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1954年）
二十六、三反运动受冲击
在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我们团仗没打好，从上至下都憋了一肚子气，正当每个人踌躇满志准备重振昔日雄风打好金城阻击战之时，国内的三反[29]、五反运动开始了。1951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指示，1952年一季度，又三次指示开展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一时间，从后方到前方，政治运动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但是，当时美国并没有善罢甘休，而且还是蠢蠢欲动，所以国家仍然是国防第一的政策。这样，我们的部队就以打仗为主，因为部队需要干部来指挥。政治干部是运动的骨干，后勤工作人员、财务工作人员做的都是管钱、管物的工作，当然成了运动的重点。
我那时是上任不久的后勤主要领导，理所当然成了被审查的重点。对于这点，我当时是认识不到的，因为我刚被提拔任用，毫无思想准备，只觉得担子重，责任大，不敢懈怠，只知道日以继夜、呕心沥血、競競业业为前方将士服务，为战争胜利服务，自以为这就是廉洁奉公。因此，运动一开始，领导号召给他们提意见，我就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与宣传股长郑新海同志争先恐后在大会上大放厥词。团首长搞特殊化，好烟和罐头，让警卫员随便往团部拿。于是，有人把我的话放在了心上，说实在的，我当时对党的政策也不完全了解。由于长期做后勤工作，确也存在着一些作风轻浮等问题。清除一下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运动搞到这样的地步，是始料不及的。三反究竟怎么个搞法，政策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心中一点底都没有，这都是由于长期做专业工作，不关心时事政治的结果。
运动初期，上级让我担任组长，我们这个组有十多个人（后勤处与团司令部的人员混编），经过动员学习，大小会讨论，群众发动起来了。逼、供、信苗头已很明显，军需员张某几次对我说，他已经彻底交待清了，后来交待的一些问题是逼出来的，实属冤枉，后来交待的是假供词。我替他在小组会上说了几句话，这一下坏了，说我右倾，屁股坐歪了，自己的屁股不干净，包庇坏人，我一时头矇了，不知所措。他们借此把我的组长撤了，换成了李瑞添[29]（后勤协理员）。他参加过农村土改，有政治运动的经验，但对党的政策完全不懂，可以说是扞面丈吹火一窍不通，只会趋炎附势、猛打猛冲，凭着一股猛劲，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成大贪污犯。他和司令部新参军的知识分子小参谋结成联盟，把土改时斗地主、镇压反革命，五反时对待资本家，国民党监狱对待犯人的那一套办法搬过来，反复批斗，隔离审查，漫骂罚站，连续数昼夜地诱供、指供、逼供，轮番批斗体罚，不准打盹睡觉。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批斗时打盹，他们硬说是态度不好，变换着法子摧残打骂，污辱人格，逼供、画押，无所不用其极。
党中央明确指示，在党政军民内部开展三反，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同时指出1949年是个界线。可是，我们那个组采取的是打击一大片的政策，老虎打得越来越多就越好，越大就越好。把镇反土改的政策原封不动地应用到三反运动。被审查对象从七岁算起，或从当兵的第一天算起，或从当司务长那天算起，好像投奔革命就是为了贪污，为了搞钱。参加革命越早贪污就越多，把抗日战争没有供给的情况下，打仗捡了日本人一双鞋都说成了贪污，搞卫生工作的人，逼着你承认贪污了士兵的棺材费、负伤费、残废金、伙食费、药品材料费等等，五花八门逼着你承认。我由于文化低，不爱学习、不懂政治，在压迫威逼利诱下，把根本没有的事说成有，屈打成招。思想想不通，几次想自杀又死不成，无奈之下，豁出性命推翻了假供词。这下可恼了上级，立即宣布撤了我的职，关在地洞里禁闭起来。洞门还设了岗，有人不断喊张子善、刘青山如何如何，又说品质坏透了，患得患失，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态度极端恶劣，应加重处理等等。顿时，我由党委书记变成了阶下囚，昨天在五次战役中说是表现不错，被提拔重用，今天就被说成是坏蛋。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把搞后勤工作的人，弄得一个个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团后勤干部参加三反的原领导成员，除协里员一个是骨干外，其余人员窦升堂、童保康等都被打成了老虎，李端添因打老虎有功荣升为后勤主任，但他即无文化又无工作能力，政策水平也不高并思想极左，在位只干了几个月就转业了。
三反运动中央政策是好的，目的是明确的，但在贯彻执行中层层加码，越往下越左。陈云同志说“三反五反的面很大”。我亲身经历了极左的迫害，亲身体验了极左是如何打着正确的旗号，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诬陷、迫害，凌辱，摧残有缺点的同志。他们只看一时一事，不看其发展，不从历史的全面看问题。他们采取了形而上学的观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使一些同志蒙受了屈辱与苦难。
通过这次运动，使自己的心灵震憾，感情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心里的千般感受、爱与恨、求索与追求、不平的愤懑、忧患的痛苦，对家庭、对前途都笼罩在恐怖之中，苦闷、茫然、消沉充塞了自已的思想。从此一反常态，处处谨小慎微，往日的朝气一扫而光。
随之而来的是，家庭纠葛不断，妻子听信别人，完全不理解自己，思想上怀疑，疙疙瘩瘩铸成了夫妻的不和，我自己也由于受到打击，谨小慎、自暴自弃、自卑悲观、后悔恐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踌躇、彷徨性格。一副脾气倔强不服输的脾气，有时也在心里复萌，昔日的梦想今日成了泡影，五雷轰顶的打击几乎把我撕成了碎片。我的心快碎了，抑郁，大惑不解，总觉得心里沉甸甸地压了一块盘石，整天沉默寡言。
好在团党委书记张士诚同志理论水平高，看问题客观，师党委政策水平高，看问题全面。对历经战争考验的同志作出全面正确的结论。师长赵兰田、政委刘瑄、参谋长林有声都亲自过问了我的结论，主任李宝奇同志亲自找我谈话，副师长李长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几包香烟。党的温暖，领导的关心，使我这颗破碎的心重新点燃了，我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的火焰又重新燃起。
1952年5月14日，师干部科通知我到师后勤卫生部进修，对于九十一团打老虎干将、极左分子杨庆云、李端添等人，说这样的人不应该让他去，可见伟大、正确、英明的党组织坚持了原则，还是让我去学习了。这段时间，我的工作不固定，一会儿在医训队，一会儿在防保股，一会又到卫生部学习。工作不固定，思想也不安定，责任担子轻，于是利用空隙时间读书，读了许多政治书籍，《毛泽东选集》《刘少奇著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怎么办》《晋阳秋》《保卫延安》《水浒传》，还有心理学、辩证法、唯物主义，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报刊杂志无所不读。通过这些学习，开阔了眼界，培养了读书的兴趣，一反过去经常和同志谈天说地的习惯。变得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处理问题优柔寡断，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1953年，调我到九十三团工作，先任卫生主任，后任后勤主任,。我工作饱和，严于律已，以身作则，在一次跟班劳动中扭伤了腰，造成了腰椎间盘脱出，留下腰疼的病根，至今经常腰疼。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1954年4月，我们部队回国，驻在淅江江山县双寿旁营房。由于工作积极努力，上级对我很好。团长李奋芝是我的老战友，他当连排长时几次负伤，都是我救治的。政委张曼西对人很和蔼。军长李德生有一次下团来检查工作，特地到我住处看望。李德生是我参军时的老领导，从营到团都和我在一起战斗生活过，我对他由衷敬佩。他这次亲自来看我，我心里很感动。后来领导为了关心我，进一步培养我，让我考后方勤务学院。
注释：
[29] 李瑞添参军前，是地方村干部，擅长搞运动整人，对党的政策完全不懂。部队参战军事干部性格直爽，说话较随意，时任团后勤处长李和旺在“三反”运动中，被喜欢整人的李瑞添诬陷，错打成“老虎”。
——原91团卫生队俞雄电话提供，2017年12月。
“三反、五反”发生时，在极左思想影响下，部队管理钱财物资的通通被打成贪污犯，李和旺是团后勤处长，在1953年是清理的重点，因部下报药费问题，被错打老虎。
—— 原部下12军31师91团蒋进觉电话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