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我在和平时期
1954—1960年
二十八、考入后勤学院（2）
领导决定我回九十一团，九十一团是1952年三反时强制我离开的单位，至今阔别7年之久，他是培养、锻炼、教育我成长的单位。谁能知道，我对她有多么深的感情，从参军一直到第五次战役十三年都在这个单位，人员换了一莅又一莅，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我理解上级让我再回去，是领导对我的信任与关心。可是，回去一看面目全非，人员全部换成了新人，领导也是从外单位调来的。怎么办？硬着头皮干吧。正在这个时候，部队开始了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热潮，首先把营以上干部集中在军部学习，由军长、政委、副军长等领导亲自讲课，十大军事原则及其人民战争的战术、战略等。本来这些课后勤学院已学过，但这次又结合战例再学习，使我更加深了认识。我由于刚刚从院校毕业，对司令部的工作，后方勤务的组织计划工作，前送、后送等各种文书书写，指挥调度等基本精通。因此在步兵团组织实兵演习时，我们后勤的工作开展得井井有条，没有出现任何一点紊乱，得到了上级的表扬。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军委会议，毛泽东认为经过,8个月的努力，国内问题已得到或正在得到解决，形势已开始好转了，下一步应该是全党总结经验，统一思想部署好今后工作，所以叫,“神仙会”。但刘少奇等其他党中央一线工作的同志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急躁冒进，打乱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规律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比如一大二公三平调，什么事情都大办的问题，大办钢铁，大办公共食堂，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无偿调拨生产地的物资劳力，共产风、浮夸风，平均主义、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问题并没有解决。于是，决定继续反左纠偏。但是由于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了农村的真实情况，批评了毛泽东同志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激怒了毛泽东，于是把会议的方向扭了个一百八十度，由反左变成了反右，造成了全国性的大灾难，全国继续反右倾，鼓干劲、大跃进，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蔓延。但我们部队生活影响不大，仍然不错。我们后勤主要精力抓农业生产，整天我和副团长一心扑在种菜、养猪上，天天下地，督促检查各连的种菜养猪。我们的地都是荒地荒坡。当时，我们都在积极地生产，但万万没有想到全国出现了那么严重的灾荒。只是，我们驻地6月份遭遇十级台风，突然一夜之间把我们的营房顶上的瓦、门窗刮落，营区内遍地瓦砾及其杂物。我们辛辛苦苦种的菜受到了袭击，猪圈门也被摧毁，幸亏正是夜间士兵都在睡觉，人员没有伤亡。
,8月份，我们听了庐山会议的文件传达，又结合实际整顿思想。当时，我们团二营干部之间有些矛盾，师政委李宝奇参加解决，我乘此机会向他谈了想离队的思想，大意是年岁大了，长期与家属两地分居，再就是搞了这么多年，军衔仍是个大尉，感到前途渺茫。这次谈话很快得到反馈，说明我政治思想糊涂，目光短浅，对形势认识不清，没有认识到林彪上台后首先要抓权，抓权必须先解决突出的矛盾，对授军衔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当时，部队正准备精减人员，我提出离队正好增加一个名额，不久把我调到九十二团，这实际上是转业的过渡。我到九十二团时，团长赵金来是我的老相识，在沁阳驻军时他是团的警卫班长，我是卫生队的司药，相隔一个院墙，工作上联系很多。团首长吃药都是我自己配制、取药，传话都由他具体办理。我调三营当军医时，他也升任为十连连长，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之间思想接近。团副参谋长梁振琪同志原在三营任通讯班副班长，我在三营任军医，曾见他在传递信息时，棉衣棉帽都被敌人机枪打开了花，我们之间更是无话不谈，心心相印，见到他们两个人，我很高兴，可是该团多数人是军官，只有少数士兵，可能是准备精简，不得而知。
1959年下半年，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我和团长赵金来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的内容大致是高举三面红旗，搞好部队建设，特别是农业生产问题。会议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干部很多，驻华东的海陆空部队都派来了代表。会议期间，许世友接见了全体代表，举行了宴会。宴会上了多少道菜我记不清了，但有一点记忆犹新，就是要上野味，全是山上的动物，要上海味，全是海里的水产品，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尝遍了珍贵的山珍海味，酒是上等名酒。许世友将军端酒杯，到各桌与每桌的下属碰杯，当听到我们是抗日战争时期七六九团的战士时特别高兴，又和我们这些人连喝三杯。因为我们现在的九十一团，是许世友在红军时期亲自带领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劲旅。会议开了五天，中间有一个礼拜天放了一天假，我和赵金来同志到南京鼓楼附近的一个地方看望了正在学习的老首长李长林夫妇，他们见到我们很高兴。玉秀嫂子乘机告诉我过去的恋人小兰的住处，十三年杳无音信，如今她已是四个小孩的妈妈了，但今日能有机会见面，心情是多么的激动。
南京军区开完会，我们返回部队，旅途转车在上海的大都市，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一派市井繁荣景象。然后驱车到国际饭店，第一次坐电梯，住高级客房，睡弹簧床，用单独的洗脸间，享受了一夜现代文明的果实。1959年四季度，我们团贯彻军区党代会的精神，继续抓农副业生产，把全团干部战士的积极性都调动到农副业生产上来，部队生活有了改善，后勤的工作初显成效。赵金来同志对我讲，也不一定非要走吗？但我的思想非常矛盾，不走吧，家属问题解决不了；走吧，又舍不得老部队。思前想后，逐步认识到，自己主动请求转业实际上是眼光短浅，认不清形势，自身思想矛盾无法克服的必然结果，丢掉了一次升职调级的机遇。林彪任国防部长后，首先部署了取消军衔，以军队的工资套地方的级别，部队的工资高，套地方级别一般都套高了二至三级。1966年，我的同学孟繁魁在一次偶然,机会在汉口碰面叙述往事，我顺便问及他的级别，他说十四级，听后我吃了一惊。我说咱俩在一起时，你不是比我低一级吗？他说你走（转业）后，部队实行以部队工资套地方级别，我才恍然大悟。往事如烟，一去不返，走过了许多路，经历了无数事，再蓦然回首时，总有一份遗憾，总是后悔自己有太多太多的事没有做，总是抱怨自已有太多的事应该做得更好。在一次次的失望和无奈之中，也一次次地否定自己，世上最难原谅的往往是自己，因为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当我慢慢发现自己与预定目标距离太大时往往悲观、沮丧、埋怨自己，千后悔万后悔，后悔来后悔去，最根本的一条是没有顺应历史的潮流，不懂得否极泰来的辩证法。所以在大转折的关键时刻走错了路，搭错了车，又一次拉长了距离，这是人生路上的一次转折。
1960年上半年，我经常腰疼，赵金来同志对我说，你身体不好可以去住院，意思是住医院这次就不走了，下一批走的人要分配到北方。话中之意，我感觉到转业之事上级已决定了。没过多久，听到师干部部长孙坚同志说，西北基地负责人宋任穷那里要一些骨干你可以到那里去，又听说长办（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也要人，他们的基地在武汉。听到这些，我都没有表态，这些消息都属于吹风，探听口气征求意见的性质。我就给妻子写信，多次去信都不回信。无奈只好请假去北京商讨，见面后，她态度很冷淡，进而发生争执、吵架，最后达不成协议，还打了一架。
她那时在复兴医院工作，我把部队的决定和我的处境向医院领导作了汇报，他们很同情、支持我。因为请假只有七天，假期已到了，竟不欢而散。她那时决心是坚持离婚，我决心是坚持不同意的。我走时，她让我把大儿子带走，火车上思前想后，思想乱透了，想了过去、现在、将来。车到徐州时，拟了一个电报发往南京，让小兰到下关车站见面。我带着儿子中途下车，车刚到站，她就按时来到车站，并带了她自己亲手做的许多食品，我一眼就看见了她，春意盎然，含情脉脉，双颊绯红，两只明眸大眼，风韵犹存，魅力不减当年。和过去一样，胸中装着一颗热乎乎的心。她对我还是那么热情、诚恳，顿觉旧情复萌，倍受伤感，两个人一碰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睛不停的滚滚泪流。略待稍稍镇静之后，才各自叙述了一番家庭的不幸。我谈了夫妻之间的矛盾，她谈了她母亲被镇压经过，并诉说了各自的心情，言谈之中得知由于子女多，她做了绝育手术，身体仍然很健康。平时除担负繁重的家务之外，还担任居委会和街办工厂党支部书记。可见她的社会活动能力非同一般。我知道她的文化程度比我高，精明、能干、办事果断，很重情义，她看得出我仍很爱她。她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我说不必，后又说那你就等我8年吧？我没有表态。这时，我就把妻子的照片拿给她看。她说不要单追求外表的漂亮，我没有啃声。她见我思绪混乱，犹豫不定，就再没有说啥了。
从北京返回贺村（我们团的驻地）。赵金来同志正式告诉我转业已经决定，地点有两个：兰州，武汉，你考虑一下。根据规定，转业前可以探一次亲。正在这时，师干部部长孙坚同志找我，我与他1939年同在二营六连，他是文书，我是通讯员。1946年在三营又在一起，他任副教导员，我任军医，互相了解。此人封建世俗观念严重，对人对事多用封建利害得失来衡量。这次他没有像往日那样皮笑肉不笑，而是板着面孔开门见山。他说：老南（小兰的爱人）来了一封信，你要坦白交待，他很不高兴地说。我把经过情况向他说了一遍，他没有吭声。我又把多年来未晋衔也说了几句。这时，他更不高兴地说，还想多要钱？他的话牛头不对马嘴，完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暗想算了，人都要走了，何必再与他争呢？说不定这些人在档案里又给你塞些什么呢？吃点亏算了。三反时，为这事挨了批斗，这一次只是见了一次面，叙叙旧。她爱人就给组织写信，老南与我是老战友，1946年在一个团，他是组织股长，我是司药长，我们之间关系密切，又是老乡，感情上很合得来。小兰先是与我好，为救她妈与我翻了脸,。南股长懂政策，答应她能救她妈的命，谁知嫁给他，她妈仍然没有保住性命。我对南股长一点都不恨，此次来信，更促使我下决心不与小兰联系。我转业后，又到过南京，每当我思念旧情时，就克制自己。
1960年4月，我回山西平定老家，当时的共产风正在刮，一平二调，吃大锅饭，正在继续，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自然灾害严重。土地荒芜，杂草丛生，庄上的人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由于彭德怀的前车之鉴，保身远祸之风流行，很多人不敢讲话，只有个别亲属才敢偷偷说几句。我妈对我说，“庄上饿死不少人，保哥（原同姓的邻居）到冠庄买羊汤，返回路上跌倒就死了。因他好久没吃饭，腿肚子发软，眼发黑就倒下了。”名曰羊汤，汤里根本没有肉，只有几块骨头煮一大锅清水，老百姓还得走挺远的路去买，还说了那年死去许多人的名字和经过，由于时间久远，我都记不起来了。李根旺是我同姓远房的哥哥，他偷偷对我说，“现在人都快要饿死了，今年过年每户只供应二两海带，还不如过去。干水，我们叫洗碗水，锅里掉得多。”说话时，他躺在土炕上面黄肌瘦，略带菜色，满脸的络腮胡子，有些浮肿。我的胞兄三哥是一个单身汉，一生未娶妻，他每日下地干活，一个强劳力挣的工分，还不够自己吃饭，也是经常饿肚子。为了吃一点盐与家里人争吵，家里人总埋怨他盐吃得太多。他整天下地干活劳动，汗出得多，能不要吃盐吗？农村由于吃穿用严重不足，我回家虽然带有全国粮票，却买不到粮食和粮食制品。有一天，托我二哥到生产队开了证明，又带了粮票钱，到离村三里外的宋家庄才买到三十斤（按三成粗七成细）粮食。听说是特别优待，全家高高兴兴吃了一顿饭。由于长时间没回家，我想给老母亲买些糕点，结果到平定城转悠半天也买不到，好在那天下午碰到原部队的一个熟人，才要到一张两斤的糕点票，这样才三票齐全，完成了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