很惋惜。我自己并不那样想。并不感到可惜或遗憾。“老僧只合山中坐，国士筵上甚不宜”。我只想过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不管领导者怎样劝说，我均不为所动。
1975年春夏之交，组织上终于给予照顾，同意我回家乡工作。于是，我又回到了 13年前的出发点——我的家乡蒙山县。组织上把我安排在以冯果为部长的县委宣传部任理论干事。
冯部长是一位和善且又十分体恤下属的老同志。我满足于这个职位的工作，乐意在冯部长的领导下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那时，映川也调回县电影院工作了。
电影院每天要在县城若干地点张贴放映广告。广告内容由工作人员根据映片所述故事，概括为简要的文字，然后用毛笔手抄在一张报版面大小的纸张上即可。电影院把草拟广告稿的任务交给映川，映川又把它转交给我。对我来说，这点事，并无困难。我很乐意每天业余时间为他们做这件事。
1976年7月，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那天中午，我回家吃午餐。家里静悄悄的。岳母在厨房炒菜。我走进房间，掀开蚊帐，孩子在床上睡得甜甜的。我端详着她。突然意识到，从今天开始，我又多了一重社会角色。此前，我是儿子，是丈夫，今天，我已成了父亲。我能胜任父亲这个角色吗？
不久，妻子同我商量，要给孩子取一个名。我想了想，说：“就叫莫晓颖吧。”那时，妻子的同学和朋友都称呼她为“肖映”。“晓颖”者，“肖映”之谐音也。聪明的她一听便知道其中的意思，欣然表示同意。
女儿的到来给初为人母的我的妻子带来极大的喜悦。然而，有人却对我女儿的名字说长道短。我对饶舌者的态度是置之不理。谁不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我以妻子名字的谐音为女儿取名，无疑是表示我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我的这种感情怎么可能受别人的议论影响呢！
两年后上帝又赐给我第二个女儿。我为她取名莫晓宇。
那时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合起来还不足100元，要养活两个家庭三个老人（我的母亲和岳父、岳母）、三个小孩（晓颖、晓宇、肖映山）和我们自己总共8口人。生活并不宽裕，但是，有什么东西比得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闲适之乐呢！
晓颖和晓宇（1979年）
三、婆婆的恩情
女儿的降生给家庭带来无限乐趣，同时又有许多困难。很大的一个困难是两个孩子都没有母乳。周围的阿姨们听说后都乐意给我们的孩子喂奶。特别是县木衣夹厂的长英阿姨，每天定时给晓宇喂一次奶。
木衣夹厂在西街，离我们家 1 里多路。为了让孩子能吃上一次奶，岳母每天要抱着晓宇走好几里路。有一次，岳母因病两天不能抱孩子去喂奶，第三天抱去时，孩子拒绝吸奶。人们都说，这个孩子，小小的就懂得疼爱婆婆了。她不吸奶等于对婆婆说：“不要抱我来这里了，我不吃奶了。”
在岳母的精心照料下，我们的孩子得以健康成长。1983年，岳母因病逝世。我从内心感激和怀念这位慈善和充满爱心的老人。她抚养了我们家两代人——我的妻子和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求自己的孩子永远记住婆婆的恩情，永远记住那些帮助过我们的好心的阿姨们。要像婆婆和阿姨们一样，做一个有爱心、同情人和乐于助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