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万象 | 求你放过我

　　二十年前一起强迫卖淫、强制猥亵案，已是尘封往事，如果不是其中一名被网上通缉的嫌疑人施新落网一直不肯认罪，确实没有必要提起。

　　嫌疑人躲藏在外地多年后，因为冒用一张身份证被查出端倪。被告人不认罪可以理解。奇怪的是，当年被害人报案时对被告人涉嫌强制猥亵罪没有指控，且对强制猥亵的情节讳莫如深，当年书记员的记录又有瑕疵，辩护人作出无罪辩护。因此，一审法院以被告人犯强迫卖淫罪、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后，原审被告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那是2004年夏天，十八岁生日刚过的孙迪想到上海姐姐家度暑假，从江西上饶婺源县某个村庄出发，在县城长途汽车站，碰到一位帅气男青年，声称在上海开了个饭店，让她去打工试试看。小姑娘不置可否，就后脚跟着前脚上车。一路上，听着自称为”蒋总”的男人把上海找工作好赚钱吹得天花乱坠，不由得心动。“蒋总”对亭亭玉立的女孩关怀备至，买好吃好喝的，又以临时工也需要查明身份为由，把她的身份证扣下。七、八个小时后到达上海南站，天已经黑了，”蒋总”“打的”把她带到偏僻的郊区。“蒋总”到达的地方果真有个小饭店，里面有两个男伙计和一位女服务员，大家一起吃了晚饭。当晚，摸不清路的孙迪想要跟姐姐联系，招来”蒋总”的一顿呵斥，手机也被没收。更没有料到的是，”蒋总”在夜里就强奸了她，还和手下拍了她的裸照，明确告诉她——用身体给他们挣钱。

　　次日，她被关在一间小房子里，两个伙计按照”蒋总”的指派在门外看管。其中厨师施新熬不住，让伙计胡虎看着门，自己进去也“享受”一下，就跨进门猥亵了她。

　　一袋烟的工夫，施新出来洋洋得意地对胡虎说：“完事了，看你的呢。”胡虎没有说话，只是笑眯眯地目送魁梧的施新去饭店。

　　下午，”蒋总”拿来一套鲜艳性感的连衣裙，让呆若木鸡的孙迪换上，还让女服务员带她去美发店做了头。后吆喝施新等一起送她去按摩院工作，所谓按摩不过是幌子，实际上是逼迫孙迪卖淫。孙迪看上去稚气未脱，小巧玲珑，比实际年龄看上去小，许多男的怕她未满十四周岁，一旦发生性关系就会以强奸罪论处，所以不敢下手。为此，孙迪数次被”蒋总”打骂、强奸，老鸨也怕出事，就让”蒋总”将孙迪换个地方“工作”。孙迪被迫先后在四、五家美发店、足浴房、按摩院卖淫。半年后，好不容易逃出魔爪的孙迪才搞清自己在浦东惠南镇，趁上厕所之际，跑向公共电话亭给姐姐打了电话，并向110报警……

　　公安人员立即驱车将她带到派出所，姐姐和姐夫也从青浦赶过去接她。当时她指控”蒋总”强奸，并勾结老鸨和施新、胡虎强迫自己卖淫等主要罪行，公安人员当即在饭店抓获”蒋总”、胡虎和一个老鸨。而参与犯罪的施新连夜逃往江西老家，在惊魂未定后，偷了双胞胎二哥的身份证，到遥远的河南去打工。十多年间，他谨言慎行地度过每一个日子，结婚生子，似乎永远可以逍遥法外。

　　而当”蒋总”因强奸、强迫被害人卖淫罪行被审判时，他把胡虎告诉他——施新涉嫌强制猥亵孙迪的事实揭发出来，这一节事实得到胡虎的肯定。根据当时的刑法，强奸作为从重情节，所以法院以强奸、强迫妇女卖淫罪判处”蒋总”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得知施新涉嫌强制猥亵妇女罪行，公安人员当即打电话询问远在江西的被害人。孙迪称当时主要指控被迫卖淫和被强奸，漏了施新强制猥亵这档子事。当时，上海公安人员出差到达目的地，在当地派出所询问了她。

　　我看到的片段记录如下……

　　问：“他是怎么猥亵你的？”（这一句直白的询问，后来被律师指控为“诱供、指供”）

　　答：“记得那一天两个人关着门，不让我出去。小施进门就问我哪里人？说跟我家只有两个村庄的距离，算是老乡。他介绍自己来沪打工有三年了，才25岁，从来没有女朋友。然后他说手中有我裸照，会保管好，接着就对我动手动脚，脱光了我的衣服，全身从上到下摸了几遍。”（里面没有任何关于反抗、委屈的叙述。律师开庭辩护时说，被害人作为老乡，她是默认这种行为的！）

　　而上诉人从公安机关立案开始，只承认强迫被害人卖淫的事实，拒不承认强制猥亵被害人，辩解进门仅仅与被害人聊聊天。当然，在躲避追究刑罚的十三多年里，隐姓埋名的他每天都在练习如何规避事实吧。

　　我接案后，没有特别注意律师无罪辩护和上诉人不认罪的辩解。中国刑法注重保护妇女和儿童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在涉及性侵案件中，绝大多数罪犯不承认事实，他们也知道，性侵女性是世界上最可耻的罪行之一。因此，我国刑事证据链注重的是受害人的指控和其他证人证言及物证等。我审查证据后，认为被害人在被强制关押和威胁被迫卖淫后，面对三个强壮如牛的对手，已经无法反抗、不敢反抗，虽然记录有瑕疵，但事实清楚，且在场被害人和证人都没有编造陷害上诉人的动机和目的，因此认可一审判决。

　　没有想到，在疫情防控期间，案件出现了难熬的较量。

　　二审法官派书记员来检察院，在我的办公室交接马某诈骗案延期审理的法律文书。我问：“施新案件可以恢复庭审了吗？已经延期半个月了。”

　　白白净净的小书记员回答：“他的律师增加了一个，律师没会见到上诉人，暂时还开不了庭。高律师正在跟律协协调，因为二审有两个律师，看守所规定疫情期间只能会见一次，另一个已经会见过，高律师就无法会见了。”

　　我提醒小姑娘说：“告诉你们法官，不要忘记啊，延期不能超过二个月。”

　　书记员一边答应着，一边拿着相关材料出门。

　　过了半个月，书记员发来微信，要求将施新案件再一次延长审理，因为疫情防控的特殊原因，我只能报告分管检察长批准同意。

　　第二天，法官李林会给我打电话：“强制猥亵罪可能证据不足，要拉掉。”

　　“啊？怎么证据不足？被害人、证人都有啊！上诉人也承认进门了，过了一刻钟才出来。时间、地点和人物等细节高度一致，怎么可以听取上诉人一面之词呢？”

　　“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应当并重。本案中，公安机关记录的询问‘他是怎么猥亵你的？’瑕疵笔录属于违反程序收集的证据，应当排除。”　

　　“程序的约束，不是指对于违反程序的证据均应排除。对于轻微违反程序收集的‘瑕疵’证据，允许进行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公安机关是在同案犯交代或揭发的前提下对被害人所作的询问，并不存在诱供、指供问题。公安机关书记员记录有瑕疵，但不是非法证据，不能否定具体事实存在。”

　　“反正我觉得当年主要的证据都太简单，是不能用的。另外，被害人的回答没有具体陈述被猥亵的过程，看不到有暴力、胁迫等行为，当初又没有报案，这就有问题了。胡虎也没有看到施新的猥亵行为，怎么算证据？”

　　“我觉得你的问题也很奇怪，被害人还活着呢，她的指控并没有撤销，她说上诉人威胁手里有她的裸照，这个不是胁迫吗？办案的公安人员应该还在执法队伍里，为什么不问问呢？胡虎说，施新出来就说玩完了，如果不是性侵，玩什么呢？”

　　“我现在非常忙，没有空去调查。”

　　“案件已经移到你们那里，如果你没有空，我们补充调查。”

　　我打电话给区检察官，希望他们询问一下公安人员怎么会犯一个低级的记录错误？

　　张检察官很给力，第二天就打来电话解释：因为当时书记员是新进的公安干警，被主办人员临时拉去办案，所以不懂询问和记录规则，抱歉了。另外，是他们打了电话给被害人，她承认有这件事才去外地取证的，可能在她心目中，这个也不算是犯罪吧，所以说得简简单单。主办侦查员的注意力都在调查强迫卖淫的重罪上，没有很好地察看书写记录，留下瑕疵。另外，这个主办侦查员因病已经去世三年，没有办法再询问其它问题了。

　　我哀叹了一声，确实，有瑕疵的办案记录没有办法再改正。但我不死心，希望张检察官配合，让被害人来沪对当年被强制猥亵的细节等问题再进行核实，以坐实上诉人的罪行。办理强奸案件，多是女检察官，她们心思缜密，富有同情心，能够将心比心，所以张检察官也对二审法官要拉掉这个罪行十分不解，她说向检察长汇报一下，再决定怎么联手调查。

　　过了几天，她说打电话给被害人，被害人拒绝来沪作证。难道就这样放弃追究一个逍遥法外多年的罪犯？我不甘心。通过摸底调查，我发现她哥哥在上海打工，我给他打了电话，希望他劝导妹妹来沪，帮忙查清事实。

　　与此同时，张检察官与二审法官李林会也积极联系，告知一审判决依据的事实和证据，但法官还是坚持己见。

　　无奈，找到被害人是最后的证明手段了。我追问她的哥哥，可惜也没有用，他说她已经嫁人了，有两个孩子，家务事多，不想多事了。

　　好在他哥哥在我软磨硬泡之下，交给我她的手机号码，我那天在单位用长途电话直接拨通：“请问你是孙迪吗？我是上海检察官，能够来一次上海吗？”

　　对方沉默了一下，立即挂了电话。

　　怎么办啊？我不想放弃努力，女被害人真的对一个涉罪侮辱自己的男嫌疑人无动于衷吗？是不是律师对她做了工作，致使她不愿意作证？为什么上诉人一定要增加一个律师呢？　我瞎想了一阵，利用她的手机号码加上她的微信。我想，也许在家里，她不方便说话。果然，她加了我的微信。

　　在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我发出问题：“你以前指控施新强制猥亵，是事实吗？”

　　“是。”

　　“能不能好好谈一下？”

　　“没有什么好谈的，事情过去了，我已经嫁到河北，远离家乡，你们不要烦我。”

　　“不是要烦你，请理解。这个被告人一审被法院以强迫卖淫罪和强制猥亵罪判处九年，现在对后面一个罪不认，能不能出来作证？详细再做一个说明就好。”

　　“不想。”

　　“你可以不见我们，根据我们要求，写一份详细的事实经过吧？”

　　我一退再退。她不回应。我激将了一下：“或者我们出差来你这里，具体询问有关事实？”

　　“求你们放过我。”过了几分钟，她又写到：“我文化水平不高，但还是写吧。”

　　我把证据要点发给她，希望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再亲笔写一下。已经是晚上九点了，我打电话给张检察官，她说“真不容易啊！不知道为什么法官对一审判决一定要改？事实就是强制猥亵啊！我们检察长也想不通。”

　　过了三天，被害人拍照把写的情况证明发给我，还是非常简单，但增加了一点内容。我打印出来交给法官看。他说：即使有新的内容也不能采纳——被害人要说明白，为什么当初报案时没有指控他强制猥亵，后来才说？

　　天啊，她后来指控嫌疑人，与当初遗漏指控有什么绝对矛盾吗？一个18岁的女孩，就算她知道这是涉罪行为，在短短的二天里，她遗漏指控一个不算重要的犯罪行为，算什么意外之事？

　　“你自己不肯去调查，我们调查结果你又不承认，究竟怎么回事？！你强调证据有瑕疵，但不存在公安人员诱供的嫌疑，而且并非是非法证据，不必排除吧！本案只是证据证明力不足，结合被害人新证词，证据还是充分的，不应该改判。”我第一次对李法官发怒。

　　他不理我，随手把电话挂了。

　　还是要让被害人来一次，说明一些情况。我无奈地发微信给她：“不好意思，真是麻烦你了。你的证明材料，我们怎么能够拿到？你又不肯说地址，复印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我可以寄给你们。”

　　“但是，你写的还是简单了，法官说不能采纳。”

　　“你们要逼死我吗？”

　　“法律需要证据，证据有瑕疵，不能用啊。”

　　她发来一张愤怒的表情包。我沉默了一会，央求道：“最好来沪一次吧？你也不认识被告人，怎么会心甘情愿放走他？”

　　她不予理睬，一下子把我拉黑了。

　　我不想伤害被害人，确实她有新生活，有两个孩子了，不愿意再提起伤心欲绝的往事，而真相往往需要牺牲个人尊严和私密作为代价。已经被判刑的罪犯，就可以因一点瑕疵记录被轻巧地抹去一个罪行？

　　过了两天，我直接打她的手机，正好是一个孩子接电话：“请问你妈妈在吗？”

　　“她不在，去上海了。”

　　“啊？请问她为什么不带手机？我们联系不上。”孩子很聪明，说：“我不知道。”

　　这算哪一出戏码？到了下午，微信里出现她的几个字：我刚刚到了上海，上午去买票的。

　　我松了一口气：你在哪里？我派人去找你。

　　我立即打电话给张检察官，询问她是否接到被害人通知。她说，没有啊，找她太难了。当我告诉她，被害人已经来沪，就要与我们联系时，她激动地叫到：“真的佩服您，太不容易了！我们安排与她见面！”

　　“慢慢来，估计就在你们检察院附近，具体地址等她发过来。尽量不要在公共场合或者派出所约见，还是重新做一份详细的询问笔录。”

　　“好的，好的！”

　　“你们询问时，一定要她带上身份证，让她解释清楚，那年报案的时候，为啥遗漏指控上诉人强制猥亵？”我一再叮嘱张检察官。

　　“你不发给我具体地址，我怎么找到你呢？”我继续发微信给孙迪，“既然来了，不要白跑一趟，功亏一篑。”

　　“都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有必要再追究往事吗？”她打电话过来，我听到一个啜泣的声音，“我是瞒着哥哥和家里人过来的，麻烦你们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就给你们一个小时。我马上要回家的，我不想家里人活得跟我一样累！”接着，她发出了地理位置。

　　我一看，果然离区检察院不远，而距离我们这里，开车起码二个多小时。我真想见见她。

　　“我们马上出发。”张检察官接到信息，打电话让她在原地等待。

　　“麻烦等一等，路上要20多分钟。”我发微信给孙迪。

　　“嗯。”

　　“她很倔，问话要温柔体贴一点，她今天一边说一边哭。”我不断提醒张检察官，“你要向她保证以后不会再打扰她，这一次确实因为被告人不认罪，我们要惩罚被告人，不能让他逃脱惩罚！”

　　半小时后，张检察官发来微信，说被害人又变换了地址，终于在一个公司外面见到了。

　　“你们稳稳地抓住机会，祝一切顺利！”

　　“我们会努力！”

　　一刻钟后，张检察官发来微信：　“她没带身份证，但是手机上有，我让她发给我打印出来吧。”

　　“可以。”

　　二十分钟后，张检察官把笔录发给我看，说：“您赶紧看一下，她急着要走，我们在警车里完成了询问笔录。”

　　关于为什么当年没有及时对施新涉嫌强制猥亵罪行进行报案，她的回答如下：“那半年，我被强奸、被强迫卖淫，多次受到十几个男人性侵。他们直接把嫖资交给老鸨，老鸨和蒋总对半分成。我实在记不得那么多事了。公安人员提起来后，我才想起这个人做过这个事。”

　　我仔细浏览一遍后，关于施新怎么强制猥亵的事实依然简单，张检察官说，她依然不肯仔细陈述。被害人看上去累得不想说话，四十岁不到，额头已经刻满皱纹。我只能要求补充询问是否当年施新与“蒋总”等人逼迫她去卖淫，以及有无公安人员指供、诱供等行为？

　　张检察官将这些补充询问笔录又给我看。然后，她说被害人签名后走了。

　　“感谢！”我对区检察官的大力协助深表感激。

　　次日，我拿到法警送来的询问笔录，复印一份后，让书记员送到法院。我已经努力过了，怎么审判，是你们的事了！

　　晚上，怀有一点歉疚，我给孙迪发去500元交通费：“非常感谢您的配合，一点点路费，请千万收下。上海是您的伤心地，让我们把最后一个案犯顺利判刑吧！勇敢的心！　”我发出三朵红玫瑰。

　　她没有回音，如石沉大海。交通费自然一分也没有收。

　　中秋节那天，突然收到她的微信：“我花十几年努力忘记这件事，你一语点破，仿佛就在昨天，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噩梦，我不想再提了，你不用回我。”

　　“我喝多了，我想静静。”

　　“别打扰我了。”

　　春节前，她发来微信：“你好，检察官，我想问一下，你们找我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们乡镇上联系，我回来老是被这件事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答：“没有，没有任何联系，我们都有职业道德。好好过日子。祝您全家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她道：“谢谢，同乐同乐！”

　　唉，撕开一个残忍的真相总是痛苦的，我的心里也不好受。一个可怜的受害人，刚刚成年就遭到如此不堪的凌辱，其身体的伤害和心理的伤痛难以痊愈。即使身体的伤疤愈合，其心灵的痛苦阴影如同终身的噩梦，触碰不得。更何况在偏僻的农村，如果乡亲们知道此事，可能就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涉及到一家人的清白和脸面。或许无形的“社会舆论”带来的蔑视甚至嘲弄，对她更是难以承受的伤害，像一把利刃长期割钝他们全家人的精神。这些可怕的忧虑可能是她迟迟不愿意报案的原因吧，再加上加害人施新说是她的同乡，她怎么能够躲过瘟疫一般的“舆论审判”？受害人因此受到的伤害也许远超案件真相揭露的本身吧！“求你放过我！”这种内心的呐喊不是一般人能够体验的，这么多年的岁月，她是如何在深渊里挣扎和苦熬的？她只能早早嫁人，远离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角落。希望我们的执法者能够在最安全的区域给她一个保护伞，让她有尊严地活着，让她与全家人能够平安地度日。

　　此后，她取消了我的微信。一别两宽。

　　我去看守所讯问过上诉人，他坚决否认有强制猥亵一事，希望我放过他——“求你放过我！”同样一句话，他的请求，无疑是对执法者的哀求和侥幸心理作祟。时隔十三、四年，这个逃亡的男人早已步入正常的生活轨迹，如果不是可耻的真实身份被发现，可能仍然在某个工厂打拼，为自己的小家庭规划美好的生活。然而，罪恶可以被漠视吗？如果谎言能够遮蔽真相，罪行可以放弃追究，法律的存在有何意义？

　　五年了，那个案件已经结束五年了，我还是纠结这个命题，对受害人、上诉人甚至对法官、律师等等，我都不愿意再放弃发问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