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我们来讨论对错的问题。
因为有了抽象“概念”的能力，人成为“人”，我成为“我”，有了“我识”的精神世界。但光有这些零散的概念还没有用，它们像一颗颗珠子，散落一地。真正将它们串联起来的，是基础的逻辑关系。这些基础逻辑关系中最基础的，就是“对”和“错”。
它们源于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并衍生了其他的逻辑关系。遇到食物，判断是“可”食的，或者“不”可食的。遇到危险或未知，判断是靠近缩“短”距离，还是逃跑“远”离。诸如此类，衍生了“是非”“远近”“大小”“轻重”“冷热”等等这些二元的简单逻辑关系。
补充说明的是，“对错”和“是非”很像，有时甚至是同一种概念。但我更倾向于，在原始的状态里，“我识”首先是根据本能进行趋利避害的价值判断“对错”，而并非评价型概念的“是非”。就好像发生危险时，人下意识的反应是逃离，逃离是“对的”，而并非先有个逃离的选项，然后再选择“是”，用以触发它。
这对简单的二元关系是关于“物”的，是现实中活动体验的抽象延伸，或者可以概念为“经验”。它们可以再抽象，通过思维的加工，通过“对错”的推演，形成更高级的虚拟二元逻辑，例如“是否”“善恶”“悲喜”“阴阳”“动静”“来去”“加减”等等。再之后衍生出更高级复杂的结构，乃至整个精神世界。道家所谓“太极生阴阳”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借用到此处，可以大致描绘这一套概念关系。又好似电脑运算基础，都来自于“零”“一”两个字符，由此衍生出复杂的计算，乃至人工智能、元宇宙之类的复杂体系。
说回到“对错”，在概念的前提下，它有这样的特点：非此即彼。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没有中间地带，没有“既是对的也是错的”，没有“时而对的，时而错的”。当然，我可以说现实没有绝对，只有相对。“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不等于二”，“你向我而来，就是我向你而去”诸如此类。但这些都是“表象（用）”，而非“本质（体）”（西方哲学家用“本质和表象”，中国古代哲学家则以“体用”表述，不完全相同，但大致意思差不多，不延伸对比，以免更加混乱）。总之，“对错”就是为了来区分对错的，必然是有对有错。甚至“万事无绝对，只有相对”，这个概念，也是通过非此即彼的“对错”概念，一生二，二生三，逐渐衍生出来的，不能自相矛盾。
一加一等于二，我概念了一是一，二是二，概念了加，所以一加一必然等于二。
你向我而来，我概念了来，概念了我是不动的，那么必然是你向我而来。
当然，概念下的绝对，不能替代在现实中的相对。越是复杂的问题，越难用“对错”去判断。反之，越是复杂的问题，我们却越需要以对错为基础、为引导。
在哲学中，大家用“真理”来代表那些不言自明的东西，但真理少之又少。斯宾诺莎、康德等众多西方哲学家，给“真理”下了一堆定义和解释，但越解释，离真理越远，离绝对的“对错”越远。
在科学中，我经常拿高中时学到的牛顿第一定律举例，“任何物体都要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者静止状态，直到外力迫使它改变运动状态为止”。这句话不是真理，只能是定理或者定律，因为它不是不言自明的，是需要证明的。在它出现前的时代，它是“错”的，因为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不存在不受地球引力干扰的情况，人们无法验证；在牛顿三定律的时代，在我们初步认识宇宙之后，它是“对的”，因为我们让火箭上天，让卫星环绕；在后爱因斯坦的现代，这句话又要被打问号，不能是全对的。比如我们很难证明，现在的“太空”是真的“空”，是不是存在一种“反物质”或者其他不客观的物质在这个“空”中，那样这条定理的前提基础是崩坏的。
那么如果任何现实中的事和物，都无法用绝对的／简单的对错来评价和衡量，那么对错就失去了意义，这个二元的基础逻辑是不是走入了死胡同呢？这就是我今天主要想说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只有不断受力才能一直运动，他用感官感知加逻辑推断得到了这个结论，并让人信奉上千年；牛顿从来没去过太空，感受宇航员们的失重状态，但他依然用他的感官感知加逻辑推断，得到了第一定律的推论，影响了人类几百年；爱因斯坦在他们的基础上，推出了相对论，预言了引力波，正在引领后爱因斯坦时代的更多人。他们在以后的物理学家看来，也许都是错，甚至错得离谱，但并不妨碍他们引领了科学的进步。同样也不妨碍现实地球的世界中，孩子们扔出的石头，像亚里士多德预言的那样，终究是要落地，而没有像小鸟一样飞走。
所以无论“对错”、“定理”、“定律”，都是在求知、求真、求对中，不断地否定、矛盾、演进、验证，往复循环。黑格尔把它提炼为“辩证法”，我深以为然，但并不像他那样阐述和解释的太复杂繁琐。我认为对和错，不过是将感知、证据、推演三者融合，得到的“判断”，这个“判断”超过一定“度”的阈值，偏向对的，就是对的；偏向错的，就是错的。
感知，就是“我识”的感受。这是重中之重，讲求的是简单深刻、直指人心的原则，说简单些就是不“自欺欺人”。石头没有外力，就落向地面，“我”看到，“我”感受到，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认为这就是对的；“我”推演或者学习了其他的可能性，并且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旦说服了“我”，让“我”的认识超过了某个“度”，“我”就相信了，认为这是对的。“我识”有可能是愚昧的，但不是盲目的。这里的“我”是“我识”抽象的整体的“我”。
你说太空中有个“外力”，一直在推着石头走，所以它才匀速运动，这个外力来自于“上帝”，或者干脆叫“规则”，是不可知不可测的。我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和有力的推演，没达到我的“度”，而你认为足够并且达到了你的“度”，所以你认为是对的，我认为是错的。这里的我是个人的我，是我这个独立的个体思维逻辑的主体。
在“我识”那一问里我说，有可能你眼中看到的颜色，和我眼中的，完全不相同，但因为无法描摹，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也没办法验证。进而引申说，“我识”只能讨论或者首先讨论个人的哲学问题，他人的或者众人的哲学问题，只能通过推演。这里再相互印证并且补充一下，正因为“我”没办法感知“你”，所以我思考“思考”本身时，感知和体验时，都是基于“我”的，对于你是否存在，物质是否客观，我无法证对，也无法证错，因为没有体验的基础，证据和推演是不足以证明“对错”的。但如果是那样的话，哲学就只能有“自我观”，而不存在“社会观”和“宇宙观”，因为任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存在的，甚至“你”和“他”都是不存在的，“物质”也是不存在的。这就是“绝对的唯心主义”所阐述的（不过多讨论唯心主义流派和演进的问题，所以只叫绝对的唯心主义）：除我以外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或者都是依托我存在。我一闭眼，世界就寂灭。
但不要忘了，不能证对的同时，也不能证错。虽然没有直接体验，但间接体验也是可以推演和证据证明的。推己及人，我认为你和我看到的世界一样，同样也可以是正确的，并且达到了我的“度”，我便可以认为是对的。关于这些，你也同样不能证错。
那么在我看来，“度”就起到了作用。“度”也就是“度量衡”，这是一个科学上的刻度概念，和数字紧紧相关。我借用这个词，却在哲学上没有数字性，因为思维是没有度量衡的，只能是大概、模糊、中庸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用它当尺子来衡量对错，又遵守简单深刻、直指人心的原则，即，我认为是对的，度就足够了；我认为是错的，度就不足够。结果即证明！
这很像我曾读到的一个例子：“羊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为什么这么说？显而易见，它们经常聚在一起……”原文说这是用现象解释现象，是错误的。而我认为这只是概念问题，群居的概念就是聚在一起，所以并没有什么不对。而度的概念，就是“过量即正确”。
我们看待一件事，或者一件物，总有“对错”的基础二元逻辑观，这是思维的基础。复杂事情并非没有对错，只是由更多的底层逻辑堆积，让我们很难认清。就好像电脑的运算、复杂的人工智能也是底层的“零”、“一”堆积出来的，但是在复杂层面就会出现悖论，或纠结的死机。
这时候我们就要秉承简单深刻、直指人心的原则，认定对错，并且接受事物有时对有时错、过去对未来错、一个角度对另外一个角度错。那么在这对错之间转换，总要有个中间“量”，这个中间“量”就是我概念的“度”。它不是用来被测量的，只是表示运动的过程，也就是黑格尔等哲学家提到的“辩证”运动的简化模拟。（这个量的概念，将来也许会和“边界”“中庸”的概念相互印证，今天先说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