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张云逸的长征路

　　我的爷爷张云逸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1929年12月11日，他与邓小平、陈豪人等一起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百色革命根据地并担任红七军军长。从1930年11月上旬红七军奉命北上，艰苦转移，历时近9个月，行程7000里，终于到达中央苏区，实现了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目的。

　　率队突围，路上征程

　　1934年7月，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的张云逸被派往湘赣担任湘赣省军区司令员，以便能够在红六军团主力撤离湘赣苏区后，湘赣苏区仍然能够作为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　发挥重要作用。部队在行军途中被国民党余汉谋军的李汉魂第三师重重围困，携带的电台机件在战斗中丢失无法将情况报告给中革军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1月初，张云逸奉命率小分队22人，在聂都游击队的掩护下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与进抵大庾岭的红三军团第四师会合。至此，在大庾岭游击区度过了130多个艰苦而又难忘的日日夜夜后，张云逸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

　　张云逸赶上长征的队伍后，被分配到红八军团，协助军团长周昆指挥部队，完成中革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直至渡过湘江。

　　渡过湘江，担当先遣

　　湘江一战，红八军团仅剩1000余人，张云逸奉命离开红八军团，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担负侦察敌情、寻找向导、征集资财和勘察道路等任务。　12月1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通道县城，中共中央一面开会研究红军行动方向，一面命令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等部侦察入黔道路。张云逸奉命率军委先遣队到达通道附近的下金店，调查入黔的道路情况，12日，他将调查的情况写信给朱德和周恩来，同时在信中还附了一张行军路线图。

　　奉命架桥，北渡乌江

　　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在黎平、猴场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北渡乌江，占领遵义。红一军团在江界河、回龙场，红三军团在茶山关一带实施渡河。占领江界河渡口并负责架桥的是红一军团第二师，12月31　日　21　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已令军委先遣队张云逸率工兵两连并架桥材料协同你们架桥。”22时，朱德发出关于红二师、工兵营等部队在江界河架桥受张云逸指挥问题致电张云逸。该电指出：一、野战司令部于本日　15时到猴场宿营，决定明一日现地休息一天。二、已令第二师于明日进至江界河渡河点附近，如对岸无敌，即先遣一团渡河。向珠场侦察警戒，掩护工兵架桥。三、先遣队明日应随二师进至江界河附近，协同该师架桥（须多收集架桥材料），并侦察对河敌情及通珠场、遵义道路、人家、里程，附带在该地域征集资财。四、已令工兵营派土工连，由营长率领，并携带在猴场所搜集之绳索、铁丝，于明　1号晨前往江界河协助架桥，并受你指挥。五、执行情形望随时电告。　据此，根据张云逸的指示，由王耀南任营长的总部工兵营一连、干部团工兵连连夜向江界河渡口挺进，并于2　日拂晓抵达江界河渡口。　张云逸在听取了二师师长陈光、前卫红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汇报后指出：追击我们的薛岳部两个纵队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军委催促我们迅速完成架桥任务。如果我们过不了江，势必要背水一战，情况将更加危急。与此同时，张云逸告诫二师应加大强渡的规模和力度。在张云逸的领导下，红四团紧急动员，当日9　时许，部队一举强渡成功。随后，张云逸率工兵营，在王耀南营长指挥下，群策群力，不分昼夜地投入了紧张的架桥工作。　3日，张云逸领导的工兵营官兵，用竹筏和门板架成了横跨乌江的浮桥，并通过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验收。随后，红一军团二师主力、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在此通过了乌江。　毛泽东走在浮桥上，称赞说：“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起这样的桥，世界上都没有。”工兵营长王耀南及其指挥的架桥部队受到了中革军委的通令嘉奖。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九军团在回龙场，红三军团在茶山关也顺利渡过乌江，薛岳的八个师被甩在乌江南岸。强渡乌江，是遵义会议前党根据毛泽东的主张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重要一环。多年后，张云逸回忆至此说道：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泽东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　张云逸以军事家的眼光，把架桥这个战术任务，提升到战略的层面和政治的高度来重视，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攻占遵义，土城送抢

　　渡过乌江后，红一军团第二师于　1935年1月7日凌晨攻占遵义，张云逸率军委纵队先遣队进入遵义城。10　日，朱　德致电张云逸等，要张云逸率部次日出发执行侦察敌情、道路、征集资财等任务，同时还要求先遣队和二师保卫人员协同进行肃清城市反动派的任务，并要求和二师保持密切联系，　经常向军委汇报情况。　12日，张云逸率部经板桥、娄山关进入桐梓城。随后，他将侦察的桐梓地区的地形、道路绘制成地图报送中革军委；按政策征收了贵州军阀和土豪劣绅的资财，购买了部队急需的布匹、洋油、通讯器材等物品，同时率部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政策，将没收土豪劣绅的部分财产分给群众，号召青年踊跃参军。　遵义会议后，张云逸兼任一局局长，但其主要工作仍是负责先遣队工作。经历土城战役中红军指挥所被猛攻的危险后，张云逸就把自己的配枪送给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欣然接受了这把枪（毛泽东通常不接受别人的枪，包括林彪送给他的枪都没接受，这支手枪现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国家博物馆）。

　　任务转换，殿后收容

　　5月8日，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二军团和干部团等部准备于9日袭占会理城，同时决定：“军委后梯队随干部团前进，张局长（指张云逸）率前梯队一部及五军团后方仍留通安。”　从此，张云逸的任务由先遣变成殿后。　由于长期行军作战，各部队的非战斗减员开始增多，不少官兵因伤病跟不上部队的前进速度，开始掉队。从6月1日起，朱德多次致电各军团，要求做好落伍人员的收容工作。　6月1日，中革军委决定由张云逸率干部团上干队（由中高级干部组成的上级干部队）“沿途负责接查并收容各部队落伍人员”。张云逸的任务由殿后变为收容。　为做好收容工作，张云逸率上干队把掉队的官兵和伤病员收拢到一起，沿着军委纵队前进的道路跟进。张云逸要求上干队的每一个人都要做好几个收容对象的思想工作；要求医务人员想尽一切办法治疗伤病员；要求大家发扬阶级友爱，团结互助。粮食短缺是收容队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每到一地，张云逸就发动每一个能够行动的人员去筹粮，最终基本解决了收容队的粮食问题，伤病员有时还能吃上猪肉、牛肉。　随着伤病员的情况逐渐好转，收容队的前进步伐开始加快，最初，后面有李井泉率领的独立第四营掩护，到了宝兴以后，他们就走到了后卫第五军团的前头。6月16日，张云逸奉朱德电令，率收容队进至夹金山南麗的板桥，带上棉、皮衣，辣椒、烧酒等御寒物品，于20日前后翻越了海拨4000米左右的夹金山，与军委纵队会合，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的收容落伍人员的光荣任务。被收容的这些落伍人员，幸存下来的大都成为了新中国的栋梁、人民军队的将军。

　　割麦筹粮，克服艰险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云逸负责军委纵队的筹粮工作。7月中旬，张云逸率军委纵队所有人员参加割麦工作，每人准备了七天左右的粮食。8月间，军委纵队开始穿越数百里的茫茫草原。途中，遇到正艰难前进的原红七军云广英，张云逸鼓励他要不怕艰苦，完成北上抗日使命，实现伟大理想。　长征路上由于粮食的极度匮乏，张云逸因身体虚弱而染上了疾病。干部团政治处主任莫文骅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将自己分到的四两腊肉拿了出来，切成两半，分送给张云逸和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对莫文骅说：“你的那二两腊肉，比金子还珍贵啊，可真帮了大忙了。”经过六天六夜的艰难跋涉，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9月18日，经腊子口到达哈达铺。　改编前进，胜利会师9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全支队共7000余人。陕甘支队于23日由哈达铺出发，向陕北前进。张云逸随部队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前辈简介：

　　张云逸（1892年—1974年），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广西右江领导武装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时期，历任红军第七军军长、中央军委副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参谋长、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为华东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任党的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作者简介：

　　张晓龙，张云逸大将长孙。1952年出生，1969入伍，1970年入党，1983年退役。2012年，从北京城建集团退休，2018年至今，出任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现在是朝阳区委党校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工作室家风家国宣讲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