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丑小鸭
一张毕业相片，就是一幅人生转折时刻的众生图。有的喜悦，有的忧愁；有的踌躇满志，有的困惑彷徨；有的坚定自信，有的畏缩自卑；有的平静自然，有的局促不安。
在下面这张“广西蒙山中学高中58－1班同学毕业留影”中，我的位置是后排左3。看那眼神便知此人内心正在经历怎样的郁悒。
因健康问题，1961年我虽然获得了高中毕业资格，却未获得参加高考资格。
困难时期，因营养不足，蒙中部分学生患结核性胸膜炎。我是其中之一。高考体检时，我的病已经好了，胸透未发现肺部阴影。症状已经消失。但是，国家规定，结核性胸膜炎患者须痊愈后一年体检合格，方可参加高考。我不符合病愈一年条件。
当别人带着美好的期待奔赴高考考场时，我却被迫收拾包袱“北嘛”（壮语“回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遗弃的丑小鸭，无人理睬，顾影自怜。眼巴巴看着无数追逐的脚步，从身边匆匆而过。
多少个不眠之夜，无助的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窗外，凄风苦雨，如诉如泣。窗内，心如止水，欲哭无泪。
我呆望无边的夜空。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希望，没有期待！
耳旁隐隐传来母亲无奈的叹息。
29年之后，我在一篇题为《农民就业选择的新曙光》的论文中，对我国农民在传统户籍制度下的就业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
传统户籍制度对人的身份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终身性和世袭性的。一个人一旦具有农民的身份，那就一生都是农民，甚至他的后代也只能是农民。非农业居民永远是非农业居民，其后代一般说来也是如此。农民要转换身份不是完全不可能，而是可能性很小，转换身份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条：第一，升学；第二，参军——提干；第三招干；第四，招工；第五，‘农转非’；第六，随军；第七，顶替。农民转换身份的道路虽有七条之多，但都不是易于通行的阳光大道，而是难于跨越的独木桥。能够顺利地从这独木桥上通过者为数甚少。因此，一般说来，身份制度是终身性、世袭性的。
当一个新的生命呱呱坠地之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况：如果他出生在农家，那么，他世世代代基本上都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很少有机会重新选择职业、居所和生活方式。
1961年6月，离开学校的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被确定为农民。我一遍一遍地自问：我的人生之路还有选择的希望吗？
令我没齿不忘的是，离开学校时，范建德校长向我承诺：“明年你再回来参加复习和高考。我当你是应届毕业生。”
可是，回到家里后，面对苍苍白发的苦命母亲和正在读初中的弟弟，不需要提醒，我已知道，一个19岁的儿子和兄长的责任是什么。怨天尤人，何用之有！不能读大学，人也还得生活下去。
我不得不适应自己的“命”。范校长的话虽然仍记在心，但在校时的美好理想已变得异常遥远和模糊，眼前的“工分”和碗里的粥、饭才是最清晰、最重要的。
山脚下贫瘠的水田里，一只尚未学会走路的小鸭在跌跌撞撞地挣扎着。乌黑的泥浆沾满它的全身，泥浆水从粘结成团的羽毛末梢汩汩下淌……
仅仅一年时间，我的皮肤晒得比生产队长更黑。
转折是从次年5月开始的。
范校长果然信守诺言。派人通知我返校参加复习，编在以江光林老师为班主任的班里。这个班有许多优秀的同学。其中我认得的是：陆佩玉、潘百千。进来后又认识了江田、梁兆先。那一年，这个班的同学有考取武汉大学的，有考取武汉测绘学院的，有考取广西大学的……两个月的复习，我和他们相识相知，受益匪浅。
60年之后，当我回顾当年的情景时，心中仍然充满了对母校恩师和学友的感激之情。正是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怀和帮助下，我这只丑小鸭才得以变成幸运的小鸭。
高中毕业相片
二、不忘师恩之一
严正、施淑德先生是我的母校——广西蒙山中学的老师。严先生教语文，施先生教俄语。
严正，广东四会市人。施淑德云南昆明人。
严、施二位先生的青春年华正值我国社会“天翻地覆慨而慷”之时。
1945年1月10日，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高等院校的进步社团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宣告成立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其宗旨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一切民主力量合作，为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而奋斗。
1949年8月，在云南大学政治系学习的严先生和在五华师范学院外语系学习的施先生，积极投身社会变革，成为民主青年同盟的激情成员。
2018年春节的严正、施淑德先生
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通电全国，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不久，国民党军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进攻昆明，妄图扼杀云南起义。著名的昆明保卫战打响。在随后的6天6夜里，昆明军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昆明保卫战。严先生和施先生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冒着危险，和起义军共患难。在解放军迅速驰援的威慑下，国民党军队被迫撤退。
昆明保卫战结束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进入昆明。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严先生和施先生受民青组织派遣，与云南大学的曾杰、赵良麒，五华学院的李定康、罗泽渝、戴天真等13人，在云南大学法律系中共地下党员郭世英带领下，离校脱产，到起义部队云南人民解放军暂编十三军直属团（原宪兵十三团）三营，参加对起义部队的接收工作。严正在营部工作。施淑德在连队以指导员身份工作。1950年元旦，已经在起义部队开展工作旬日的严、施等民青学生，随直属团从昆明北校场转移至龙头村后驻玉溪县北城。
1950年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赓、宋任穷部进驻昆明，并着手接管起义部队。那时，严正和施淑德等已在起义部队工作了整整两个月了。三营民青组织给每一位民青成员发征求意见表。各人可选择“回校读书”，亦可选择“留在部队”。严先生和施先生均填了“回校读书”。经组织批准，1950年3月初，严正、施淑德、赵良麒等民青成员离开三营，返回学校。三营民青负责人张静（云南农学院学生）送至营门。告别时，张静告知他们：组织关系随后将用函件方式转回各人所在学校的民青组织。
1950年冬，严先生到西南公安部参加工作。施先生先参加镇反、土改工作，后调入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学习。
1955年施先生调国家城建部任万里部长的苏联顾问舒尔申工都的翻译。
严先生在西南公安部工作四年，在贵州公安厅工作三年。1956年，严先生调到国家城建部，任部党委办公室理论教员。
1958年10月城建部党委书记傅雨田调广西任副主席，指定严正同调，任秘书，施淑德一并同调。
1960年严先生和施先生从南宁下放蒙山县蒙山中学任教师，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1986年，严先生重返南宁，在广西地方志编委办工作，1994年获编审职称。
1984年，施先生在蒙山县人大副主任任上退休。
严先生和施先生，学富五车，师德高尚，深受学生和蒙山县人民爱戴。
2018年2月17日，我在网上6211聊天群发《不忘师恩》一帖，全文如下：
转发我尊敬的高中老师严正、施淑德二位先生近照一帧。另附拙作《不忘师恩》，以表感恩之情。诚请各位老同学赐教。
《不忘师恩》
曾将文胆试长戈，
诡谲风云路坎坷。
长啸岳王千古曲，
不唱放翁断桥歌。
年年岁岁耕耘梦，
赢得盈园桃李禾。
莫道长寿江水浅，
观云胜过一千河。
2018年2月19日，北大谢洪涛老同学发来微信，曰：“拜读尊作，意蕴甚隹！只是“禾”“河”同音，建议“禾”字改一下。
2018年2月20日，我在网上6211发帖：
为感谢洪涛兄之点评，特修改诗稿《不忘师恩》如下：
《不忘师恩》
曾将文胆试长戈，
诡谲风云路坎坷。
长啸岳王千古曲，
不唱放翁断桥歌。
年年岁岁耕耘梦，
总是园林浇与播。
更助彩云腾空起，
飞越长江飞黄河。
三、不忘师恩之二
从上一世纪80年代中期起，每当教师节，广西蒙山中学58.1班旅居南宁的汤思群、何玉光、袁 烽、苏运球、陈国芬、钟其伟、肖耀麟、冯献芳、莫旭麟等学友，都相约前去看望住在南宁的蒙中老师严正、施淑德先生，从不遗忘，直至施老师和严老师过世为止。
2010年以前，严老师和施老师住在广西通志馆旧宿舍，上述蒙中校友年年带鲜花水果前往看望。下面这张照片是2007年9月看望二位恩师后，师生一起到南宁七星路附近吃饭前拍摄的照片。
自左而右：钟其伟，陈国芬，苏运球，施老师，袁烽，严老师
汤思群，何玉光，莫旭麟，肖耀麟
此后，广西通志馆旧宿舍拆旧建新，严老师和施老师临时搬到东葛路华润超市后面暂住几年。上述同学又年年到暂住房看望二位老师。广西通志馆新宿舍建成后，上述蒙中老同学是最早恭贺严老师和施老师乔迁之喜的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