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我在和平时期
1954—1960年
二十七、考入后勤学院（1）
1954年下半年，十二军卫校学生毕业。凑巧这时军委决定凡结婚的女兵一律转业地方，面临的问题是毕业生的去向。军部指示原则上本军的家属就地安置。可是，我的爱人李光融软磨硬抗，非要去北京不可。我那时年龄三十以上正是生理发展的高潮，在这长期分离，能有团聚之日是何等高兴，这时她却不愿夫妻团聚而离我而去，这不就是迎头泼了一瓢冷水吗？我那颗曾被伤害的心再一次受到了震憾，心里充满了痛苦，不知道该向何人诉说，有话憋在心里头，姑息迁就软弱迎合，用妥协退让毫无原则的办法来维持面临破碎的婚姻。本来感情破裂已显露苗头，可我还认为她是为学习、事业、前途的驱使在分配意见书上签了同意字（现在看来是非常错误的）。自她走后，思想上又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这时部队进驻营房，军官分配了家属宿舍，每人一间房子，看到别人家都充满了人间的欢乐，日子过得甜甜蜜蜜，自己受到了很大影响。白天公务缠身工作繁烦，对家庭并没有多少要求，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孤独难熬、彻夜难眠，此时只有穿衣起床读书，写信。长此以往便失眠、头晕，自感精疲力竭，心神不安，记忆力减退，影响到繁忙的工作。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历史的脚步沉重而又迅速地跨过了又一个年头，1955年8月初，在上级关怀与自己的努力下，我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方勤务学院，到北京再一次见到了久别重逢的妻子。此时此刻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在北海公园再次尝到了人间爱情的滋味，像别人一样静静地沐浴在月光下，发现了渴望已久的愿望，妻子怀孕了。第一个儿子降生，家务事忙起来了，好在上级给了一间房子，我们和另外一对夫妇共住一套，面积二十四平方米的套间，两家都请有保姆，各有四口人，两家共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八口人挤在一起吃喝拉撒拥挤不堪。紧接着矛盾就出现了，吵嘴、干仗时有发生，与邻居相处基本上还能凑合，就是我们自家反倒不好相处。我住学院离宿舍很远，骑自行车往返至少得三个小时。8月下旬我们正式入学，一进校门，就开始紧张的训练，校领导对我们说后方勤务学院是一所综合大学，是建设后勤工作的基地，是后方勤务工作的最高学府，也是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办学的，要把整个军队建成革命化，现代化的人民优良军队，那么后勤军官必须按军委的训练方针执行。要求军官养成四种作风：
一、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敢，动作迅速，严格执行命令，互相配合，极端专注，说问题简单明了，节省时间的战斗作风。
二、 艰苦奋斗勤俭办事，团结正规，紧张节约的生活作风。
三、 自由思想虚心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主观教条骄傲自满夸夸其谈，埋头苦干，团结互助，反对不求甚解自以为是，提倡实事求是钻研学术的教学作风。
四、 贯彻集体领导，走群众路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独立王国，反对主观主义，自由主义分散主义的领导作风。
我们根据上述精神不论多高的级别一律过士兵一样的学员生活，时间安排得十分饱满，每分钟都有严格的要求。稍有不慎班主任就会说你们把位置摆正，这是学校。经过长期战争锻炼与军政训练的学员自觉性都很高，生活纪律作息训练，清洁卫生，样样都争着向前。刚开学时先学文化，比如高中数理化这几门功课多数人是没有基础的，同学们日以继夜的演算，不懂就问，硬是把不懂的东西攻下来了，我的成绩虽然不太理想，但每次都能争取及格，从来没有补考过。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及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当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这两次大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意义，学员们都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
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群众给党提批评意见、提建议，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反右斗争被扩大化了，我们后勤学院是个大单位，教职员工一起约有5千人左右，仅教员就有600人，学员约2千余人。并分若干个系，财务、军需、油科、车营运输等。别的系情况我不知道，仅就指挥系来说，反右的声势就很大，大字报、小字报贴满了各个角落，我们那个系住的那幢楼，从走廊到课堂、会议室，铺天盖地，醒目的大标语，触目惊心。学员都是从基层选拔的干部，多数文化偏低，说话随便，不知深浅，说错话时有发生。本来属于思想教育问题，但有些领导照搬教条地说，历史上出乱子都出在两部分人，一是军队，二是知识分子，对这两部分人掌握要严格。后勤学院属于军队，所以在班组搞得也特别凶，对每个人的发言记录，横挑鼻子竖挑眼，搜肠刮肚在学生的发言中找出右派。我们这个大组终于揪出了一个，这个人名子叫王化邦，家庭出身贫农、文化低，对反右派的形势认识不清，在鸣放中说了一些错话，如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问题，干部提拔任用的问题等。结果无限上纲，最后被定为右派。还有一个人也是我们系的，他说中央接待外宾太豪华、浪费，吃一顿饭就要花很多钱，农村人民公社化后好多人吃不饱饭，还饿死了人等，也定成了右派。定成右派后，在大会上摘掉领章帽徽，进行批斗。有一天正开饭时，五楼顶上头朝下坠下一个同学，我们从他旁边经过，已经看不清形象了，血液四溅，血肉模糊，说是对批斗想不通，寻了短见。在那隆冬腊月，天寒地冻的时候，冒雨把全院的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在反右派的过程中，政治生活、民主空气极不正常。我看见很多人都谨小慎微，生怕说错了话，开会不发言不行，所有人都得轮翻谈认识。有的人干脆把发言稿写在纸上照念，我由于在三反中挨过整，更是胆颤心惊，每次发言都是提心吊胆，生怕讲错了一个字。我生性本来是个坦率直爽的人，过这种小媳妇式的生活感到非常压抑。不管怎样，整个形势都那样，慢慢也就习惯了，常言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话真是一点不错。
1958年，党的八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愿望，这是正确的一面。但忽视客观规律，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出现了急躁、冒进、浮夸、蛮干、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我们后勤学院有位领导做报告时对学员讲：“我们搞二十年的共产主义就达到高标准啦！现在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我们要赶超美、英。本年的三件大事是公社化，炮击金门，炼出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我们当时也搞不清楚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只知道鼓足干劲，领导叫怎么干，咱就怎么干。如十三陵劳动简直就是拼命竞赛，但是在干的过程中，渐渐地产生了怀疑，怀疑八大决议与现在的大冒进不一致，特别是我们后勤学院什么都有计划，什么都有指标，什么都要开展竞赛，连除四害也有指标，也要开展竞赛。
我那时当了个卫生小组长，负责填写每日学员消灭蚊子、苍蝇的统计报表，可是学院卫生搞得特别好，哪里去找苍蝇、蚊子呢？我每天中午不休息，跑到北京的郊区打苍蝇，每天费力很大收获却总比不上别人，我很不理解，班上有的人中午外出时间很短，报的数字总比我多几十、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后来看到报纸上登的农产品数字就更大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上万斤、几万斤，放卫星的事就更多了，到处说假话，看到这些不实事求是的浮夸风，自己明白了。明知道他们在搞假的，自己也不闻不问，每日照抄照报。另外，我亲眼看见一桩事，那是1958年的秋季，我们到河北省遵化县五国番公社拉练，看到地里的红薯、粮食都熟透了，没有收割烂在地里，问他们人那里去了，他们说都抽出去炼钢铁了，在公路两旁修了很多炼钢的高炉。另一桩事是修十三陵水库，声势更大，中央领导都亲自参加了劳动，我们学员在小雨大干，无雨特干，星星当月亮，月亮当太阳的口号鼓动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挑灯夜战，给拉沙的小火车装卸，几分钟上一车皮，铲子不停的往车皮里装沙。因为是竞赛，每个人都豁出命来使尽全身的力气，一班下来，浑身上下汗如雨下，精疲力竭，几乎倒下，但不敢露出一丝倦意，为的是班上能得到上级的表杨。
我们后勤学院为了把学员培养成现代化、革命化的人才，中央领导，军委领导，以及将军经常轮流给学员们授课或做报告。如刘少奇、叶剑英、彭德怀、张闻天，罗瑞卿、谭政、彭真、薄一波、钱俊瑞、黄克诚等，还有总后的首长和院的领导。不过讲课的内容不同，时间有长有短，有的是把扩音器放在教室用电线接通，听他们讲课，各有侧重。张闻天这个名字过去听说过，但未听过他的报告，此次听了报告觉得通谷易懂，理论水平高，说服力强，分析问题精辟，口才很好，听后印象很深。学院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都按预定的计划和规范训练学员，刚入学学的是预课，主要是文化补习；正课是战术，进攻和防御；军队后方业务课是被服勤务，车辆运输勤务，油料勤务，营房管理等。指挥系的学员不仅要弄通上述课程，而且对后勤参谋部的工作，业务部门，保障部门，管理部门的工作，都要懂得。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我们毕业于1959年2月，原听说毛主席要来接见到全体学员，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后来由彭德怀元帅接见，毕业典礼声势浩大，学院大门内外红旗招展，警察林立。举行仪式时，彭德怀同志做了简短讲话，大意是对职务军衔级别要看谈些，接着李聚魁政委代表后勤部讲了话，散会时分组照相，最后院领导宣布学员一律回原单位，即那里来那里去。我没有立即回部队，请假到妻子处住了几天。当时我的大女儿出生，只有一岁，家里已有了两个孩子，虽然请了保姆，但家务事终是放心不下。我向我军的副军长聂国光同志口头和书面反映了实际情况，他很同情我，并答应把家属调往金华医院。但与妻子商量时，她不同意。家庭的矛盾又尖锐起来。军令如山倒，家务事不准影响工作，上级要求立即归队。2月底，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返回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