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好在于：你不仅可以玩，还有人陪你玩。”忘记是谁说的这句话，我深以为然。
大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公平的地方。
首先，都一样的成绩，我们班——甚至整个学院——的入学分数，都相差不大，大家起点相同。
然后是生活，无论你家里有钱没钱、有权无权，也无论你来自哪个地方，都得塞在八个人的宿舍，吃食堂、挤澡堂、睡课堂，在水房冲凉水，在宿舍光膀子打牌，没有什么身份的区别。
更重要的是，这里没人认识你，没有亲戚、熟人、老同学，只有一群陌生有趣的人，因为同样一张报名表凑在一起。没人知道你的底细，也没有什么值得隐藏或羞赧的。
我一直是一个比较“菜”的人，加之生日小，所以在任何环境都是个“小跟班”和“小透明”，我也习惯这样的位置。我喜欢跟在木子、杨子、锋哥这样高大的人后面，听他们说话，跟他们玩，看他们眼里的世界，就像小时候看爸妈眼里的世界一样。直到大学，突然感觉到一种释放，仿佛身体里有根绳索被挣断了。我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我——都不太像我。
开学第三天，迎新晚会，锋哥说你们得支持我，每个人都要出节目。宿舍八个人，就我傻乎乎报了个独唱。凭着在排档露天KTV练就的乐感，居然广泛好评。之后木子撺掇我陪他参加唱歌比赛，结果获得第二名。从此莫名进了“娱乐圈”，院里和学校的各种演出，都拉去唱歌。借由此，加入院学生会、音乐部，当干事，从参与者转变成组织者。
学校里大大小小的晚会很多，迎新生、送老生、建院纪念、校庆……节目总是不够用，演员也得一兼多职。没人合唱，我便义不容辞跟着排；没人主持，凑个手稿自己上；跳舞缺人，赶鸭子上架。我其实大多是自己想去，反正大家都不专业，谁也不比谁强，也没人笑话，就当玩儿呗。折腾下来，居然有模有样，效果不错，于是胆子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外向，几百上千人，也不再会怯场，逐渐成了小规模的“风云人物”。
晚会再多也不能天天搞，仍有大把空余时间，其他社团的人就来找我这个“积极分子”帮忙。广播站说缺人，你来主持个运动会，我去了，之后成了广播站的兼职播报；小礼堂老师说要组织合唱团参加比赛，你给张罗一下你们学院的人，然后我就成了合唱团团长；辅导员说澳门回归演讲比赛没人，看你行，上去参加一个去，结果弄了个三等奖；直到体育部长说参加二百米的人受伤了，我看你踢球跑挺快，上去顶一个。我说这个我真不行，我初中体育才四十分，我只是个小胖子。他瞅瞅我说，你小子不仗义，说你胖谁信呢？就到我这儿不帮忙了是吗？我只能硬着头皮跑，结果居然进到决赛。
大二开学体检，量身高的大夫说，你是去年量错了吗？怎么差了五公分？旁边的锋哥说没错，他长个儿了。我一阵错愕，对着镜子打量自己，居然成了长条形的瘦子。从小留到大的短发，也变成了挡住眼睛的长发，吊儿郎当的。晚上打长途，汇报了身高的事，妈说：“跟你爸一样，晚长。”
从什么事情都不行，到什么事情看起来都还行，转变得突兀，仿佛一瞬间增加了许多技能。我自认还保持着清醒，一切不过是玩票而已，充其量是恰逢其会，凑个热闹。但木子不这么想。
我曾问木子，为什么偏偏选我们学校。他用手捋了捋长发，说不放心你这个干儿子。
他是以体育生的身份来的，但来了就没参加过任何体育社团。他跟我不同系，却总是跟我一起上课。自从他和我参加学校的唱歌比赛得了名次，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了演出。逐渐地，在学校唱歌跳舞不再能满足兴趣，他开始找机会上电视节目。你别说，机缘巧合下，还真让他找到了。
那是河北台的一档家庭娱乐节目，找些素人唱跳表演，然后玩游戏投票，最终选一个冠军，可以得到不菲的奖品。他打听到下一期是做“组合”，撺掇我排练节目陪他去面试，没想到一击即中，真的被选上。
录节目当天，一切如坠梦中，我稀里糊涂地上台、表演、答题、投票，最后在锋哥、东子、春儿一票人，于人群中卖力地支持下，居然真的得到了大奖：一套价值一万元的家庭影院。因为一切发生的太快，以至于我始终都浑噩着，仿佛自己是提线木偶，被人操控着完成了这一切。
直到下台，副导演找到我们，说需要交“偶得税”。
“您再说一遍，多少钱？”
“百分之二十，也就是一千九百八。”
“那奖品可以不要吗？”
“可以放弃，自愿。”
我突然觉得不浑噩了，上电视真特么贵。
后来我还是要了那套家庭影院，托运回家送给了老姨，当然，税钱是她交的。此后，在另外几个人的撺掇下，在问过没有奖品和偶得税的前提下，我又上了另外一档省电视台的音乐节目。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每日还是过着普通大学生的生活，忙碌地做着自己的“积极分子”。木子则依然乐忠于寻找各种演出机会，还曾自己找录音棚录小样，做着艺人梦，只是也没再折腾出什么水花。
也不能说毫无水花，后来木子经常接到户外路演——就是那种在商场门口，给厂商搭台子做促销。通常是周末，顶着大风，冷清没人时就对着大广场傻傻地唱跳，等人聚拢来，换主持人上去介绍产品、玩游戏、发小样。演员酬劳是一天一百，主持人一天二百。再后来，木子自己当了“穴头”，两千或者三千元一天。他为了多赚钱，就找能一兼多能的帮手。翻来覆去五六个人，接别人十几个人的活儿，每个人就能多分点。每次我们上台时，都被人介绍是“省内著名演员”，我总是感觉汗颜。
在“积极分子”周期内唯一的滑铁卢，是大一参加学校辩论赛，我连院内初选都没过，被老生们驳得哑口无言。于是发奋学习辩论，很难说是因为喜欢，还是单纯的想扳回颜面，洗刷不存在的“耻辱”。我花大量的时间泡在图书馆，读历届大专辩论赛的汇编，读鸡汤口才学。然后是一知半解地读哲学，读“希腊三杰”、读康德、读黑格尔、读儒家、读老子。在认真钻研之下，从大二开始，无论是院级还是校级的辩论赛，我一路高歌猛进，拿到优胜和最佳辩手。一直到代表学校输给师大，才感觉力不从心，进而觉得辩论无聊，改了兴趣。
我后知后觉地总结，自己喜欢辩论，大概是源于骨子里的争强好胜，它如“隐性基因”一样潜伏着，在大学离开家之后逐渐显现。追根究底，大概是受爸妈常年反问式对话方式的影响。他俩一辈子争夺着家庭的“话语权”，客观对错勿论，嘴上总要压对方一头，“胜利”才好。作为这场旷日持久战争的观战方，我潜移默化下，在终有战场之时，总要上阵才过瘾。
至于从何时开始，在辩论中获得思辨的养料，进而养成哲学思考的习惯，就不得而知了。
忘记听谁说：“珍惜你的大学生活吧，这会是你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我深以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