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进入北大
江田主编的《广西蒙山中学校史》第83页有这样一段话：“1962年，虽然由于全国大专院校大幅度调整下马，导致升学人数锐减，也还有莫旭麟同学以优秀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
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这制度始于1952年。到文革前的1965年止，这一制度执行了14年。这14年每年的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高考报考人数、录取人数、录取比例等数据如下：
1952年，报考人数：7.3万人，高校招生数6.64万人，录取比例 91％
1953年，报考人数：9.0万人，高校招生数7.0万人，录取比例 77％
1954年，报考人数：13.4万人，高校招生数9.38万人，录取比例 70％
1955年，报考人数：17.7万人，高校招生数9.8万人，录取比例 60％
1956年，报考人数：35.0万人，高校招生数18.5万人，录取比例 48％
1957年，报考人数：25.2万人，高校招生数10.6万人，录取比例42％
1958年，高中毕业生人数：21.9万人，高校招生数26.5万人，录取比例121％
1959年，报考人数：33.3万人，高校招生数27.4万人，录取比例 81％
1960年，高中毕业生人数：29.0万人，高校招生数32.3万人，录取比例 111.4 ％
1961年，报考人数：21.4万人，高校招生数16.9万人，录取比例 80％
1962年，高中毕业生人数：44.1万人，高校招生数10.7万人，录取比例 24.3％
1963年，报考人数：53.1万人，高校招生数13.3万人，录取比例 25％
1964年，报考人数：44.9万人，高校招生数14.7万人，录取比例 33％
1965年，高中毕业生人数：36.0万人，高校招生数16.4万人，录取比例 45.6％
1966年至1969年，全国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
数据对比说明，1958年和1960年录取比例最高，1962年最低。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在教育领域表现为高等院校办学规模“大跃进”：1957年全国有高等院校229所，1958年一跃而增加为791所，几乎翻了两番。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则从1957年的10.6万人增到1958年的26.5万人。1960年，全国高等院校再增加到1289所。招生人数，则从1959年的27.4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32.3万。以高中毕业生人数为基数计算，1958年和1960年的招生人数都超过了当年高中毕业生总数，录取比率分别达到121％和111.4 ％。
到了1961年，人们在总结教训中认识到：从1958年开始，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等原因，导致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在整顿中，高等学校数量从1960年的1289所下降到1962年的610所，招生人数则从1961年的16.9万人下降为1962年的10.7万人。于是，同此前相比，1962年的高考成为生源最多，招生数量最少，录取率最低的一年。
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在时代浪潮中，任何社会普通分子均无掌控命运主动性可言。清醒者应顺其自然，顺势而为。
命里有，终须有，命里无，莫强求。已经当了一年农民的我，知道自己无可挽回地错过了1961年录取比率较高的机会。我必须面对现实，老老实实参加难度很大的1962年高考，做好考得上和考不上两种准备。
那一年高考采取的是先报志愿后考试的模式，政审有所放宽，高考分数几乎成为唯一的录取标准。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
考完试后，我即回村参加劳动，静待命运之神降临。
不久后的一天，我正在邱屋地坪为生产队晒谷子。赤日炎炎，骄阳似火。三合土的地坪被晒得滚烫滚烫，升腾着阵阵气浪。下午二时许，母亲急急赶来，边走边大声喊：“旭麟，考上啦，考上啦。”
晒场上的人全都围过去，问：“啊二（我的小名）考上什么了？”
“北京，考上北京啦。”
我从母亲手里接过录取通知书，目光停留在信封的“北京大学”这几个字上。
考上北大哲学系啦！我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
消息很快传遍全村，人们纷纷向我和我的母亲表示祝贺。
8月下旬，从未出过远门，上不过新圩，下不至古谜的我，挑着衣服、被子等行李，随同中国科技大学回家度假后返京的桂来旺同学，乘车北上桂林。次日，转乘13.5元钱一张的火车慢车票，继续北上。抵达武汉时已是半夜时分。我们在武汉停留一天，住武汉测绘学院蒙中校友黄爵光所在的学生宿舍。第二天，在黄爵光带领下，我们几个人步行穿过武汉大学，到东湖游了一会儿泳，接着又乘车观摩长江大桥。晚上，告别黄爵光，登车前往北京。
抵达北京已是第三天上午。走出站台，各校迎接新生的彩旗迎风招展。在众多横幅中，我一眼看见“北京大学欢迎您！”的横幅，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激动立即贯透全身。
告别桂来旺后，我和其他新生一起登上了迎候在接待站的校车，向此行的终点——北京大学前进。当汽车沿着宽阔的长安街徐徐驶过天安门广场时，天安门城楼映入眼帘，车上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啊！”“好雄伟！”的赞叹声不断。多少年来的梦中的天安门，终于在今天变成眼前的天安门，叫人怎能不激动呢！
汽车从南校门进入学校。我们在学生第一食堂前的小树林下车。等候在那里是各系接待站的同学。哲学系接待站的老同学热情地把我们带到38斋。我的大学生生活就从这里开始。
九、我心之歌
我的祖先本是蒙山陈塘朝垌人。得知我考取北京大学时，朝垌的叔伯兄弟奔走相告。他们知道我的家境情况，知道我上学有很大困难。莫姓叔伯兄弟自发募捐，要资助我上学。最后得款二十多元，送达母亲之手。母亲又向其他亲戚借了一部分。供我上学的钱的总数是40元。从蒙山到北京乘车和吃饭已用去近20元。当我在38斋住下来时，身上只剩下10多元了。
开学不久，学校开始办理申请和发放助学金工作。助学金分为三个等级：甲等15．5元；乙等12元；丙等9元。我申请的是乙等。当时的考虑是：每个月的伙食费大约需要9元左右，再有2－3元钱买点纸张笔墨和牙膏肥皂之类的，就可以过下去了。乙等助学金很快就批下来了。但我只领了1个月，从第2个月开始，不需要申请，学校自动把我的助学金标准改为甲等。1964年，传言毛主席的春节谈话里有大学生生活太苦了，应该提高助学金标准等内容。此后，甲等助学金的标准便由15．5元改为19．5元。直到毕业离校之前，我一直领取每月19．5元的助学金。
1962年10月1日，我第一次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节集会和游行。
据同学回忆，那次游行的经过是：黎明时分，队伍从38斋宿舍前步行到清华园车站，乘火车到安定门站下车后，再步行到东长安街王府井一带等候。轮到北大时，指挥者引导队伍沿长安街，自东而西游行。
秋风习习。我开始体验到北方气候的威胁，心里默念杜甫《卖炭翁》的诗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那时的心境比之卖炭翁，“愿天寒”是没有的，而忧虑之心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矣。
没想到这一忧虑很快就消除了。国庆节后，学校通知我到为学生服务的校内缝衣店量身做棉衣棉裤。不久我便领到了一套蓝色斜纹布的新棉衣棉裤。1963年春节，我穿着这套棉衣棉裤参加了蒙中在京四位校友的颐和园聚会。在那次聚会所拍的相片里，至少有三人——莫旭麟，钟荣亮，桂来旺的衣着几乎完全相同，都是肥大臃肿的蓝色棉衣裤。我估摸，他们二位这套衣服的来源很可能和我相同。我们都是共产党的恩惠的受惠者。
1965年，参加社教运动前夕，学校考虑到原先发给学生的蓝色棉衣裤太薄，抵御不住乡下的严寒，不知从那里弄来了许多部队的废旧棉衣和羊毛皮背心。那些棉衣已经褪色发白了，而且不少还打了补丁。但是很厚，很干净。穿在身上感觉比蓝斜纹布棉衣暖和得多。下乡前，我领到一件打了补丁的军用旧棉衣和一件白色羊毛皮背心。社教收队后，羊毛皮背心归还学校。旧军棉衣不需上交。它伴随我，从北京到洞庭湖，再到广西百色，一直是我冬天的御寒之衣。
在下面那张我和蒙中校友蒲瑞龄（北京农业大学）、曾富珍（北京外语学院）合影于颐和园的相片里，我身上穿的就是那件褪了色和打了补丁的军棉衣。那补丁就打在右肩稍靠后背的地方。
穿补丁衣服逛颐和园，穿补丁衣服和朋友照相，在今天的大学生中，恐怕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可那时的我，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无可选择，而且正大光明，丝毫没有丢人或难为情的心理压力。
60年代，才旦卓玛的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广泛流行。每当听到它的旋律，我都会产生一种特别的震撼感，总觉得它唱到我的心里去了。它就是我的心之歌啊。
广西蒙山中学最早叩开首都著名学府大门的毕业生，自左而右：莫旭麟、陈觉全（北京农业大学）、钟荣亮（北京农业大学）、桂来旺（中国科技大学）
蒙中校友 1965年。自左而右：莫旭麟、曾富珍（北京外国语学院）、蒲瑞龄（北京农业大学）
十、春秋六度38斋
38斋是北大哲学系和历史系的男生宿舍。其中，1－3楼住哲学系学生，4－6楼住历史系学生。
北大的学制是：文科五年，理科六年。按正常情况，我们应该于1967年夏毕业离校。不幸的是遇到文革，无法分配。所以我在北大整整待了6年。这6年都是在38斋度过的。我先后住过119室，120室，122室。同室同学有郭世英，杨庆文，胡纯和，周国平，张维庆，王诗川，俞荣根，图道多吉，马家龙，马兴煜，黄玉田。
38斋靠近北大西南门。出此门，穿过马路就是海淀街。当时的海淀街其实就是北京市郊的一个小街区。街道两旁的商店低矮而陈旧。
在海淀街商店的服务对象中，北大的学生占了不小的份额。我们的肥皂、牙膏、衣服、鞋子、以及笔墨纸张等生活和学习用品多数是在海淀街的小商店里买的。那里有一家旧书店，是大学生光顾最多的地方。文革期间，校内澡堂一度因缺煤而关闭。我们曾去海淀街的澡堂洗过2－3次澡，因而得知北方老百姓是怎洗澡的。
穿过海淀街就是名曰四季青公社的农村。文革期间，我和全昌顺、李祖庆、俞荣根、黄玉田等同学，经常于晚饭后去那一带散步。我们沿着田间小道，边走边聊。远处，夕阳映照下的农舍和树林缓缓升起淡淡烟霞。小路旁，放牧归来的一群群雪白的北京鸭，在主人的指挥下，列队沿路的另一侧，与我们相错而过。“嘎嘎”之声不绝于耳……我们用羡慕的目光看着赶鸭的农民。他们用不着受高音喇叭的困扰，用不着为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而困惑，用不着为渺渺茫茫的分配而忧虑。
1964年春，在38斋楼门口的阶梯上，自左而右，前排：胡纯和，杨庆文；中排：莫旭麟，景天魁、后排：张淼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