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一）
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进行，所谓“复课闹革命”就是班里同学坐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和他老人家发布的最新指示，并不学习文化课。教室里没有老师，都是同学自己组织学习，来不来没有要求。家里父母还在隔离审查，我还是小鬼当家，后来舅舅把我接到他家里。他家里住在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在这里我认识了不少高院子弟，每天和他们一起打篮球、打扑克、下军棋，到图书馆偷书.......。舅舅也管不了我，托了一个战友让我到部队当兵去了。
我和几个高院子弟在68年到沈阳军区40军当兵的，在此之前我们彼此认识并不熟悉。李建和靳乐分到军高炮团，我和建平分到军炮团。我们乘同一次火车到部队，他们俩在黑山下车，我和建平在北镇下车。在火车上，靳乐滔滔不绝的发表评论，他对这次所去的部队有些不满意。我们当时都有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情壮志。当兵就要打仗，用满腔热血报效祖国，以马革裹尸为荣。我们就想去步兵团。中国的陆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炮团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不过要说打仗，高炮比地炮要好一点，毕竟抗美援越部队都是高炮部队，地炮部队一点戏也没有。
到了炮团，建平分到了1营，我去了2营。到了连队，我知道应该好自为之了，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在这里许多极其平常的小事对于我都是不平常的，挑水、洗衣服、种地.......记得到连队不久身上长满了虱子，脱下衣服看到不少黑黑的小虫子在衣服上蠕动我竟然不知所措（我不敢用手抓，受到班里战友们的耻笑）。我把衬衣放到脸盆里，用水泡淹不死他们，使劲洗，搓不死他们。最后把衬衣搭在绳子上，衣服结成冰（东北晚上零下30多度），冻不死他们，虱子的生命力之顽强令人不可思议。最终还得硬着头皮用手一个一个的把他们从衣服上捉出来，然后处以极刑。事情就是这样，万事开头难，时间常了也学会了。当新兵时有一阵子非常苦恼，那些农村入伍的兵非常看不起我，他们认为我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什么也不懂，像个傻子。
记得第一次打猪草，我们新兵每一个人到炊事班领了一个麻袋，一把镰刀出了营房。在我的知识里，猪是吃饲料、泔水的，怎么还吃草呀？什么是猪草？我的疑虑引来了战友的嘲笑。他们说，你们城里人不吃猪肉吗？不养猪怎么能吃肉？养猪不吃猪草吗？他们洋洋得意一连串的推理让我无地自容，看着我一脸茫然的样子，他们开始向我传授如何辨认猪草的知识。猪能吃的野菜很多，各个地方不一样，总之，人能吃的猪就能吃。人能吃的？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吃过地里的野菜，我晕了，也不能再问了。过了一会，大家都散开了，各忙各的，因为按规定中午要带一麻袋猪草回去。中午时分我也兴冲冲的扛了一麻袋“猪草”回去，看了我打的猪草，喂猪的饲养员劈头盖脸给了我一顿臭骂。说，幸亏他看了一眼，我打的猪草不但猪不能吃而且有可能把猪毒死。一时间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眼泪夺眶而出。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知道猪是吃草的，但不是什么草都吃。此外我也第一次意识到，工作做不好是得不到别人尊重的，怨天怨地是没有用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补上一麻袋真正的猪草。我人傻并不笨，我午饭也顾不得吃了，又拿起了镰刀、麻袋和一条背包带到我们连猪圈牵一头老母猪就出发了。我像遛狗一样拴着着老母猪出了营房，来到了田野。那个年头人尚不能温饱，猪就可想而知了（否则干嘛吃猪草呢？）。猪带着我寻找一切他能吃的野菜，一旦我认识了，我就把他拴在树上，不让他吃了，否则猪吃完了我拿什么交差呀。打完了这一种猪草，再把他放出来找第二种。猪很有意思，他先吃他爱吃的植物，这种植物没有吃光他不吃别的。就这样，我一样一样的学，不一会就打了一麻袋。这头老母猪嘴非常叼，满地的野菜他就吃那么几种，而且专吃嫩的，老的还不吃。也许老母猪看出了我的企图，不再教我了，于是我把他带回了猪圈，反正任务完成了。就这样我不屈不挠的克服了许多工作、生活上的困难，努力进步。在工作上我不是最优秀的，但是我的向上精神和进步步伐却是可圈可点的。
我觉得人生就像一个铸铁材料，铸铁材料对于拉伸和压缩破坏的抵抗能力存在很大差别，抗压强度远远地大于抗拉强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逆境压力下你可以坚强的生存。拉一拉，拔拔高没准就哗啦啦了。由于我的工作努力、积极向上，不少名不副实的表扬、荣誉接踵而来，入了团、评为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尽管其实难副但是心里却是很高兴。一天，党小组长找我谈话，让我填写预备党员申请表并告诉我尽快填写，最近连里有老兵休假，路过北京时把政审做了，他说的很轻松，不过着实的吓了我一跳。那时候父亲因病在家休息，对其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问题，当时组织上并没有给出结论意见。母亲的问题则更为严重，已经隔离审查一年多了。姐姐下放劳动。为了不连累我，父母基本上不与我通信，家里这点情况都是姐姐写信告诉我的。这么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背景，这个预备党员申请表让我怎么填？如实填写，组织上怎么会吸收我这样的预备党员，一旦发现我来自这样一个家庭，搞不好我可能被清除部队。看到我默默无语，党小组长感到不解。换作别人遇到这种事应该热泪盈眶，激动不已，可是我却表情木然，他不由得捅了我一下。看到了党小组长犀利的目光我一下子清醒了，赶紧言不由衷的表示了我感激心情。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在胡思乱想、不知所措中度过的，一件不堪回首的往事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就在上个月我送走了我的好朋友，小王和小常。小王、小常是我刚从新兵连下老连队不久认识的，那天我正在营房大门站岗，一辆苏式军用吉普车停在岗楼前。从车上跳下来他们俩向我打听团部军需股的位置，从彼此的口音听出来了我们都是北京人，于是就攀谈起来。从聊天中我知道他们俩来自于海军大院也是大院子弟，父辈都是在我们所在部队担任过领导职务，后来由于工作需要调到海军工作。这次是通过关系来当兵的，找到了他们父亲的老战友，没有费事就分到了我们团。那时候，北京的学生当兵唯一的优势就是来自于大城市，营养不错，个子长得高都会打篮球（部队不少来自于农村的兵，当兵以后才知道什么是打篮球）。我们都是各自连队篮球队主力球员，业余时间经常在一起打联赛，有时候还到团里参加集训。这样我们很快就成了吃、喝、抽无话不讲的好朋友。上个星期他们两个来连队找我，看着他们俩一反常态沮丧的面孔我知道一定出了什么大事。果不其然他们俩告诉我，昨天团里接到军里文件，要求他们俩明天限期离开所在部队，这段部队经历按随军学习处理。他们接着说，他们的父辈和当时文革中的海军领导政治观点不同，现在这些人得势开始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打击。他们的父亲已经隔离审查，其子女也被要求离开部队。
第二天，细雨霏霏，我到车站为他们送行。此时他们已经没有刚来时的欢歌笑语，也没有小车为他们送行。我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一个小饭馆，要了半斤地瓜烧，一盘猪头肉，一盘摊黄菜开始了送别午餐。席间气氛十分压抑，除了喝酒似乎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小常打破了沉默，他喃喃的说，上个月他们俩刚刚入团，不知道这还算数吗？到底小王岁数大一点，看问题也老辣一点，他说兵都当不成了你还想那个。我们这些家庭出身的人好事来的容易，不过走的也快。是呀，想来想去就是这么回事。
长途汽车站广播员的声音结束了我们最后的午餐，我们互道珍重他们俩就消失在迷茫细雨之中了。我在回营房的路上悲叹至极，泪水、雨水交织从我的脸颊流下，我不禁想起了红楼梦里的葬花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种不详的预感一直笼罩着我数日，假如真有这么一天，谁会去送我呀，我会有这么一天吗？
真该死，自己家庭那点事自己还不清楚？还要掩耳盗铃。更不应该的是脑子一热就交那份入党申请书，我被得到的一点小荣誉冲昏了头。回想在学校期间，班里的优秀同学很多，我不属于聪明的同学但是也不笨。老师很少批评我可是从来也没有表扬过我，这次在言过其实的表扬和名不副实的荣誉目前昏了头，不能清醒的看待自己。
可是清醒一点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得随着命运的脚印一步一步的走吗？党小组长找我谈话，要求我靠拢组织而我听而不闻，那罪过可能更大。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这时候再埋怨鞋不合适、路不平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连队探亲的老兵已经出发了，他归队时路过北京将带回我的政审调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