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贾连英，是一位无所畏惧的战士，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一位辛勤的北大荒建设者。他于1916年出生，1940年投身军旅，194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参与了伟大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战斗的足迹遍布祖国大地。1960年，响应党的号召，他与十万转业官兵奋勇前往北大荒，建设新中国。1970年，携家带口回到山东荣成的邱家镇五龙村老家。现如今，他是一位十五级国家干部。

　　父亲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用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为伟大的中国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每当他回忆起青年时代的战斗岁月，总是满怀豪情。

　　父亲的童年很不幸，八岁时失去了母亲，十岁时又失去了父亲，不得不成为地主的长工。1940年，父亲在文登当长工，亲眼目睹着日本鬼子在中国肆虐横行，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让性格刚烈的父亲义愤填膺，于是毅然决定当兵，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

　　父亲的军旅生涯从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开始。那是他刚刚入伍的第一年，秋天的雨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落下。部队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前行，却不料遭到了敌人的埋伏。他们被困在一个山坳里，四面八方都是敌人的枪声和炮火。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毫不畏惧，用手中的武器和敌人拼命搏斗。他们誓死保卫自己的阵地，誓死保卫自己的同志。但是，战斗越来越激烈，伤亡越来越惨重。全营500多人只剩下60多人，父亲所在的班级只剩下他一个人。他身上有多处伤口，血染红了军装。他看着身边倒下的战友，心中充满了悲痛和愤怒。他决定不再退缩，不再等死。

　　他拿起一把刺锥，向敌人冲去。他像一头疯狂的老虎，一路杀出一条血路。他用刺锥刺死了八个鬼子，背着一个连长，身上还背着三支枪，冲出了重围。他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创造了一个奇迹。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战斗，也是他最自豪的一次战斗。他说，他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为祖国和同志们拼尽全力，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说，他感觉自己像是被上天选中的人，能够在那样的困境中活下来，还能救下一个连长。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友们，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后来，部队需要便衣战士，因为危险性极高，于是首长选择了机灵强壮的父亲。1940年10月，父亲成为东海区司令部特务连便衣战士。

　　1941年春天，父亲接到了上级首长的命令，要他前往文登城的集市搞手枪。那天，城门两侧站着两个日本鬼子，明晃晃的刺力在阳光下格外寒气逼人。通常情况下，进城的老百姓都要经过这两个鬼子的检查。父亲和另一名便衣战士一直在城外观察了十多天，准备了长袍、马褂、墨镜和篓子，并将一把手枪藏在了蒌里雪白的毛巾下面。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被检查，他们只能拼命逃跑。如果不被查，就按照计划行事。

　　于是，他们扮成商人，大摇大摆地向城内走去。尽管他们装作很从容，但他们的心却提到了嗓子眼。幸运的是，鬼子没有检查。他们来到一个卖鱼的摊位，看见一个鬼子和一个警卫兵正在低头拨弄筐子里的大口鱼，嘴里还叽哩哇啦地说着什么。

　　这时，父亲和另一名便衣战士使了一个眼色。说时迟，那时快，父亲用枪紧紧顶在鬼子官的后脖子上，扣动板机。几乎没有枪响，鬼子就连哼都没哼一声，直接栽向了鱼筐里。摊位旁边的警卫兵也被迅速解决。他们从鬼子官腰间的皮带上割下一只大匣子枪，然后朝天放了两枪。

　　立即，整个集市陷入了一片混乱，“八路来啦！……”的呼声响彻整个市场。他们趁着混乱，混入了人群，沿着整骨医院旁的大沟朝山顶跑去。他们坐在山顶大口喘着气，看着鬼子的马队将全城团团围住……

　　后来，他又参与过一次危险而重要的侦察任务，目的是探明敌人的枪械数量。这次任务发生在文登的一个水稻村，那里是日军的一个据点，有几个碉堡和一些机枪阵地。父亲和当地的一个地下党员老金矿合作，假扮成送饭的农民，混进了敌人的营地。

　　父亲为了防止万一，把一把手枪藏在了裤子里，用一根绳子绑在了大腿中间。这样做虽然安全，但也很不方便。他走路时要小心翼翼，生怕发出金属的碰撞声。他坐下时也只能坐一半屁股，生怕压到手枪。他每次进入一个碉堡时，都要装出一副和善的笑容，和日军兵士聊天，同时用眼睛扫视着敌人的枪支数量和型号。他心里时刻紧张得像拉紧的弓弦，生怕被敌人发现异常。

　　在探明了敌人的枪械数量后，他悄悄地溜出了营地，把情报汇报给了我军指挥官，为我军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后来我军发起了一次突袭攻击，成功地摧毁了敌人的据点，消灭了大批日军。

　　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经历过一次最惊险刺激的逃生——那是一天傍晚，父亲完成了侦察水稻村的任务，准备回到自己的部队。他沿着一条小路走到了黄村，正要拐过一个墙角，突然看到前面的大路上坐满了国民党兵。他们似乎是在休息，有的在吃东西，有的在抽烟，有的在聊天。

　　父亲立刻感到一阵寒意窜上脊背，他清楚自己已经暴露，如果不赶快逃跑，就会被敌人发现并抓获。他迅速转身想逃向另一个方向，但他的动作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共产党，抓活的！”一个国民党兵突然大喊，并指着父亲。他的喊声像一记炸弹，在黄昏中引爆了这片空间。其他国民党兵纷纷起身，拿起枪支，向父亲追去。

　　父亲感到一阵恐惧，面前是一整个营的敌军，如果被捕，只有死路一条。父亲没有时间多想，只能凭借着多年来在战场上锻炼出来的敏捷和勇敢，拼命地往前跑。他跑出了黄村，跑上了一条土路。

　　他利用沿途的树木、房屋、田埂等障碍物来遮挡敌人的视线和射击。他知道自己不能停下来喘口气或休息一下，因为那样只会让敌人更容易追上自己。父亲没有时间多想，只能依靠多年战斗生涯中积累的敏捷和勇气，拼命向前狂奔。他首先甩脱了黄村的追兵，但还有一个身高一米八十的壮汉紧追不舍，跟在身后不放弃。

　　父亲已经气喘吁吁，腿脚发软，但知道自己一旦停下来就再难逃脱。父亲跑了数里之后，感到气喘吁吁，腿也开始酸痛。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跑下去了，必须想办法摆脱这个大个子兵。

　　绝境之中，父亲突然想起还有最后一招——手榴弹。他边跑边从身上掏出一枚手榴弹，拔掉保险销，向后投掷。手榴弹落地“轰”的一声爆炸，火光冲天，尘土飞扬。但那名壮汉并未被手榴弹所摧，依然紧追不舍。

　　很快他们都累了，就跑到一个小山上，各自找了一个掩体，在大口大口地喘气中你一枪，我一枪，谁也瞄不准。

　　“你们共产党共产共妻！”“呸！你们国民党是中国人吗？帮助小日本打中国人，不要脸的汉奸！”他们对骂到天黑才各自回营。

　　以后回想起这段，父亲风趣地说：“那次幸亏他们要捉活的。”

　　1941年深秋的一天，父亲与两名战友执行任务来到乳山冯家西南的一个小村子。由于连日奔袭十分疲累和饥饿，他们决定在一家小饭馆歇息吃点红烧地瓜充饥。

　　不过，不知为何，这消息却让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得知。就在三人吃得正欢，敌人悄悄地包围了饭馆，把父亲他们堵在了里面。突然，饭馆的门被猛地踹开。领头的特务端着一把张开机头的匣子枪，对着父亲厉声喝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说时迟，那时快，父亲立刻举枪对准来人就是一枪。那特务当场蹲下，躲在炕前。父亲当时正坐在炕上，几乎同时起身，一脚踹开窗户。他掏出一颗手榴弹，扔向窗外的敌人。　随着手榴弹爆炸的巨响和猪圈里溅起的臭水与浓烟，父亲和另一战友踩着猪窝盖，纵身一跃攀上房顶。从另一侧翻下，等到敌人追过来，父亲他们已经不见了踪影。可惜另一位战友却被特务捉住，惨遭活埋。

　　1942年父亲被调到东海区独立团三团三营营部当通讯班长，后又到十三团炮连九二十机枪班，1945年，被调到炮兵营二连二排当排长。1946年秋到十三团五师当钢炮连连长。这一年，部队从胶县一直打到济南，没有漏掉一个城。

　　1947年，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如火如荼进行着，我军进攻606高地时遇到了极大困难。我军战士连续几次冲锋都以失败告终。许多战士英勇牺牲在狙击手的枪口下。当时东线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大怒。他和237团团长张文合急忙找到父亲，命令他用三炮将前方的敌人碉堡轰开。

　　然而，由于当时的钢炮只能直线发射，因此，正确的位置和距离对命中目标至关重要。父亲伸出他的右手拇指和小指，左右观察，精准算出了方位，然后将钢炮放置在最佳位置。第一发炮弹由一名战士发射，然而很遗憾，炮弹没有击中目标。父亲立刻上前将那名战士拨到一边，亲自操炮瞄准。第二炮！炮弹呼啸而去，精确的命中了目标。第三发炮弹再次精准命中！许世友激动地大喊“好！打得好！”随着冲锋号声响起，战士们排山倒海般地冲向敌人的阵地。

　　1948年，淮海战役第一场大战即将打响。国民党军长黄伯涛率领七万黄卫兵团驻扎在临沂碾庄峪要塞内。我军高层下令夺取碾庄峪歼灭所有敌人。

　　当时我方陆续赶来的步兵部队还未完成调度，但父亲所在的钢炮连已经提前来到离敌人仅有500米的地方，并连夜在黑暗中挖掘出工事并潜伏其中。由于与敌人距离如此之近，我方步兵又未到位，我军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时不时向敌人开两炮，敌人虽也不知我方具体兵力，但也不敢轻举妄动。双方就此对峙了七天七夜，长时间不眠不休，眼睛被熬得又红又肿。

　　到第七天下午，我方步兵准备就绪。上级决定当晚八点展开总攻，由炮兵先行开路攻击。团长王敬昆与父亲一起来到前线侦察地形，父亲双手扒开又红又肿的眼睛，展示他的绝技——伸出右手的拇指与小指，定量距离和方位，计算出需要的炮弹数量。

　　晚上八点，总攻开始。一声令下，炮声大作。由于炮兵的持续猛攻，配合步兵进攻，我军全线获胜。敌人七万多人死伤枕藉。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叹道：“长官，你们的炮是炮炮见血呀！”

（我的父亲和母亲）

　　淮海战役打响不久，一天，父亲在战壕里突然看见了多年没有音信的尚未成亲的母亲。母亲出生在一个苦大仇深的贫苦家庭，艰难的生活磨练出她刚强的性格。自从和父亲订婚后，父亲就去当了兵。然后母亲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

　　眼见家里日渐贫困，实在无法维持生计，母亲决定出门寻找父亲的下落。就像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母亲在寻夫的途中也参了军，成为了一名战地护士。

　　此时与父亲相遇，既喜又悲：喜的是终于重逢，悲的是重逢之时也是离别之际。组织上得知这个消息后，就特意把母亲调到了父亲的部队，一工作就是12年。

　　在抗美援朝期间，母亲还立过战功。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的确值得回味。穷苦的生活，战火的磨砺，生离死别的痛苦，都没能摧毁两颗爱的心。正因为有了彼此，生活的酸甜才更加浓郁，人生的起伏才更加充实。这就是战争年代真挚爱情的真谛与精髓。

　　1948年4月21日，寒风凛冽，父亲带领236团炮兵连奋勇渡江面。他勇敢地率先带领一个排为先锋，和战士们肩扛两门钢炮和六门迫击炮，每个战士还背负着4枚重达8斤的炮弹。还有18匹马随行。

　　牵马的士兵胸前挎着长枪。他们坐在狭小的舢板上，用铁锹拨浪前进。尽管寒冷刺骨，为了避免掉入江水时被沉重的衣物拖累，他们都脱去了棉衣。当舢板靠近对岸时，横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道悬崖陡壁。于是，他们顺流而下，找到一个稍好的登陆地点。

　　当江水有一人深时，父亲毫不犹豫地带头跳下水。水直没到脖子。四月的江水还带着逼人的寒气。战士们纷纷跳下水，抬着炮械登上岸。正在此时，一支骑兵队跑来通报：“贾连长，快，团长要你们火速跟上！”他们知道，前线的战斗正等待着他们的支援。在这次艰苦的渡江战役中，父亲和他的部队凭借顽强不屈、敢于拼搏的精神，装备齐全，圆满完成任务，荣立集体二等功。

　　1948年，攻打上海之际，国民党顽固分子龟缩在当时最高的大楼——24层的国际饭店。党和政府对这场战斗极为重视，再三强调不能损坏这座建筑。敌人却拒绝投降，该如何是好？236团政委将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父亲，要求他直接向大楼开炮，但又不能损坏建筑，炮弹必须从窗口射入。任务异常艰巨，稍有不慎便会功亏一篑。

　　被誉为“神炮贾”的父亲凭借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精确测量方位和距离，亲自操控炮台。轰隆隆！每一发炮弹都准确地穿过窗户，没有损坏大楼。最终，从窗口伸出了一面白旗，敌人投降了。战士们欢呼雀跃：“胜利了！”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父亲跟随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在27军79师师部参谋处担任炮兵参谋。1952年，在第五次战役后，晋升为79师炮兵团一营营长。1953年春，他凯旋归国。

　　父亲的青年时代，真真切切地把生命与灵魂都奉献给了祖国。在漫长的20多年的战火岁月中，他身临险境，死里逃生，浴血奋战，至今腿上和屁股上仍留有敌人子弹的疤痕。2000年国庆节，父亲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之后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他感慨万千，老泪纵横……

　　现在，我们有时开玩笑说他的官不算大，他便笑开了，像个孩子。父亲是一个性格刚直的人。他告诉我们，战斗间隙，他很调皮，也爱发牢骚，为此没少挨政委的批评。但由于战斗勇敢，机敏过人，在战场上确实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战将，屡屡受到重用。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无私无畏的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