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胜利纪念日特稿】红军生活片断 
2
“泡兵”改行当步兵
“穷人要翻身，只有当红军！”1933年8月里的一天，为了不再受穷，为了翻身，我就和苏区的几个童子团（儿童的组织，和解放区儿童团一样）团员一起跑到四川巴州参加了红军，那时我才十三岁。
到了部队，有的老同志对我说：“当红军，闹革命，要有穷人的骨气，要不怕苦，不怕死才行！”我一看，这些老同志并不比我大多少，有的还比我小，只不过比我先参加红军罢了。他们都受得了苦，我难道还怕吗？
初参加红军什么都要学，就连吃饭、走路也得学。当时红军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了游击战术，天天跑路，每天要走一百多里。记得我参军的第一晚上就整整走了一夜。第一次走夜路，走起来真够呛：高一脚低一脚的，路上的石子也好象有意地为难我，对我的脚趾头特别感兴趣；走几步就碰一下，痛了也顾不得看，更不能叫出声；好容易休息了，班长才用布给我把碰伤了的脚趾包起来。走了一夜，我的脚趾头全都包上了布。其他的同志都是光脚穿草鞋，只有我的脚趾都穿上了“小袜套”。说实在话，这些特别照顾真使我不好意思，我感到自己太没锻炼了。
老同志每天走百多里简直无所谓，可是我走了两天就腰酸腿痛，连坐都坐不得了。脚底板起了好几个泡，走起路来就“扭秧歌”。有的同志跟我开玩笑，叫我“泡兵”。开始是小泡，慢慢成了大泡、连珠泡，最后变成流脓的大血泡了。脚背肿得像面包，脚一动就像针扎一样痛，泪珠直往下滚，同志们都安慰我，说慢慢锻炼就会好的。
一行军副班长就帮我背枪，还教我怎样走才不起泡。我想自己是个穷孩子，为了闹翻身，连这点苦都吃不了吗！我坚强起来，咬着牙跟着走，开始几步是难受，走了一会，血脉活动了，也就不感觉痛了。
就这样一边走路一边学，天天锻炼，不久我也慢慢地懂得怎样走路了：脚要放平，不要提得太高；下脚要轻，开始不要走得太快；晚上脚落地时要试一下是否有石头；宿营时一定要先烧水烫烫脚。就这样我这个“泡兵”就改行当步兵了，脚也就慢慢地成了铁脚板了。
草地行军
1935年4、5月间，我们开始长征。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忍受着饥寒的严重威胁，坚持了四十多天的艰苦行军。我们不但要摆脱敌人的追击，还要打垮敌人的阻拦，同志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战胜困难，北上抗日。
我们成天在草地上的烂泥里蹚着，霜风一吹，腿上到处都裂着一条条的血口，走起路来，皮裤里的羊毛像针一样扎着裂口，血染红了羊毛。泪水润湿了睫毛，顺着眼角流出来。苦痛没有征服我们，大家都有坚定的信念：冲出草地就是胜利。草地上扬起了歌声，有些同志微笑的面孔上还留着未干的泪痕。
晚上差不多要到十来点钟才宿营。一到宿营时，大家就忙着捡干牛屎来烧水喝，喝完水，就在草地上铺一块羊皮挤在一堆睡觉，上面再盖一块牛皮。有时弄点能吃的草煮在水里吃，要是能弄点牛皮煮来吃，就算是好运道了。早上三点钟就继续赶路。
草地上到处都是烂泥塘，表面是草地，下面是烂泥，有的地方走起来，像橡皮地一样；有的地方一踩就会掉进去。就在这些泥塘里，埋葬了我们多少优秀的同志啊！在扩军时参军的小金，就是掉进泥塘里牺牲的。当他陷进泥塘里，生命即将终止的时刻，他还在鼓励同志们继续前进！说出了他心灵中美妙的语句：“同志们，勇敢前进吧，我没有完成任务，对不起革命！”我们流着泪离开了他，带着他的遗志去实现他所追求的理想。
头上的“芝麻饼”
困难越来越大了。头发太长了，开始还有剪刀剪，后来剪刀也没有了，只好把头发挽个小髻，天下雨时，大家就揭了帽子洗洗头。渐渐地汗腻和头发结成一个饼，头上长了不少虱子，用手在头上一搔就可以带两个下来，咬得头像火烧一样，抓也不管事。有时气得无法了，就用拳头打两下消消气。虱子卵生在头发上，多了结在一起就像一个“芝麻饼”一样。有一天我休息时揭帽子擦汗，同志们都望着我的脑袋哈哈大笑起来。有个同志说：“大家吃牛皮草根已经好久了，可是副班长的帽子里却偷偷藏着‘芝麻饼’！”其实啊，藏着“芝麻饼”的岂只我一个人呢！
羊皮袄几十天没有离身了，渐渐地感到身上痒起来，我开始意识到虱子已经不少了。烫吗？不行，既没时间，羊皮袄又烫不得。抓吗？它们都隐蔽在羊毛里。不管吗？又痒得钻心。于是就在行军休息时解开衣服用嘴咬羊毛，把里面的虱子咬得叭叭的响，但是只能给胸部及腋窝的虱子“部队”一些打击，其他各股“敌军”仍然保存着强大的实力，并且一天天地增多了。有时痒得再也忍不住了，又要走路，只好在树干上蹭几下，止止痒；有时气急了，就伸进手去摸两个出来，弄死了消消气。
时间长了，渐渐习以为常，加以身上有厚厚的一层汗腻，就像铜墙铁壁一样，足以抵御虱子的攻击，也就不感到痒了。有一次太阳晒到身上，热气给虱子以极大的引诱，它们就三三两两爬到外面来了。有个同志看见了对我说：“副班长！你身上的虱子在里面憋得慌，到外面晒太阳透空气来了。”当我把衣服解开时，这些虱子不要命的跑，像蚂蚁搬家一样，一会都钻进羊毛里去了。
一直到12月到了甘肃住下，才想起和虱子的仇恨。解开衣服一看，嘿！背心上就有一个虱子“饼”，有的羊毛上的虱卵就像谷穗一样。老乡从来也没见过这样多的虱子，吃惊地问是什么虫，我顺口说：“光荣虫！”老乡呆望着我，我见他不明白我的意思，就解释道：“革命为人民流汗是光荣的，谁也不愿长虱子，可是没时间洗衣服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老乡给我们点了火烧虱子，同志们脱了皮袄围在火旁烧，火里像放小鞭炮一样响起来了。
虱子基本消灭了，身上好像轻了几十斤，我才舒服地睡了两夜。
我又活了
在离雀儿山约三十里的地方，部队停下来休息，准备爬过这海拔两千公尺的大雪山。
同志们都在烧水洗脚。进入草地这些天来，日夜不停地在烂泥里走，的确使我这双脚受了不少的委屈，心想好好用热水烫一下，好使它在爬雪山时为我争口气。
洗了脚，我感到脚颈有些发胀，发痒，绑腿在脚颈上结成一团，我就想把绑腿解了重新打过，一方面是想看看脚，另一方面绑腿打好了爬雪山也有劲。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左脚绑腿解不开了；外面被泥浆凝成一块，里面也好象被什么东西粘住了。同志们给我用热水洗，费了好大的劲，才慢慢地解开了。绑腿里透出了臭味，越来越使人发呕。绑腿解完了，脓血一涌就流到脚背，脚颈露出像手掌那样大一个洞，从脓血中看到一条条的白筋，骨头也都看得见了，全班同志吓得惊叫起来，我脑袋嗡的一声，黑雾盖上了我的眼睛。
同志们忙着给我洗了疮口，没有医生，只好扯了一点草药，咬烂了拧成一团，吐上一些唾沫，糊在疮口上，再把绑腿洗了缠好，又一步一跛的跟同志们出发了。
在草地上连续几十天日夜行军，没吃好饭，没睡好觉，人瘦得像干柴棍一样，脚又烂成这样子，越来越感到头昏，眼前金光直闪。到雀儿山的半山上，我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停下来休息一会再赶部队。
一会儿团长来了，警卫员牵着一匹马，见我掉了队，便叫我骑马走。可是这只是一张皮包着几根骨头的马，哪里驮得起人呢！我只好抓住马尾巴，让马拖着我走，只走了几十步，我再也走不动了，天旋地转，一下子就昏过去了。
一直到下午我才慢慢地醒过来，感到腿和肚子上都压着东西，眼睛迷迷糊糊的，渐渐地察觉自己已经被埋在土里了，只剩头在外面。可能是过路的同志以为我已经累死了，不忍心让阶级兄弟的尸体摆在外面，才用土把我埋了。
我难过的想：“我死了吗？难道北上抗日连日本鬼都没有看到我就完了吗？难道我再不能和同志们一起革命了吗？我才十五岁，这太可怕了！不，不能！我不能死！我决不相信我是死了！”我使劲地动了动手，当我真切的看见我的手动了时，我才肯定我没有死。我又能为革命战斗了。
我用尽全身的力量才从土里挣扎出来。头昏眼花，又想呕，又想吐，站着就要倒，哪有力量走路呢？部队早过去了，路上一个人也没有。难道我就在这里等死吗？难道我闹翻身就闹到这里为止了吗？我就是爬也要爬完前面革命的路程！我就用手和脚往山上爬。
雀儿山上盖着千万年从未化过的积雪，这时虽是6、7月，可山上却下着大雪，寒冷、饥饿向我猛烈侵袭。雪下面有很多乱石子，手肘磨破了，裤子也爬出了窟窿，累得无法了，但停下来休息就有被冻死的危险，只有爬几步停一会，慢慢向前移动。好容易上了山顶，我捡到了一块羊皮，垫在屁股下，顺着同志们的脚迹，和同志们一路上丢的东西往下滑。坐在雪上往下滑比上山省劲，整整滑了一夜，到山下已经快天亮了。
山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但是到了山下，人的劲就大得多了。山下是一大片草地，天又没亮，部队往哪去了呢？找了好久才发现有一路草倒了，我就顺着踏倒的草去找战友们。
刚走了三十来公尺，发现前面一个小山堡黑糊糊的好像有一个人，拿着一根棍子。是自己同志呢，还是藏民？要是白军可怎么办？但是不前进不也是死吗？只有前进，是敌人就拼，反正干一个够本，弄死它一对就赚一个。我硬着头皮向这黑影走去。
“谁？”黑影子早已发现了我！我只好告诉他我是掉队的红军，他又问我是哪个单位的，这时我的心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知道不会是敌人。同时我又觉得这声音好熟悉，是耳朵的错觉呢，还是内心的幻想？
“小郑！还认识我吗？”“啊，小李，是你……”我们激动地紧紧握着手，千言万语涌到喉头，可是舌头像压着千斤重石，再也动不了啦，泪珠顺着面颊往下滚。这时，我才感到我活了。
我和小李是一起跑到苏区参加红军的，已经三年没见了，做梦也没想到会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碰上他。他在担架队工作，他的伙伴得了病在路上牺牲了，他也是因此掉了队，那根担架杆是用来自卫的。他把身上仅有的两小把豆子烧了，准备吃了赶队。现在见我病成这样子，便到河边给我弄来一碗凉水，拿出那两小把烧得半生的豆子给我吃。我好几天没有吃东西，整整一天一夜没有喝水了，喝完那碗水，像吃仙灵丹一样提起了精神。
可是，豆子我怎么好吃呢！明知他从开始进草地几十天都没舍得吃。不！我不能用他的牺牲来换取我的生存！可是我不吃东西实在不能前进了。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在他坚持下，我只好吃了一半。虽然豆子只有一小把，可是这样的阶级友爱使我永远也不会饥饿。
吃了一小把豆子，他扶着我又走了两天两夜才赶上了部队。回到班里，同志们吃惊地围着问我：“你怎么又活了！”是的，我真正的又活了！
在艰苦的岁月里，在生死关头，阶级兄弟忍受了最大的牺牲把我救出来，使我有机会实现革命的理想，参加了抗日战争。一直到现在，我仍穿着军装站在战斗的岗位上，我将永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战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上校 郑可全口述 何重熙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