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父亲从楼上下来之时,他开口说自己感觉好一些了,他睡了一会儿疼痛感就消失了,或者至少是他自己感觉消失了。他想要试着吃点东西。厄尔玛给他拿来一块三明治,一碟炒鸡蛋,苹果沙司,一杯茶。我的父亲试着喝了些茶,不想他又呕吐起来,一口一口吐的是胆汁。

       但是在他离开家去医院之前,他必须要带着我出去到谷仓里,指给我看干草在什么地方,怎样把它们耙下来喂羊。他和厄尔玛一共养了有二十多只绵羊。我并不晓得他们为何要这么做。我觉得他们养这些羊也挣不到什么钱,不值得为了这个工作而辛苦得不行。或许是因为家里四处有些动物是很让人感觉欣慰的一件事。当然了他们有布斯特,可它确切来说并非是只农场动物。这些羊带来了无尽的烦琐杂务,农场上还有那么多活儿需要干,这些活都是他们这一生中最熟惯要干的。

       羊群依然还能牧放到草场上去,然而他们的这一片草地提供不了足够的养分——已经下了两三场霜了——因而他们还必须要准备下干草。

       在车中我坐在他的旁边,手里举着那只罐头筒,我们缓慢地顺着那条平常会走的老路——斯宾塞大街,教堂大街,维克斯福德大街,莱蒂史密斯大街——一路去往医院。这座城镇,不像家里的房子,依然大多保存旧时模样——没有任何人来整修或者改变它。然而在我看来它已经改变了。我曾经写过关于它的一些事情而且把一切材料早已经都写尽了。这儿或那儿时或会有点不同,同样是那些银行以及五金厂杂货铺,理发馆和高高的市政厅塔楼,可是它们所有的那些秘密,以及丰富的生活素材信息,都早已被我给详写吸取殆尽了。

       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父亲的缘故。他一直居住在此处而从未去过别处。当然他也没能逃过任何事情没被我用及。

       有两件稍微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当我带着我的父亲走进医院里时。他们问我他到底多大年纪了,我立即就回答道,“五十二,”这正是我所爱着的一位男子的年纪。然后我自己就笑了起来,说了句抱歉后我就急忙跑去急诊病房,到他躺着的那张床前,问他到底是七十二岁还是七十三岁。他两眼怔怔地看着我好像这个问题也让他感觉困惑。他开口道,“你再说一遍?”样子不卑不亢,为的是争取时间,然后这才能回答,七十二岁。他的全身稍微有一些颤抖,但是他的下巴显然抖颤得很厉害,就像我的母亲曾经那样。就在他进入这家医院里很短的这段时间之内,就已经发生了一些不由自主的失措了。他心里明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的,当然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拖着不肯来。护士走过来给他量血压,他试着要把衬衣袖子卷起来却做不到——她不得不帮着他这么做。

     “你可以走出去到外面的房间里坐着,”护士对他说。“那里比这儿更舒服一些。”

       第二件奇怪的事情是:碰巧那位帕拉库拉姆大夫,我父亲的私人医生——当地人都称他是一位印度大夫——正在急诊房里坐诊。没等多大会儿他就开始给他听诊,而我听到我的父亲努力要跟他打招呼,声音听上去极其微弱。我听到帘子被拉上遮住诊床的声音。检查过以后帕拉库拉姆大夫就走从里面出来对护士吩咐道,她正在我坐等的这个房间里的桌案前忙碌着。

     “好了。准许他入院。楼上。”

       说着他就在我的对面坐下,而护士则忙着打电话。

     “没有病床?”只听她对着电话里说道。“是啊他想让他到上面去。没有。OK,我告诉他。”

     “他们说他不得不去三楼C区了。没有病床。”

     “我不想让他去长期病房,”这位大夫说道——可能他对他讲话的腔调里面有些颐指气使之意,也可能是更加愤愤不平之态,这是一位这个国家里长大的医生一般不会采取的态度。“我想让他去加急病房。我要让他到楼上去。”

     “那可以你自己跟他们说吧,”她说。“你要直接跟他们说吗?”

       她是一位个子很高而苗条的女护士,尽管已近中年却依然很俏皮,非常快乐而有些无厘头的样子。她跟他说话的语气不怎么慎重,不怎么正确而且不怎么恭顺,超出了我的想象之中一个护士对一位医生该有的说话腔调。也许他不是一位赢得众人敬重的医生。也许那位女子来自乡村小镇,观念保守,一般经常来说好发号施令,态度上没有一点诚敬之意。

       帕拉库拉姆大夫一把抓起电话。

     “我不想让他去长期病房。我要让他到楼上去。好了你能不能——是的我知道。可是你能不能?——这是特殊情况——我知道。但是我在说——是的。是的很正确。很好。我明白。”

       他把电话放下,转身对那位护士说,“把他送到下面三楼去吧。”她拿起电话来做着安排。

     “可是你想让他去加急看护病房,”我说,觉得这里面一定还有别的途径首先考虑我父亲的急需才行。

     “是的。我是想让他去那儿,可是这件事情我根本一点办法没有。”这还是第一次这位大夫直接盯着我看,而这一次也许是我成为了他的敌人,而不是电话那一头说话那个人。一位身材短小,皮肤棕色,举止优雅的男子,一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睛。

     “我做到了我的最好,”他说道。“你还觉得我该怎么做呢?医生是什么?医生根本什么也不是!”

       我不明白他究竟觉得应该朝谁发火——是女护士们,这家医院,还是这个政府——可是我不习惯于看着大夫会像这样冲冲大怒,而我最不想看到的是他那无助而坦诚的眼神。而似乎这一切对我的父亲来说就是不祥的征兆。

    “我并不是在跟你生气——,”我说道。

    “那就好。请不要责怪我。”

       这位护士这时结束了通话。她吩咐我说必须要去住院部填一些表格。“你带他的卡了吗?”她问我道。又转向医生,“他们正在送来一位在鲁克诺高速路上出事的人。就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还不算太坏。”

    “好的。好的。”

    “真是你幸运的一天。”

       我的父亲终于被送进了一间四人病房。一张床是空的。在他旁边的那张床上,紧挨着窗户,躺着一位老年男子,他只能直挺挺地背躺着,正在吸氧,但是可以谈话。就在过去的这两年当中,他说,他已经接受了九次手术。就在前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在这座城市的退伍军人医院中度过的。

    “他们把能拿出来的东西都已经拿出来了,然后他们用管子给我灌了一肚子的药水把我送回家去等死。”他说话这么风趣诙谐,好像已经成功逗乐不知几人了。

       他有一架收音机,他正把它调到一个摇滚乐台。也许这是他全部的所有了。也可能他很喜欢它。

       在我的父亲那一边的一张床上躺着另一位老年男人,他正被人们从床上搀扶下来坐到一架轮椅上。他满头的白发剪得很短,可依然很浓密,而且脑袋显得很大,弱不禁风的身体就像是一个病弱的孩子一样。他的身上穿着一件短病号服,坐在轮椅上两条腿叉开,下面露出干枯发黄的鸟窝一样里面一对睾丸。他的轮椅前面横放着一个盘子,就像是一个孩子高高的圈椅前横跨的盘子一样。人们递给他一条毛巾拿着玩耍。他把毛巾卷起来然后用拳头在上面捶了三下。接着他又把毛巾展开,接着又再次把它卷起来,完全一副认真的样子,再次用拳头捶打着。他总是捶打它三次,分别在两头和中间。这个程序总是照样继续着,捶打的次数也总是不变。

    “戴维.埃勒斯,”我的父亲低低的声音道。

    “你认识他?”

    “哦当然了。老铁路工人。”

       这位老铁路工人迅速地瞥了我们一眼,并没有中断他手上的程序进行。“哈,”他只说了一个字,仿佛一个警告。

      我的父亲说,显然是在讥讽挖苦,“他算是已经走下坡路啦。”

    “好啦你是这个房间里最好看的男子了,”我随之说道,“同样穿戴得也最体面。”

       听到后他确是笑了一下,很微弱有应付的意思。他们允许他身上穿着那件褐色的外套,里面是灰色条纹的睡衣裤,厄尔玛特从家里带来的行李中为他拿出来的。这是作为圣诞节的礼物。

    “你试一试我是不好像有点发烧?”

       我触碰了一下他的脑门,感觉滚烫。

    “或许有一点。他们会给你吃药退烧的。”我俯下身去对他低语道。“我觉得你这颗脑袋里面理智也开始烧糊涂了,是吧。”

    “你说什么?”他说道。“哦。”他转回头看着我。“我可能就没理智。”即便当他这么说着时,他仍然给了我一个无助而野性的暗示,今天这一天我已经懂得了加以解读,就从床边的架子上取下那只脸盆举到他的面前。

       当我的父亲呕吐时,那位做过九次手术的男子拼命拧大了收音机的音量。

       坐在天花板上

       努力朝下面望

       看着所有的人

       拼命来来往往

       我回到家中跟厄尔玛一起吃晚饭。我在晚饭之后还会返回到医院里去。厄尔玛会在明天去。我的父亲说最好她今晚就不要来了。

    “在家等着直到我病情控制住了,”他说。“我不想让她看着伤心难过。”

    “布斯特到外面哪儿去了,”厄尔玛说道。“我把它叫不回来。而如果它不肯到我这儿来的话也不肯到任何人跟前。”

       布斯特的确是厄尔玛的一条狗。这是她跟我的父亲结婚时随身带来的一条狗。一半血统是德国牧羊犬,另一半是柯利牧羊狗,它已经非常老了,浑身臭味,一般打不起精神来。厄尔玛说的很对——除了她之外它不肯信任任何人。在我们吃饭的间隙她时不时站起身朝厨房的门外唤着。

     “来这儿布斯特。布斯特,布斯特。赶快回家来。”

     “你想让我出去把它叫回来吗?”

     “不会起作用的。它根本就不会听你的。”

       在我看来她的声音已经越来越虚弱,越来越失去信心,当她不停召唤布斯特的时候,不比她跟别的人说话的时候那么坦然随之。她对着它一个劲吹口哨,简直拿出了看家的本事,但是她的口哨音,同样也缺乏活力。

     “我敢打赌你知道它去哪儿了,”只听她道。“沿着河边下去了。”

       我也正在这么想着,无论她怎么说,我都不得不穿上我父亲的胶鞋走去找它回来了。就在这时,悄无声息可闻,就见她迅速抬起头来,急步跑向门边叫道,“来这儿布斯特老男孩。它就在这儿。它就在这儿。快进来吧。快进来布斯特。它就在这儿老男孩。”

     “你到哪里去啦?”她嘴里说着,一边俯下身紧紧抱住它。“你到底去哪儿了,你这个老坏蛋?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到河里去了把全身都弄湿了。”

       布斯特浑身臭烘烘的散发着一身河里芦苇的气息。它在长沙发与电视机之间铺着的那块垫子上展开身子卧下来。

    “它的肠胃又犯老毛病了,一定是的。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要下到水里去。它的肚子里火烧火燎地难受,这样它就到水里去减缓疼痛。可是这根本就不起作用,直到它熬过这一阵子去。否则的话它决不会这么做,”她一边说着,一边紧紧地搂抱着它,用毛巾给它擦着身子,“可怜的老家伙。”

       她之前对我解释过说,布斯特的肠胃之所以出了毛病,就因为它经常忍不住在吐绶鸡大棚周围转悠,只要见到什么东西都把它吞吃下去。

    “那些死火鸡的老肚子老肠子。连着里面的老鸡毛。只要它得到了就吞下去,可它的消化系统不像年轻的狗那么好,接受下去却排不出来。这样它就越来越受不了了。这些东西在它的肠胃中结成团,然后阻塞在那儿让它排不出来,简直受尽了苦头。你来听听它发出的声音吧。”

       布斯特的确是在痛苦万状哼哼唧唧地呻吟着。它勉强撑着四条腿站起来。吭哧。吭哧。

     “它会一整夜都像这个样子,很可能。我不知道。可能它再也排不出来了。这是我无能为力又极其害怕的事。把它带到有经验的人那里去看,我知道他们也帮不了它。他们仅仅会告诉我说它太老了,他们都声口一致地说不要管它了。”

       吭哧。吭哧。

     “没有一个人肯来把我放到床上去,”那位铁路工人埃勒斯说道。他就躺在床上,自己支楞着身子。他的声音粗砺而有力,可他并没有把我的父亲吵醒。我的父亲两只眼睛的眼皮在抖颤。他嘴里的假牙已经被取出来,因而他的嘴角深深地凹陷进去,他的上下嘴唇几乎像消失不见了。在他沉睡之中的面部上,有一种永不更改的失望表情。

     “闭上嘴不要在那儿吵啦,”埃勒斯先生对着空荡荡悄无人迹的大厅里喊道。“再不闭嘴我就要罚你一百八十美元啦。”

     “你自己闭上嘴吧,你这个老疯子,”有收音机的那个男子说道,说着把收音机拧开。

     “一百八十美元。”

       我的父亲张开了他的眼睛,力图坐起身来,声音里面有些逼迫地对我说道,“我们怎么会知道最后的创造物是人呢?”

       请把你的两只手从我的口袋中拿出去——

     “进化论,”我的父亲说。“对于这件事情也许是我们拿错了棍子的另一头。有些事情的运行从一开初我们就根本不了解。”

       我试了试他的额头。还像先前那么烫。

     “对此你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爸爸。”

       因为我不会这么思考——不会像这样思考有关这些事情。有一次我的确这么思考过,可后来就再也不了。现在我只思考有关我的工作,还有关于男人。

       他谈话的热情已近乎耗尽。

     “或许会来的——新的黑暗世纪。”

     “你是这么想的吗?”

     “厄尔玛已经严厉地质问过你和我了。”

       他的声音在我听来温和了一些,依然抱有憾意。这时他微微笑了一下,我觉得他嘴里该说的是……困惑。

     “布斯特终于挺过来了,”当我赶回家中时厄尔玛一见到我就说道。一种放心的粲然之态和胜利后的表情浮现在她的脸上。

     “哦。那太好了。”

     “就在你离开去医院以后它就开始好起来了。我一会儿让你喝杯咖啡。”她把电热壶插上电。桌子上是她早已准备下的火腿三明治,芥末小腌菜,奶酪,饼干,黑黄蜂蜜等。这是我们吃过晚饭刚过了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它开始一边哼哼着一边在垫子上焦躁地走来走去。它痛苦得简直要发疯了而我眼看着却无能为力。然后到了差不多七点一刻我就听到情况有所变化了。我能从它所发出的声音里面听出来,它已经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姿势能让自己使上劲。还有一些剩下的馅饼,我们还没有吃完,你还要馅饼不要?”

     “不了谢谢。这已经很好了。”

       我拿起来一块火腿三明治。

     “这样我就把门打开努力劝说它到外面去,它可以出去把那些东西排出来。”

       电热壶已经开始嘶嘶往外冒热气了。她给我的速溶咖啡冲上开水。

    “稍等一会儿,我给你加点真正的奶油——但是太晚了。就在那块垫子上它把它们排出来了。像这样乱糟糟的一大团。”她两只拳头握在一起比给我看。“而且是很硬的一团。哦孩子。你应该看到它才是。硬得就像石头。”

    “而且我说的非常正确,”她说道。“缠在一起的一团火鸡毛。”

       我搅动着粘糊糊的咖啡。

    “而就那么矻础一声,软的硬的都出来了。布斯特你这个该死的,你终于挺过来了。”这是她对着布斯特说的,它已经把头抬起来了。“你走出去到那里又臭烘烘拉了一堆,你做到了。可还是你在垫子上拉的最多,因此我就把它拿出去用水管子一阵冲,”她说着,一边转身朝着我。“这样我就把肥皂和刷子拿来,然后就一边冲着水狠刷了一遍。然后又把地板也刷洗干净,并喷了些来沙尔把门敞开。现在你还能闻到吧,你闻到了吗?”

     “没有。”

     “我简直是太高兴了,它能好起来简直太好了。可怜的老家伙。如果它是个人的话已经相当于九十四高龄了。”

       当我第一次前来拜访我的父亲以及厄尔玛,就在我婚后离开到东部去之后,我就睡在当时曾经属于我父母的卧室的那个房间里。(我的父亲和厄尔玛现在的卧室当初是属于我的。)我梦见我刚刚走进这间其实我正在睡着的房间,我发现我的母亲双膝跪在地上。她正在把墙壁脚板刷上黄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道,厄尔玛正打算把这个房间整个都刷成蓝白色?是的我知道,我的母亲说,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能加紧干的话,把一切都干完她也就没有办法了,她不会不怕麻烦再刷一遍新漆的。可是你一定要帮助我,她最后说道。你必须要帮助我把一切都干完,因为我不得不趁着她正在睡觉这么干。

       而这种情形恰如她这个人,就在那些过去的日子之中——她会充满能量地开始干某件事情,然后分排每个人都来帮助她,突然一阵猛干不但让她疲倦而且无助。

      “我已经死了你知道吧,”她对我解释道。“因而我不得不趁着她睡觉来干这个。”

       厄尔玛已经全面控制了你和我。

       我的父亲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

       是说她只懂得那些对自己有用之事,然而她真的非常懂那些事情吗?是说她可以被认定足能获得她自己所需要的,无论处于任何情形之下?作为一个从不过问她自己真正需求之人,从不怀疑她自己是否正确,无论是在她的所感所说抑或所做之中。

       在对一位朋友描述她的情况时我曾说过,她就是这样一个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从一个死人身上扒下靴子之人。而接着我当然又说,这又有什么不对呢……困惑。

       她就是一个不解的困惑。

       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羞于提及。当她自豪地说她为我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他能够永远跟自己在一起,还说他宁愿跟她在一起而不是我的母亲时,我就对她假充明智而冷淡地说道——这种语气里本身就在涵养中很有伤害力度——我并不怀疑他曾经这么说过。(我也并不怀疑。我的父亲和我有一个共性——不大怎么值得称许——那就是经常对人们说一些自认为他们多少会喜欢听的话。)我说我并不怀疑他说过这样的话,然而我认为她对我说这个就不怎么讨人喜欢了。讨人喜欢,是的。这就是我当时所说的话。

       她非常惊讶有人会这样当面让她下不来台,当时她正为自己的成熟而得意,沾沾自喜的样子。她回敬说如果有一件事情她不能忍受的话,那就是别人会错误地领会她,何必如此简直不可理喻。说着她的眼睛里就闪出了泪光。但恰在此时我的父亲从楼上走下来,她立即就因之忘记了自己的不快——至少来说是暂时的,她彻底忘记了这一切——她就急切地前去关护他,给他拿来这个那个让他吃。

       她是急切地吗?我或许该说,是爱怜地。她的面部表情完全是柔和的,春风扑面一般,温情脉脉泛着红光,充满了无尽的爱意。

       我在电话里跟帕拉库拉姆大夫讲话。

    “你认为他为何会有这么高的体温?”

    “他一定是某处有炎症了,”显而易见的,这个词他并没有说出口。

    “那么他是不是——好了,是不是他为此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我猜?”

    “他已经都接受过了。”

      一阵沉默。

    “那你认为到底是哪儿受感染——”

    “我今天正在为他做全面的检查。血液检查。再做一次心电图。”

    “你觉得是不是他心脏的问题?”

    “是的。我认为基本上如此。这是主要的症候。他的心脏。”

       星期天的下午,厄尔玛去医院了。我要开车去送她——她自己没有开车——但是哈利.克罗夫顿正好开着卡车来了,她就决定要跟他一起去,这样我就可以留在家中。不但她还有我的父亲,都非常担心一个人都不在那儿。

       我走出去到谷仓之中。我把一大捆干草放下,割断上面捆着的麻绳,然后把干草抖搂开散落在地上。

       每次我来这里通常都是从星期五晚上一直呆到星期天晚上,不再多呆下去,然而这一次我已经呆到了下一个星期,我的生活中有些东西似乎已经悄悄失控了。我感觉不能确定这仅仅是一次拜访。那些两地之间来往的巴士在我看来再也跟我没有任何关联了。

       我的脚上穿着开放式凉鞋,比较便宜的野水牛皮凉鞋。这种样式的鞋子许多我认识的女子都穿,而它好像预示着你宁愿选择乡村生活,对简单而自然的事物存有信念。当你见到我正在做着手上的活儿时并不感觉有多么干净利落。一些草末子和羊粪球,后者就像大一点的黑葡萄干,就落在我的鞋中夹在我的脚趾间了。

       绵羊挤挤挨挨地朝我身边而来。由于它们在夏季已经被剪过羊毛了,尽管现在身上的毛又重新长了出来,可并不是很长很密。在刚刚剪过羊毛之后,它们远远看着非常出奇的像是公山羊,它们并不显得绵软而是非常健硕。硕大的后臀股高高挺起,粗纺麻布一样的额头。我发自内心地跟它们说着话,一边跟它们交流一边把干草铺开。我把燕麦给它们放进长长的饲料槽中。

       我所认识的一些人们说这样的活儿有益身心健康,促进人的心情改善而且有一种奇异的美感,然而我生来就干这样的活儿感觉却完全不同。只要时间和地点合适我迅速就能融入其中,我的运作自如看着就像我从未离开一样,我已经在这儿度过我的一生而从未走远。仿佛我成年以后的生活在我看来只是一个梦,根本就不可能完全占满我的身心。我感觉自己并不是像哈利或者厄尔玛,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活跃于这样的生活当中,也不像我的父亲,他竭尽全力地把自己适应这样的生活,而我则更像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一个困入其中的囚徒——几乎毫无用处,洁身自好,锈迹斑斑——这样一个人本该离开却从来没有,根本不可能,因而现在处在哪儿都是多余。我想起了由一位男子,冬天的时候他的母亲死去了,他就不管不顾让奶牛们全都饿死,不是因为他自己因悲伤过度而毫无所知,只是由于他懒得走出去到谷仓里去喂它们,而且这个时候也没有任何人提醒他该这么做了。我完全可以相信并理解这件事情,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这个情形。我可以看到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年的老姑娘尽义务做自己该做之事,每天呆在家中从不出门,幻想着有一天自己的机会终会来临,直到她从梦中醒来明白这一切终归是梦。现在她每天夜晚都在阅读,从不回应有人敲她的门窗,脾气怪得只会睡意朦胧地出去给绵羊喂干草。

       我正要结束给羊喂草之际,碰巧厄尔玛的侄女柯尼开着车驶进了谷仓庭院里。她是到高级中学去接她最小的儿子,顺路进来看一看我们过得怎样。

       柯尼是个寡妇,身边有两个儿子,她有一个小农场就在几英里以外。她本人作为一位护士助理在医院里工作。她不但是厄尔玛的侄女跟我还是远房姑表姐妹的关系——而正是经过她,我知道,我的父亲这才能很容易地结识厄尔玛。她的一双眼睛是棕色的,亮亮的闪着光,恰像厄尔玛一样,但是这双眼睛更加若有所思,而不是颐指气使的神态。她的体态非常灵活,她的皮肤干枯粗糙,两只臂膀强悍有力,满头的黑发剪短,已经透出花白色了。她的说话声音以及面部表情中有种难以琢磨的美感,她依然能像一位好的舞者那样举手投足活动。她依然涂唇膏画眼影,无论是在工作前还是工作后,她的外部形象充满着一种你或许会不准确地描述为兴致很高或者很富幽默或者善良人性的东西,这是一个来自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人的生活,她的幸运曾经并没有多么丰富的来源。

       她把她的小儿子派去替我把大门关上——我本来可以自己去关的——不要让绵羊溜达着走离顺路去往下面低处的田野。

       她说她已经到医院里去看望过我的父亲,还说他今天已经看着好得多了,他发烧已经降下来而且能好好吃饭了。

     “你一定急着回去过自己的生活了,”她说道,好像这是这个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完全是以她自身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她根本不可能了解任何有关我的生活,除了坐在一个房间里整日写作,就是走出去会见一位朋友或者恋人,但是如果她能知道的话,她或许会说我是有权利这么去做的。

     “我的两个男孩和我都可以跑来帮忙,只要厄尔玛姑姑需要我们做什么的话。他们之中还会有一个跟她呆在一起,如果她不喜欢一个人太孤独的话。我们现在有能力这么做了,再说这也并非难事。你可以打电话过来问,看看事情的进展如何了。你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再来。你看这个怎么样?”

     “你能确定一切都会好起来吗?”

     “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难事,”她说道。“情况通常就是这样的,你之前不得不面对许多恐惧着忙之事——你知道的,就在彻底挽救不了之前,一般来说,算不得什么。”

       我觉得在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加紧赶到这里,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租一辆车赶来。

     “我可以每天都去看他一下,”她又说。“他和我是老朋友了,他可以跟我交谈。我可以下保证让你知道一切。只要有任何变化发生了任何事的话。”

       而这似乎就是我们将要最终解决这件事的方式了。

       我记起来我的父亲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她让我重新对女人建立起信心。

       对女人直觉和本能的信心,她们自我天成的直觉和本能,这是一种令人感觉到温暖,富有行动力,而又直露无余的本能。这种本能却并不在我的身上,我曾经这么思考过,至少是约束和抑制着的。然而现在跟柯尼谈话,我可以意识到其中的意蕴。尽管这并不是柯尼谈话里面所涉及的。而是厄尔玛。

       当我在事后思索有关此事时,我会确切回忆起来当时马厩里的那个角落,就是我站立的那个地方,在那儿铺开干草,在那儿一阵恐慌之情开始袭上我的心头,就是这个场景里有了我生命中初次最清晰的记忆。就在那个角落之中,有一架大木梯子直接通往上面储满干草的阁楼,就在这个场景之中我记得自己坐在第一级或者第二级梯凳上,看着我的父亲在给黑白花的母牛挤奶。我知道那是哪一年——那头黑白花的母牛死于肺炎,那是我童年记忆中最为惨烈的一年,那是1935年,像这样一个惨痛的损失是不难被记住的。

       而自从那头母牛还活着的时候,我身上穿着暖和的衣服,毛线外套以及裹腿,而到了挤奶的时间天已经黑了-——畜栏旁边的一根钉子上挂着一盏油灯——那时也许是晚秋也许是初冬。也许依然还在1934年,直到那个季节的重压击中我们之前。

       那盏马灯就挂在钉子上面。那头黑白花的母牛仿佛显得异常的庞大,身上黑白相间的花纹异常清晰,至少跟那头红母牛相比是如此,或者说那头混沌不清暗红色的母牛,它活了下来,在临近的栏舍中。我的父亲坐在那只三条腿的挤奶凳上,淹没在母牛的身影中。我可以回忆起来那两条牛奶溪流有节奏地交替流淌进桶中,但是却记不清是否有声音发出。如果有声音的话也分不清是轻是重,是不是像细小颗粒的冰雹的声音?就在马灯照亮的畜栏中这片小小区域之外,就是那架装满乱蓬蓬干草的马槽,还有那只大水箱,将来过了数年之后我的一只小猫掉落其中溺死的那只;还有那些粘连着蜘蛛网的窗户,以及那些各样原始野蛮的巨型工具——长柄大镰刀、斧头、耙子等——都高挂于我够不到的地方。就在这些物件之外,外面乡村的夜晚是黑暗的,时或会有数辆小车顺着大路经过的声音传来,外面漆黑一片没有任何灯光。

       而酷寒即便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开始累加起来,逐步积累成了那一年那个冬季超乎寻常的寒冬天气,就是它杀死了全部的栗子树和大部苹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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