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三点一线生活模式
我们的大学生生活是单调和枯燥的。概括的说法叫做“三点一线，周而复始”。“三点一线”，指的是，同学们基本上每天都在三个点上跑：宿舍，食堂和阅览室。
听课的时间不太多，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支配的。多数同学把自己支配的时间用在查阅文献资料、看原著和制作资料卡片上。
教室是混用的，北大学生没有固定的教室。谁也不知道那个教室在上课，那个教室没上课。所以，到教室去自学得自己找，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就像打游击一样。在宿舍自学，场地是稳定的，缺点是受干扰比较多，你看书，别人可能要接待来访的同学、同乡或朋友。最安静最理想的自学场所是阅览室。那里灯光明亮，气氛浓厚，每个人都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事情，互不相碍。可是，阅览室的座位有限，远未能满足全校同学学习的需求。于是抢占座位成为十分自然的现象。普遍的做法是，早上一起床就背上书包到阅览室去，把书包放在那里占一个座位。书包放在那里，这个座位今天就属于你了。没有发生过为座位而争执的现象。有时候，阅览室尚未开门，大家就在门口等候，待开门时再进去占座位。一般说来，阅览室的门都开得比较早，并不是到上班时间才开门，而是起床后即开门。这大概是校方为适应同学们的需要而采取的一项照顾性措施吧。
60年代，北大的阅览室未曾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为好几处。我去得比较多的是第五阅览室，第四阅览室和第三阅览室。其中，第三阅览室是期刊阅览室，第五阅览室是哲学阅览室，第四阅览室可能是理科阅览室。第四阅览室座位最多，第五阅览室座位最少。
“三点一线”的“线”并非直线，而是一条曲折的线。这条线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宿舍。起床后，人们背上书包往阅览室赶。这个“赶”多数带有晨练性质。占了座位后，有的去运动场跑步，有的到未名湖边做早操，有的在某一块草地上打太极拳……然后到食堂进早餐。早餐后再到阅览室看书学习，直到阅览室打铃关门，才返回宿舍休息。
文革前，“三点一线”是多数北大学生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不是学校规定的，不是靠规章制度来执行的，而是自发形成的，是靠同学们的自我约束实现的。
十二、难忘的年夜饭
哲学系1962级二班共有29位同学，其中23人为当年考取者，其余6人或为因病休学后复学的，或从别的学校、别的系转来哲学系的。
二班有几位同学出身高干家庭，其中之一是郭世英。另一位是图道多吉。
郭世英是郭沫若的公子。他1942年出生于重庆。在郭家十一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八，身高1．78米。读高中时，郭世英是著名的北京101中学的三好学生、团支部书记。他为人坦率、热情、平易近人，知识面广，视野宽阔。高中毕业后，郭世英升入北京外交学院，只读一年，次年即转入北大哲学系哲学专业62级2班。住38斋120室。
图道多吉是阿沛阿旺晋美的公子。据说，图道多吉的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且教子有方。每年暑假，图道多吉都和弟妹们一起下乡参加劳动，体验农村生活。他性格沉稳、言谈儒雅，举止不俗，为人和善，谦谦君子。传言图道多吉小时候曾在印度读书。他英语很好，爱好跳舞。休息时我们常可听到他轻轻舞步发出动听的节奏声。熟悉之后，大家把“图道多吉”缩略为“图道”，直至现在仍是如此。
第一学年，我也住120室。除郭世英和图道之外，同室的同学还有周国平、胡纯和，王诗川。
周国平上海人，聪明过人。
胡纯和安徽人，朴实，直率。
王诗川福建人，诚实，寡言少语。
时间已过去了60多年，当年的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
最难忘的，是1963年寒假郭世英、图道请留校过年的贫困同学吃年夜饭的情景。
凡事都有个对比。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每年临近春节，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经久不衰的“民工潮”现象。“民工潮”反映的是，外出谋生的农民，不管是为老板打工的，还是捡破烂的、扫大街的、弹棉花的、搞装修的，也不管离家几百里还是几千里，都要回家过年，即从外地回到老家同父母等亲人团聚。吃年夜饭是亲人团聚不可缺少的节目。
有因经济困难而无法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吗？估计有，但是人数大概不会很多，至少不是主流。
本文要说的难忘的年夜饭的主人公，不是农民工，而是大学生，时间不是20世纪80、90年代，而是更早——1963年春节，此事不是发生在农村或城镇居民家里，而是发生在我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
多数同学都回家过年了。留在学校的只是少数因家贫路远回不去的同学。除我之外，印象最深的是黄玉田、马兴煜，此外，似乎还有俞荣根、余元钱。后来我曾问过俞荣根。荣根说1963年春节，他接受李春玉的邀请，到顺义县李春玉家过年。余元钱，我没问过。黄玉田、马兴煜不用问，这二位肯定在场。
除夕之夜的38斋冷冷清清。我们准备早早钻被窝以求梦里同亲人相聚。谁也没想到，郭世英和图道相约，特意从城里返回学校，不为别的，只为邀请本班——哲学系1962级2班——所有留校同学一起到海淀街上吃团圆饭。
那时的海淀街道肯定比不上我家乡的县城，大概比文圩、新圩、陈塘等乡镇集市好一点。虽有几条街道，但是主要的街道只有一条。年三十的下午，街上行人稀少。平日颇为热闹的商店，大都关门停业。萧瑟寒风中不时传来附近人家鸣放鞭炮的响声和孩子们的嬉笑声。
我们几个大学生，边走边聊，从北走到南，走到街道的尽头，竟然没发现一家开门营业的饭店！往回走时，郭世英大声交代：别只顾讲话，都把眼睛睁大点。往回走一段路后，终于有一家没关门的清真小餐馆被黄玉田发现。
我们的到来，这家小餐馆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那一顿年夜饭，吃了什么，我真的记不起来了。终身难忘的是，大家都吃得非常开心。不是因为饭菜有多么丰美，而是因为友情难得。虽然都没说出口来，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清楚楚：长这么大，第一次在远离父母几千里之外的地方和同学一起过年。
此事已经过去了62年。我心里一直在想，当年我们接受的只是同学请吃的一顿年夜饭吗？不，那是可贵的同学友宜！感谢郭世英和图道，让我们深切体验到永世不忘的同学真情。
62年前，那间本来冷冷清清的清真小店不断传出欢声笑语。店主都被我们感动了，端菜的脚步轻盈而带节奏感，脸上堆满笑容。也许他认为，辞旧迎新之际，这些大学生的欢笑声给除夕之夜的清真店带来了好兆头，来年必是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席间，大家互谈自己家乡过年的习惯，年夜饭吃什么菜成为话题之一。黄玉田和我所说的家乡话基本相同。黄玉田是广东中山县人。他那一口家乡话是纯正的白话即广州话。我家乡的蒙山话属于白话体系。马兴煜虽是广东人，但是他家乡是潮州。潮州话与广东白话天悬地隔。大家建议我和黄玉田用白话来一段对话。于是，我和黄玉田开始一问一答。其他同学听得云里雾里。问：“说了些什么呀？”答曰：“扣肉，白斩鸡。”大家发出“啊”的一声大笑，都说比外语还难懂。
那时，在国内，啤酒生产大概正处在起步阶段。此前，我从未听说过啤酒这个名称，更别说喝啤酒了。
饭后，图道问：“啤酒味道如何？”
我脱口说：“味同潲水。”
大家哄然大笑。
其实，我还真是实话实说，一点没夸张。
十三、桂式木屐和沪版“斜塔”
开学时，我从家里带了一双木屐到北大。那时国内好像尚未开始生产塑料拖鞋。在男生宿舍里，我那双广西特产木屐堪称“唯一”。物以稀为贵。尽管它很土，尽管穿上它走路会发出叭哒叭哒的响声，但是，洗澡时，人们都不得不认同“老土”的优越性，因而不约而同地对它产生亲和感。
我的床位在周国平床位的对面。我住上铺，他住下铺。中间是两张书桌。入学时，周国平从上海家里带来了一个使用多年的竹壳热水瓶。它的外壳已经变形，歪歪的放在桌子上，样子颇像斜塔。它也是120室的“唯一”。每天，室友中只要有人发现它空了，便会自动拿去灌开水，供大家饮用。
有一次，我下床时不小心碰翻了搁在桌子上的那个“斜塔“。它掉落地上，“啪”的一声，瓶胆变成一堆碎碴。
我收拾干净后，到海淀买了一个新的回来。
周国平回来后对我笑笑，说：“其实你只买瓶胆就行了。”
我也对他笑笑：“噢，沪版斜塔还有收藏价值！”
笑声顿时充满整个120室。
自左而右：莫旭麟，景天魁，黄玉田 1968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