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重温父亲在纪念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的题词:“长征是在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粉碎了张国焘右倾分裂阴谋,才取得胜利的。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战略思想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它赋予革命军队以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引导红軍奇迹似地战胜艰难险阻,胜利地完成史无前例的长征。弘扬长征精神仍然是我们今天克服困难完成新长征的無价之宝。”颇有感触。
张国焘散布谣言、另立“中央”
1935年7月,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整编,红五军团改编为红五军。张国焘危害、分裂党和红军的意图暴露后,党中央率右路军北上。父亲所在的红五军被张国焘胁裹,随左路军南下,开始了最困难、最艰险的斗争历程。
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水深流急,无法通过”,公然违抗中央命令,擅自决定部队从草地折回,退回到阿坝地区。一天,张国焘来给五军团的官兵讲话。官兵们希望他根据中央毛儿盖会议精神,讲关于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问题,但他闭口不谈团结问题,却大肆攻击毛泽东、党中央北上抗日是“逃跑主义”,南下建立川康根据地才是“正确路线”。当时干部、战士都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言语不通,土地贫瘠,文化落后,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而张国焘指着背后喇嘛庙经幡上的藏文经符,唾沫横飞地喊:“有人说,这里缺少文化,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你们自认为文化高,那就给我念念,上面写些什么?”他还恶毒污蔑父亲这些戴一方面军小五角军帽的是“尖脑袋”,是“机会主义”,叫嚷要肃清他们脑袋里的“机会主义思想”。
10月,张国焘迫不及待宣布另立“中央”,成立所谓“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军事委员会”等组织,公开打出分裂旗号。父亲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既震惊又愤怒,几次组织会议都不参加。敏感的张国焘多次追问:“欧阳毅为什么不参加会议?”父亲听后,气愤地说:“他们这是反党、反革命嘛!我不去参加这样的会!”成立新“中央”的文件发至红五军保卫局时,父亲果断将其全部压下,一份都不向下传达。就连保卫局下属两个部的部长都没有看到文件。面对责问,父亲根本不予理会,只当没听见。
“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被害
红军长征中,胡底担任总部侦察科长。当时,胡底对张国焘搞分裂不满,过草地时,因为缺粮,他误食毒蘑菇,中毒很深,发高烧、说胡话,骂了张国焘是“军阀”“法西斯”,被张国焘安插在侦察科的亲信听到,汇报给张国焘。张国焘得知后,恼羞成怒,马上给他戴上“反革命”“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强行取消了他的马和勤务员,逼他自己背包袱行军。正在重病中的胡底,身体极度虚弱,几乎天天掉队,狼狈不堪,总被担任后卫的五军团收容。一次,胡底又掉队了,父亲遇见他,经询问,知道是张国焘整他。父亲见他很狼狈,面黄肌瘦,有气无力,很同情他,想把他留在自己的保卫局,以便照顾和保护他。但他是总部的人,要收留他,需经过总部首长批准。于是,父亲赶到总部找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父亲到了总部才知道,他们自身的处境也不好,张国焘也在整他们。父亲觉得这事不能请示他们,怕让张国焘抓到把柄。于是,就去请示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曾日三,他们没反对,父亲认为是默许了,就把胡底秘密留下来,还派专人保护他住的帐篷,要求对外保密。在草地上,父亲住的帐篷紧挨着胡底的帐篷。父亲常去看他,给他送吃的东西,使他有了安全感,身体恢复较快,精神也很愉快,还常给局里的年轻同志介绍保卫工作经验。后来,张国焘命令总部保卫局查清了胡底住的帐篷,趁父亲去军团部开会时,派人把胡底抓走了。父亲知道后,立刻赶到总部报告朱总司令,要求设法营救胡底。刘总长知道后担心地说:“张国焘是要下毒手啊!”
朱总司令去关押胡底处看过他,送了些东西给他,安慰了一番,但已无法营救了。胡底给父亲写了封信,托关押人员捎给父亲。信中说他被关在通讯营,张总政委找他谈过话,对他还好。又说他的毛毯比父亲的好,要送给父亲。父亲看信知道胡底不敢写受张国焘虐待的实情,也自知时日不多,所以才写要送父亲毯子。父亲难过极了,含着眼泪给他回信:“毛毯你自己最需要,不要送我!”又托送信人,给他捎去一条牦牛腿。
后来,部队南下行军途中,因胡底走不动路,被总部保卫局上报给张国焘,他下令总保卫局处理,根据张国焘的旨意,总保卫局长令秘书长,让保卫队队长趁部队宿营到松岗之前,带几个战士将胡底用绳子勒死,埋于四大坝村附近的河沟边,没做任何标记。事后,将处死情况又逐级上报给张国焘。
张国焘挑拨红五军与红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
一天,五军团的一个营奉命到阿坝西北约20多里的地方执行警戒任务。做贼心虚的张国焘知道后,以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红军为理由,要缴他们的械,并把营长抓起来,又吊又打,逼他承认是叛逃。这位营长很坚强,顶住了打骂,始终只承认是奉命执行警戒任务,坚决驳斥了所谓这支部队“叛逃”的诬陷。为把所谓“叛变”红军的罪名嫁祸于朱德,张国焘逼朱德对此事表态。
朱德从五军团了解事实真相后,严肃质问张国焘:“你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逃,罪名大得很呀!你掌握什么根据?有什么事实呢?”
张国焘无言以答,因他没从营长那里诈出所谓“叛变”的证据。
朱德又义正辞严地说:没有事实,没有证据,怎么能乱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呢?你们这样做不是有意制造分裂,破坏红军内部团结吗?
张国焘理屈词穷,只好放了营长。
南下途中的一天,总部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给五军团发来一封电报,大意是:五军团有一排三十多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动武装,骚扰百姓,拒绝缴枪,企图叛逃。要求五军团派得力干部去处理。
情况严重,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代政委曾日三商量,决定派担任保卫局长的父亲去处理。董振堂和曾日三鉴于当时情势,向父亲交待了两句话:“坚持原则,这勿须我们交待;但要注意方式,讲求团结。”
父亲受命后,分析情况,认为不可能有一排反动武装,他对自己部队的忠诚心中有数。可能是掉队、落伍的同志,和九军的同志发生了某些误会。掉队是常事,出发时让伤病员先走,军团后行动,有时忽然改变路线,来不及通知,他们就掉队了。掉队后,没吃没喝,有可能干出点违纪的事。
父亲下令清查掉队、落伍的人:人数,姓名,背什么枪,有无干粮?统计数字上来,刚好三十多人,一个排,与父亲的估计吻合。
父亲带着统计数字,和张然和骑马到总部。朱德正在喇嘛庙里理发,父亲向他报告:“总司令,五军团首长派我来处理电报上讲的事。”
正理发的朱德开口说:“欧阳毅同志,你们要注意,不要闯祸啊!”他像慈母一样,关怀叮咛,隐藏着担心。
朱德的语调里透露出他微妙的处境。堂堂总司令,红军之父,到左路军后,被张国焘折腾成空头司令,不但指挥不了兵马,连自身安全都缺乏保障。
父亲看着安详的总司令,眼睛泛了潮,为总司令的遭遇感到委屈和不平。如今总司令谆谆嘱咐自己“不要闯祸”,是为五军团的安全着想,让自己小心谨慎,别让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
父亲把他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报告了朱德,朱德很满意:“你分析得有道理,做了很多工作,很好!”
父亲建议:“总司令,总部是否也派一位同志一起去?”“好,好!”朱德同意并派总部秘书长刘少文和父亲一起去九军处理这桩纠纷。
他们到九军政治部与王主任洽谈,父亲要求找几个人了解情况,他们说:“我们没有反革命,是他们整我们。”父亲经过调查:这些人是掉队的,肯定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动武装,可能有违犯群众纪律的事,是我们教育不够。
父亲又对王主任说:“王主任,你再调查一下,如果是我们的人打了人,绝对不允许,一定严肃处理。我们共同来制止影响团结的事发生,好吧?”王主任气冲冲的,不予理睬。
父亲又回到本题:“王主任,那三十多位被关押的同志,是不是让我领回去?他们要是犯了纪律,我们一定处理,进行针对性的教育。”王主任未置可否。
他们只好告辞,回总部向朱德汇报。他们和三位被关押战士代表接触中,已了解了事件全过程。
原来,这个排在执行任务时,与一股敌人遭遇,他们消灭了这股敌人,缴获了一批梭标与枪支。因此,他们回队晚了,在返回阿坝途中,遇到张国焘手下某连长带的部队。当连长得知他们是五军团的人,厉声说:把战利品都留下!
这个排的同志见连长蛮横无理,很气愤,一名战士说:战利品是要交公的,凭什么交给你?不给!
双方争执起来。连长自恃人多,一声令下,把这个排缴获的战利品抢了去,并把全排人扣留,安上“叛逃”的罪名。
这是张国焘等人的蓄意挑衅事件。
他们只好回总部向朱德汇报,但找不到朱德。听说领导都在喇嘛庙开会,还有人透露:朱德正挨斗呢!
父亲快步走向喇嘛庙,他刚跨进庙门,就被先到的王主任指着鼻子说:“这
就是那个五军团的保卫局长欧阳毅!”
被王主任点名后,父亲被某领导指着鼻子大骂:“反革命,假革命,不听指挥!”并掏出手枪指着他,气氛非常紧张,一触即发。
危机时刻,朱德霍地站起身,大声斥责:“你们干什么呐?欧阳毅,你进来吧!”
于是父亲进庙走近朱德,敬个礼,在他身旁坐下。掏枪的某领导经朱德一声喝问,才收起枪。若不是朱德挺身而出救父亲,父亲“早去见马克思了”。而最让父亲感动的是:当时喇嘛庙内一伙人在张国焘授意下,正在围斗、批判朱德,而他却完全不顾个人安危,一心要保护他的部下、曾与他生死与共的革命同志!
他们接着继续批斗朱德和刘伯承。张国焘的秘书长黄超把矛头直指朱德,破口大骂:“你是老糊涂”“你是老右倾”“你是老而不死”。
其余几人逼迫朱德表态,让他反对毛泽东,反对北上抗日。
朱德坚定地说:“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我是举手赞成的,你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也不能割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朱毛朱毛,人家外面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
朱德先镇静地坐着,刚慢慢站起来,要据理驳斥,张国焘却拍桌子吼:“大家不要吵了,不要闹了!”
朱德侧身,轻蔑地看张国焘一眼,说:“不是我吵,是你们在吵嘛!”
张国焘为掩饰他刚才不让朱德讲话的行为,便指着黄超等人说:“你爱吵,你出去!你们统统出去!”
张国焘这样一讲,屋里只留下少数人。朱德让父亲汇报情况。父亲先说了调查经过,又提出:希望由总部组织一个工作组,把事情彻底搞清楚,这样既对革命同志负责,也有利于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
朱德连连点头,说:“对,事情应该搞清楚,工作组由总部来组织,你们两家也各派一人参加。”张国焘坐在那里,始终不表态。朱德向父亲使眼色,父亲会意了,父亲强调说:“总部是否再派人去一下?双方组织一个调查组,一起妥善处理。”
朱德马上表态:“欧阳毅同志的意见很对,我赞成!”
过了一段时间,被关押的一排掉队同志被放回来了,只是枪支弹药被没收了。
张国焘对五军团的仇恨却加深了。不久,张国焘就改组了五军团,派他的秘书长黄超来当军团政委,把原代理军团政委、政治部主任和保卫局长都调走了,架空了董振堂军团长。
朱德对张国焘有理有据有节的斗争艺术
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肆意诋毁毛泽东、党中央,在五军团的干部、战士中引起了普遍的强烈不满。后来,有的同志提出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和毛泽东去”;有的同志甚至激愤地说,“如果他张国焘阻拦我们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北上的命令,我们就跟他干!”在这关键时刻,朱德从革命的全局出发,又多次做同志们思想工作,耐心教育大家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有一天,他亲自来到五军团,给营以上干部讲话。他说:“毛泽东、党中央已经北上抗日了,走出草地后打了大胜仗,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我们将来迟早要走上这条路线的。毛泽东早就指出,南下是绝路,无论从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来说,都是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可是有人却说北上是逃跑,只有南下才是革命的。孰是孰非,本来是很清楚的,将来会越来越清楚。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接着,朱德又强调说,“同志们要顾全大局,要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是要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许多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五军团能攻善守,英勇顽强,优点也很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所以,同志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了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朱德的谆谆教导,解开了同志们思想上的疙瘩,使大家不仅懂得如何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而且提高了对毛泽东革命路线必将胜利的坚强信念。
父亲头脑十分清醒,面对“大权在握”的张国焘,坚决抵制分裂。他多次与受到排挤的朱德总司令商议策略,听取他的教育,共同开展斗争。张国焘对朱德既拉拢又打击,甚至采取阴险的招法。一次,张国焘指使人趁夜把朱德的马偷走宰掉,还把他的门岗警卫也撤掉了。朱德不予计较,给父亲写信,让他派两个警卫员。父亲意识到,朱德亲自写信,说明他的安全一定受到了很大威胁。于是父亲挑选了两名信得过的、经过严格训练的部下担任朱德的警卫员,要求他们一定保卫好朱德总司令。这两位同志不负重托,多次斗智斗勇、化险为夷,一直警卫朱德安全到达陕北。父亲还按照朱德的指示,担任红四方面军作战局局长,在筹粮、司令部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
在党中央、朱德总司令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三个方面军的红军终于在1936年10月胜利会师了。九十年后,长征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密码。
前辈简介:

欧阳毅(1909—2005)湖南宜章人,1926年冬参加革命,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曾任红四军军委秘书、第一纵队秘书、第十师师党委秘书长,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科长、秘书长,红五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秘书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一局局长,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五局局长,西路军保卫局侦察部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秘书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副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保卫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委(大军区正职待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十一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作者简介:

欧阳海燕(1943— )欧阳毅长子,1968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2003年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岗位上退休。现任家国家风宣讲团特聘教授。

施钧慧 (1945— )欧阳毅儿媳,1967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自动控制系,2000年在环境战略发展中心环境分析测试高级工程师岗位上退休。现任家国家风宣讲团成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