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征程中,始终把廉洁自律、艰苦奋斗作为自身建设的重要底色。自成立之日起,党就高度重视廉政建设,反对奢靡浪费,倡导勤俭创业,在不同历史时期留下了大量可歌可泣的生动实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白色政权重重包围之下的中央苏区轰轰烈烈开展的廉政节省运动,便是党史上一段厚重鲜活的红色记忆。这场发轫于战争困局之中,自上而下广泛动员党政军民共同参与的群众性运动,以制度为纲、以干部为范、以群众为依靠,把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理念熔铸进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血脉,催生了“自带干粮去办公”的动人社会风尚,锻造出苏维埃政府空前廉洁的政治品格,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坚持与发展筑牢了物质根基,也为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江西省兴国县苏区干部好作风陈列馆正厅的浮雕,生动体现了苏区干部自带干粮、脚踩草鞋奔走、深夜走访群众的优良作风。
在硝烟弥漫的革命岁月里,苏区时期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也是党的作风建设奠基立规的关键阶段。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探索中,孕育了作风建设的创新实践,构筑了全面有效的监督体系,打造了空前廉洁的人民政权。
一、困局之中:白色包围下中央苏区的生存压力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古老的红土地上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属于劳苦大众的人民政权。经过艰苦卓绝的三次反 “围剿” 战争胜利,中央苏区的版图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拓展,根据地疆域达到5万平方公里,管辖人口250万,建立起从中央、省、县一直到区、乡的完整苏维埃政权体系,土地改革深入推进,广大工农群众翻身做主人,革命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但蓬勃发展的红色政权,始终处在国民党白色政权的四面围困之中。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作出的判断,红色根据地,依旧是被强大白色政权包围之中 “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国民党掌握全国绝大部分国土、人口、工业基础与物资资源,拥有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军队;而中央苏区地处南方贫瘠山区,工业基础几乎空白,物资产出有限,革命力量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红色政权的存在,在连续发动大规模军事 “围剿” 的同时,祭出残酷的经济封锁政策,企图从物质上困死苏区军民。国民党当局先后出台十余种封锁法令,设置层层关卡,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的物资禁运,食盐、布匹、药品、煤油、钢铁等军民必需品严格禁止流入苏区,同时严控苏区土特产向外输出,切断根据地贸易渠道,妄图以饥饿、困乏的手段,消磨革命意志,扑灭苏维埃革命的火种。敌人公开叫嚣,要用经济封锁让苏区 “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军事炮火与经济绞杀双重施压之下,中央苏区物资供给陷入极度窘迫的境地。
粮食供应紧张,食盐奇缺,布匹药品匮乏,是当时苏区社会真实的写照。普通老百姓常年缺盐,很多人淡食度日;红军伤员缺少药品,只能依靠草药简单处理伤口;纸张、油墨、煤油、铁器等办公用品与生产物资同样极度稀缺。外部封锁之外,苏区自身财政也面临多重现实难题。随着苏维埃各级政权普遍建立,脱产干部不断增加,红军队伍持续扩充,军费、政务开支规模持续扩大。革命战争持续消耗大量财力物力,过去红军主要依靠打土豪筹款获取财政来源,随着根据地境内土豪基本被肃清,传统筹款渠道日益收窄,财政收入增长乏力,收支矛盾不断凸显。
与此同时,新生苏维埃政权在制度建设上尚处于摸索阶段,早期财政会计、预决算制度不够完善,部分机关存在预算浮开、账目混乱、铺张浪费的现象。少数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经不住物质诱惑,利用制度漏洞侵占公款、贪污公物,奢靡享乐思想开始在个别工作人员身上滋生蔓延。有的机关随意开支公款,滥报客饭、公务开销;有的单位不计成本消耗物资,纸张信套随意丢弃,灯油炭火不加节制;个别干部特权思想萌发,追求特殊待遇,脱离群众。浪费与贪腐问题,进一步加重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负担,侵蚀苏维埃政权的群众根基。如果不能及时加以遏制,有限的财力物力就无法集中供给前线战争,革命事业就会面临巨大风险。
严峻的生存环境摆在临时中央政府面前:一边是敌人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的外部压力,一边是内部财政拮据、物资匮乏,还夹杂着浪费、贪腐的现实隐患。革命要继续向前,红军要坚持作战,民生要维持保障,出路只有两条:一手大力发展苏区生产,激活根据地内部经济潜能;另一手大力倡导节约,压缩一切非必要开支,把每一份财力物力都集中投向革命战争。正是在这样生死攸关的时代背景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廉政节省运动,在中央苏区应运而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1931年11月,江西省万泰县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罗曰芝被任命为县苏政府粮食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要求苏区干部紧紧围绕“一切为了革命胜利,粉碎敌人‘围剿’”这个中心任务,开展革命斗争工作。罗曰芝之后担任万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其间他主要工作是扩大红军,支援前线,拥军优属,发展生产。受国民党的封锁,苏区缺盐,于是罗曰芝想了不少办法,他将运猪仔的竹杠掏空竹节夹带盐,后来又发明了双层的桶,桶底部是空的,可以带上几十斤盐。此外,还组织成立了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采购销售油、盐、布匹等日用品。政府还组织互济会,调剂耕牛和犁耙农具,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当时,苏区干部走村串户做群众工作,伙食是一个大问题。罗曰芝根据中央苏区的办法,要求干部自带干粮。工作时每人背1竹筒盐、1个米袋下去,到了饭点,吃自己的饭。苏区倡议,每个干部要节约1至4个月的粮食支援前线,由各人自定节约多少。万泰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都做到了。当地群众都亲切地称罗曰芝他们是“盐筒主席”“米袋部长”。
二、制度先行:顶层擘画确立节省运动指导方针
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并不是群众自发的零散行动,而是在临时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有纲领、有部署、有制度约束的全局性革命工作。党和苏维埃领导人深刻认识到,节省不是简单的过日子,而是关系革命战争成败的政治任务,节约开支不等于降低工作标准,艰苦朴素恰恰是苏维埃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职业品格。
1932 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号》,正式吹响苏区节省运动的号角,明确提出要在全苏区开展 “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训令直面机关开支中的各类浪费现象,作出清晰具体的工作要求:“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这一切节省,虽在各部分为数甚少,但积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 —— 这是万分必要的。” 训令特别厘清一个重要认识误区,着重强调经费节省 “决不是工作减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 这段话阐明了节省运动的核心要义:厉行节约不是削减革命职能,不是消极怠工,而是要摒弃铺张虚耗,以艰苦奋斗的作风提升行政效能,把有限资源用到刀刃上。训令下发之后,苏区各级机关迅速组织学习传达,缩减不必要公务接待,严控办公耗材消耗,精简各类非必要开销,节省运动自上而下初步推开。
随着革命形势持续发展,第五次反 “围剿” 斗争迫在眉睫,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苏区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剧。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这次大会系统总结苏维埃建设经验,对经济财政工作作出新的战略部署,通过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立足战争环境的客观现实,毛泽东实事求是、高瞻远瞩地确立 “经济服务于战争” 的根本指导思想,明确提出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 这一重要原则,留下振聋发聩的论断:“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一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一著名论断,把浪费行为提升到危害革命事业的高度,打破过去只把贪污视作恶行、忽视浪费危害的认知局限,为整个廉政节省运动奠定思想总基调。在这一思想指引下,节省运动不再仅仅是压缩经费的经济举措,更上升为一场捍卫苏维埃政权纯洁性的政治斗争。大会之后,全苏区范围的节省运动全面铺开,各级党政军机关、群众团体、国营企业纷纷响应号召,制定本单位节省方案。
为了把节省落到实处,苏维埃政府同步推进整套财政制度体系建设,从根源堵塞漏洞。1931年底,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开启统一苏区财政的进程,改变过去财政收支分散、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随后《统一财政编制预决算制度》《统一会计制度》《国库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陆续出台,确立预决算审核、会计记账、国库管理等基础制度框架,要求一切机关预算必须按程序上报审核,支出严格依照预算执行,账目做到清晰可查。1933 年9月,中央审计委员会独立设置,作为专门监督机构,对中央各部委、各省机关的预决算、经费收支开展审计核查,阮啸仙出任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审计监督利剑正式铸成,为节省运动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制度建设的推进清晰传递出苏维埃政权的治理逻辑:节省不能只依靠干部道德自觉,必须配之以法律规范、财政规则、审计监督,做到制度约束先行,让节约有标准,浪费有追责,贪污有惩处,构建起 “思想引领 + 制度约束 + 监督问责” 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
万泰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扩红支前中,始终积极“带头当红军”,搞好“拥军优属”。由于优待军烈属的工作做得好,人人争当红军。1933年6月,县委只用半个月时间,就动员了600多人加入红军,其中党团员有100多名。在党团员的带领下,全县扩红支前轰轰烈烈,出现不少父送子、弟送兄、妻送郎当红军的动人场景。
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被敌人包围,经济十分困难。1933年12月,刚刚当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启耀上任后,第一件事是发布通令,规定省苏维埃各级机关“反对铺张浪费,为革命履行节约”,而且“必须是十二分的节俭,否则就成为革命的罪人”。他要求所有工作人员,不浪费一个铜板,不滥用一张信纸,不多点一盏油灯,不乱耗一支铅笔。他坚持不要公家津贴,每隔两个月徒步回兴国老家挑一些米到宁都办公驻地,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自带干粮的省主席”。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生活极其困难。为节约经费、共克时艰,支持红军反“围剿”,从中央苏区再到县区,很多领导干部带头不要公家发伙食费,自己从家中背米到机关来办公。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启耀,带头叫妻子从兴国老家步行百里,送米到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来。他妻子一开始很不理解,半开玩笑半埋怨道:“你当个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怎么连饭都赚不到来吃呀?”刘启耀听了,笑笑说:“现在革命遇到暂时困难,等日后革命成功,吃穿不穷。”他耐心地向妻子说明了原委,并说自己是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应该带头替政府着想,帮助政府克服困难。妻子听了,怨气顿消,笑着表示:“行,以后我每个月都从家里挑一担米到宁都来给你吃!”
在领导的带动下,家住苏区的本地干部,纷纷回家背米背菜吃,不要公家发伙食费。罗曰芝的妻子做了两个盐筒和米袋,互相换着用,每次都提前装好盐和米,等丈夫回家拿起来就走。有时候工作忙,罗曰芝没时间回来拿伙食,妻子就走几十里山路送去。后来,苏区群众自编了一首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正是当年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象概括和真实写照。
三、肃贪治浪:法令利剑向贪污浪费亮剑
节省运动自开展之初,就坚持与反贪污反浪费斗争紧密结合。节约是正向倡导,惩治贪腐浪费是反向约束,二者一体两面,缺一不可。如果贪腐浪费的口子堵不住,再热烈的节省号召,也难以产生实效。苏维埃政府坚持教育引导与严厉惩处并举,一方面广泛开展思想教育,向全体工作人员讲清楚浪费公款对革命战争的巨大危害;另一方面加快立法进程,出台专门法令,划定红线,严惩违纪违法行为。
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项英共同签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 ——《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反腐败法令,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训令针对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公共团体工作人员的贪污浪费行为,明确细致的量刑标准:贪污公款在 500 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强迫劳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训令专门把浪费行为纳入刑事惩戒范畴:“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消职务以至1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监禁。”。在当时苏区物价条件下,500元公款可以购买上万斤大米,是一笔足以支撑大量红军给养的巨款。该训令打破以往只治贪不治浪的局限,正式确立浪费公款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原则,彰显苏维埃政权对铺张虚耗零容忍的坚定立场。
训令颁布之后,苏区掀起声势浩大的督查检举运动。中央工农检察部作为监督主力,组建突击队、巡视员队伍,深入中央机关、军事单位、地方苏维埃开展实地核查,同时在城乡各处设置木质“控告举报箱”,敞开群众监督渠道,任何普通群众都可以投递检举材料,揭发干部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等问题,工农通讯员网络遍布各个基层,形成自下而上的监督网络。大规模督查很快暴露出不少突出问题:中央总务厅一个月预算浮开高达5000元,浪费公款累计不下万元;总卫生部后方医院上报伤病员、工作人员预算人数,与实际人数差距悬殊,虚列开支;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仅仅灯油费一项,每月开销就达到120元;除此之外,不少省级、县级苏维埃机关与军事单位,都不同程度存在预算虚高、浮支冒领、物资消耗失控等浪费现象。这些问题的曝光,充分说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斗争的紧迫性。
对核查发现的问题,苏维埃政府绝不姑息迁就。一方面,借助群众监督力量,一大批贪污浪费分子被揭发出来;另一方面,倒逼苏维埃会计制度、预决算制度落地完善,推动各单位规范做账,严格执行预算审核流程,从制度层面减少舞弊空间。司法机关对查实的贪腐案件坚决查办,严惩不贷。据统计,仅中央机关范围内,就查办贪污分子42人,一批涉案人员受到监禁、撤职、劳改等不同处分,性质极其恶劣的腐败分子依法判处死刑。谢步升案、左祥云案、唐仁达案等一批典型案件公开处理,案件处理结果通过《红色中华》向全苏区通报,起到强大警示教育作用,震慑了企图以身试法的投机分子。
经过大规模斗争,苏区贪腐浪费势头得到有力遏制。中央审计委员会完成各项审计工作之后,在审计报告中写下一段自豪的文字:“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这一句评价,来自实地审计得出的客观结论,是对中央苏区廉政建设成果最好的注脚。反贪污反浪费斗争的深入推进,有力保障了节省运动健康发展,让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 不再停留在口号层面,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
四、模范带头: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掀起运动高潮
法令制度搭建起框架,而运动走向高潮,离不开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的示范力量。1934年,第五次反 “围剿” 战事日趋激烈,前线红军对物资经费的需求急剧攀升。为最大限度筹措战争经费,1934年3月13日,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出振聋发聩的公开号召:“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 把节省运动推向全新阶段,设定明确量化目标,动员全苏区党政军民共同奋斗,力争在短短四个月之内,通过各类节约举措,节约80万元经费充实战争经费库。80万元,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央苏区,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目标。目标一经公布,首先响应的就是中央机关的领导同志。当时有一批从白区来到苏区工作的干部,他们没有在苏区分得土地,生活供给依靠公家保障。陈云、邓颖超等23位来自白区、在中央各机关承担领导工作的同志,深刻明白领导干部带头的重大意义。如果领导干部做不到克己节俭,就没有办法动员广大基层干部与普通群众投身节省运动。1934年3月,陈云、陆定一、邓颖超等23名领导干部联名致信《红色中华》报社,主动表态热烈响应节省号召,愿意带头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信件全文刊登在报纸之上,在苏区引发巨大反响。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是从白区来的,我们在苏区没有分田,但是我们为着革命战争,使我们能在持久战中取得彻底胜利,愿意: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胜仗;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我们要求其他白区来的同志,和在苏区分了田的同志,都同我们一起,来响应红色中华的节省号召。” 信末完整附上23人的亲笔签名,白纸黑字,是共产党人向革命事业作出的庄严承诺。
这封公开信,没有华丽辞藻,只有朴素真诚的革命情怀,成为无声的动员令。消息迅速传遍苏区城乡,广大干部群众深受触动。很多老百姓感慨:“政府工作人员一天吃两餐,还节省二两米给红军,我们一天吃三餐,更应节省啊!” 群众被领导干部的模范行动深深感染,自发行动起来,不少地方群众主动做到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米,募集粮食源源不断送往前线支援红军。
中央各机关趁热打铁,出台一系列硬性节省举措,细化节约标准: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天节省米二两,实食米一斤;节菜钱一分,实支三分;主动放弃公家发放单衣,把布料衣物节省下来供给前方新入伍战士;针对已经在苏区分到土地的干部,明确要求分田的同志,自带伙食来政府办公,不再由公家承担个人口粮开销。
“自带伙食办公” 制度就此落地生根,迅速在区乡基层干部群体当中蔚然成风。所谓自带饭包(干粮)办公,就是区乡干部从自己家里,背来分得土地产出的大米粮食,用草编织成饭包,到机关之后蒸煮食用,公家不再负担其口粮。下乡开展工作之时,干部也随身挎着饭包,走到哪里工作,就在哪里蒸煮自带的口粮,不向公家要饭食,也不给当地群众增添负担。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就是其中典型代表,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徒步回到兴国老家,把自家田里收获的米背到省苏机关办公,不要公家发放口粮伙食费,被群众亲切称作 “自带干粮的省主席”。朱德、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同样严格践行节约要求,机关流行吃 “包包饭”,每个人的饭包写上自己名字,定量蒸煮,自觉压缩口粮,经常一日两餐,省下粮食支援前线。
苏区的山山水水之间,流传开那首脍炙人口的红色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
自带干粮去办公(有的称为:自带饭包去办公);夜打灯笼访贫农(有的写作: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山歌,是普通百姓发自内心的传唱,没有文人修饰,朴素直白,生动勾勒出苏区基层干部的群像:挎着自家饭包,脚穿草鞋,白天处理政务、分田扩红,夜里翻山越岭走访贫苦农户,体察群众冷暖,不谋私利、不享特殊待遇,把自己完全融入工农群众之中。饭包(干粮),是一件简单的生活用品,却成为一面映照共产党人初心的镜子。饭包里面装的是自家的粮食,背后是干部公私分明,不占公家一分一毫的自觉。无数基层干部背着饭包奔走在乡村之间,成为中央苏区一道独特的红色风景。这首兴国山歌传唱至今,成为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永不褪色的印记。
自上而下的示范带动,让节省运动迅速转化为全民行动。机关精简办公耗材,纸张两面书写,信封反复利用;油灯少点一盏,非必要不使用灯火;公务接待取消客饭制度;国营工厂节约原料,减少物料损耗;红军部队节约弹药物资;普通群众节粮、节布,有钱出钱,有物出物。从中央机关到偏远乡寨,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工农,人人都投身到这场运动当中。
五、成效卓著:运动的历史价值与时代回响
在党政机关干部带头示范,广大工农群众踊跃参与之下,节省运动迸发出巨大能量,在很短时间内收获显著成效。1934年3月《红色中华》提出 “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 奋斗目标,仅仅到当年7月,中央机关统计节省经费数额就已经达到130万元以上,大幅超出原定 80 万元的奋斗指标,交出一份亮眼答卷。海量经费物资源源不断筹措出来,源源不断输送到前线,有力支撑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 作战的物资需要,极大缓解中央苏区紧绷的财政压力,一定程度上对冲国民党经济封锁带来的物资危机,为革命战争延续提供坚实物质保障。
当然,节省运动的价值,远远不止于经费数字的增长。这场运动深刻重塑苏维埃队伍的精神面貌。通过运动开展,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树立起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的思想认知,勤俭节约、克己奉公、艰苦奋斗成为广大干部普遍恪守的行为准则。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监督制度、群众检举监督机制不断完善,推动苏维埃政权治理体系走向成熟,有效净化革命队伍,清除腐化堕落分子,防范特权思想滋生,保障人民政权的纯洁底色。
党群干群关系也在运动之中得到深度淬炼。苏维埃干部自带饭包办公,不占公家便宜,不给群众添麻烦,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群众亲眼看见,苏维埃的干部不是骑在百姓头上的官老爷,而是背着饭包穿草鞋,一心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勤务员。苏维埃政府真正做到清正廉洁,赢得苏区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与信赖。正是因为党和苏维埃政府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干部严于律己,群众才愿意节衣缩食支援革命,党和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构筑起坚不可摧的革命铜墙铁壁。1934年秋,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刘启耀奉命留守,江西省委书记曾山郑重地将一个褡裢交给他保管,那是省委的全部活动经费——约十三根金条及一些银元、首饰。1935年初,刘启耀领导的游击队被打散,他也与组织失散。他把褡裢藏在腰间,隐姓埋名讨米乞食、寻找组织,无论怎样忍饥受冻,也不动用分毫党的经费。直到几年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他才将经费原封不动交回,作为临时省委的办公费。中央审计委员会所说 “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不是一句空洞宣传,而是千百万苏区群众切身感受得出的结论。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先进典型可以起到带头作用,中央苏区党的作风建设尤其重视树立典型。毛泽东主席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苏区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各项工作中自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留下了数不清的佳话。毛泽东带领战士为沙洲坝人民掘井引水,解决了乡亲们世代吃水难的问题,沙洲坝至今仍传颂着“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带头下田帮助农民插秧收稻、车水抗旱。张闻天经常自带干粮去办公、走基层,有一次在瑞金检查工作,开饭时,他谢绝了客饭,而是掏出自己带来的又冷又硬的番薯充饥。
苏区群众说:“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这些朴实的话语,正是苏区干群鱼水情深的生动见证。
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央政府各部门以及各省、县、区、乡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根据地的建设辛勤工作,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精简高效的榜样。他们在工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当时苏区干部形成了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无论到哪里去开展工作都是自己背着用茅草编织的干粮袋,不占用老百姓或者兄弟单位的一粒粮食。文献中记载,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是廉洁自律的模范。他从不搞特殊,就连他的兄长、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前来视察时,他也绝对不用公费招待,有时仅是一杯白开水而已。有一次,方志敏的胞弟、中共黎川中心县委书记方志纯,招待省委检查工作的领导吃了一碗米粉肉,到财务报账时,毛泽民坚决不同意,并严肃指出:“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更要带头艰苦奋斗,不应该用公款招待。”他对方志纯说:“志纯同志,这笔钱要从你自己的伙食费中报销!”在毛泽民的率先垂范和严格要求下,苏区国家银行从未发生过贪污盗窃和行贿受贿案件。可见,当年的苏维埃政府被称为历史上空前廉洁奉公的政府,这是言之不虚的。
在江西方言里“埃”有“我”的意思,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政权被苏区群众亲切地称为“埃政府”,就是“我的政府”的意思。因为苏区人民打心眼里认定苏维埃政府是“我们的政府”,他们才会把“最后一碗米,送去作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作军装;最后一个娃,送他上战场”。这是当时的党和苏区政府带领干部们一心为民、真抓实干而得到的人民群众的最好回报。
中央苏区廉政节省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作风建设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第一部反腐败法令出台,审计监督体系初步建立,群众监督机制实践探索,干部率先垂范的工作方法,都成为党的宝贵制度资源与精神财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的红色故事,跨越百年时光依旧熠熠生辉。
六、苏区时期铸就的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和宝贵财富
回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央苏区那段烽火岁月,一只朴素草编饭包,承载着厚重的红色密码。饭包的背后,是物资匮乏生死困局之下,中国共产党人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的斗争智慧;是法令严明、铁腕肃贪,建设廉洁人民政权的坚定决心;更是领导干部身体力行,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政治本色。在白色恐怖包围之中,新生苏维埃政权没有丰厚物质条件,却依靠艰苦奋斗、廉洁自律,赢得民心,凝聚起改天换地的革命力量。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些诞生于中央苏区的思想理念,并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今天,时代环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我们远离战火硝烟,物质条件极大丰富,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依旧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守的优良传统。重温“自带干粮去办公”的历史往事,回望中央苏区廉政节省运动,能够让我们读懂共产党人初心本源,从中汲取精神滋养,始终牢记艰苦奋斗永不过时,廉洁自律须臾不可放松,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苏区时期铸就的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和宝贵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战鼓振聋发聩、战绩成效斐然,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符合党情、国情,具有充分的自主性、科学性、适用性。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准确研判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任务,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着重抓、着力查,深挖细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推动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近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常态长效治理确保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走深走实,持续狠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紧盯顶风违纪行为,开展违规吃喝专项整治,严查“吃公函”“吃食堂”“吃老板”“吃下级”等问题,严防隐形变异倾向,从严处理“快递送礼”、借培训考察等名义公款旅游等问题。通过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标本兼治、系统施治,表层显性腐败大量清理,新型隐性腐败得到有力查处,各领域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进一步树立。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狠抓党的作风建设,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不断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
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让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充盈全党全社会,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汇聚力量。“腐败污染政治生态,破坏发展环境,必须严厉惩治。”202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打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反对腐败。”今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26年春节团拜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效,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持续向好。”“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026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8月22日举行的二十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指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据《人民日报》2026-08-24消息,党的十八大以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雷霆万钧。“打虎”“拍蝇”“猎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154个月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去年党纪政务处分26万余人。反腐败永远吹冲锋号,我们党驰而不息加强作风建设。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
从中央苏区“自带干粮去办公”的清廉本色,到新时代中央八项规定的严格执行,从严明纪律、严惩违规违纪行为的雷霆手段,到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党的作风建设始终在传承中发展、在坚持中深化。“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精神血脉,穿越时空,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得到赓续和弘扬。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人以优良作风凝聚党心民心的伟大实践,正书写着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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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因党而生 为党而战—百年“纪”事·“苏区干部好作风”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26-07-17.
[10]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人民日报》( 2026年09月07日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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