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红军长征与陕西的故事：落脚吴起镇，奠基大西北

　　陕西吴起，胜利山。一座高耸的纪念碑矗立在山顶，俯瞰着这片黄土高原上的小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这里，长征，终于找到了落脚点。

　　从江西于都出发，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五千里，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终于在这片黄土地上停下了疲惫的脚步。

　　陕西，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中国革命走向新胜利的出发点。

　　吴起镇：中央红军落脚陕北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翻越六盘山后，一路东进，直指陕北。此时的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已不足八千人。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眼神中却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西吴起镇。当看到墙上“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的标语时，许多战士热泪盈眶——“到家了！终于到家了！”

　　吴起镇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边缘地带。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的陕北红军，在这里建立了红色政权，使这片黄土地成为中国革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什么说是“硕果仅存”？因为在南方各根据地相继沦陷的情况下，陕甘根据地是唯一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它的存在，为长征的红军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落脚点。

　　然而，红军刚到吴起，屁股后面的追兵就追了上来。国民党军骑兵三个团尾随而至，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消灭。毛泽东果断决定：“打掉追兵，绝不把敌人带进根据地！”

　　10月21日，中央红军在吴起镇附近的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设伏，对尾追的国民党军骑兵发起突袭。这就是著名的“切尾巴”战斗——吴起镇战役。

　　战斗打响前，毛泽东亲自到前沿阵地察看地形。他指着远处的山沟说：“敌人要从这里来，我们就在两边山上埋伏。等敌人进了口袋，两头一堵，看他们往哪里跑！”彭德怀指挥了这场战斗，红军将士士气高昂。

　　战斗从清晨打到下午，红军全歼国民党军骑兵三个团，俘敌七百余人，缴获战马一千余匹。彭德怀指挥了这场战斗，毛泽东闻讯后欣然题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到诗后，将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吴起镇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最后一战。这一战，打出了红军的威风，也打出了陕北根据地的安宁。当地百姓编了一首歌谣：“红军人马到吴起，蒋介石追兵跟得急。彭老总指挥打一仗，消灭骑兵一千几。”

　　直罗镇：奠基礼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军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此时，国民党军不甘失败，调集五个师的兵力，对陕甘根据地进行新一轮“围剿”。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决定在直罗镇设伏，给敌人一个“奠基礼”。

　　直罗镇位于陕西富县境内，是一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大道从镇中穿过，是理想的伏击战场。战前，毛泽东亲自带领各部队指挥员到直罗镇察看地形。他指着四周的山地说：“这里就像一个大口袋，敌人钻进来，我们就扎紧袋口，让他们有来无回！”

　　1935年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率部进入直罗镇。牛元峰是东北军将领，骄横跋扈，根本不把红军放在眼里。他进入直罗镇后，让部队就地宿营，连警戒哨都没有派。

　　次日拂晓，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从两面发起猛攻，将敌军分割包围。枪声、炮声、喊杀声响彻山谷。东北军士兵从睡梦中惊醒，乱作一团。牛元峰慌忙组织抵抗，但为时已晚。

　　激战至下午，敌军大部被歼，牛元峰被迫率残部退守镇南山头。21日午夜，红十五军团发起最后攻击，全歼残敌，牛元峰被击毙。直罗镇战役，红军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五千余人，缴获枪支三千余支。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在总结直罗镇战役时说：“没有直罗镇的胜利，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局面。”

　　瓦窑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诞生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今子长市）。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

　　瓦窑堡，一个黄土高原上的小县城。会议在张闻天住的窑洞里举行。窑洞不大，陈设简陋，一张长桌，几条木凳，墙上挂着地图。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中共中央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

　　会议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议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说：“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使中国的社会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和组织问题，而瓦窑堡会议则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在瓦窑堡，中共中央还创办了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后迁至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干部。抗大的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

　　陕西籍红军：袁鸿化与谭冰的长征路

　　在长征的队伍中，有不少陕西籍的红军战士。袁鸿化就是其中之一。

　　袁鸿化，1909年出生于陕西高陵。1924年考入三原县立中学，组织成立青年进步组织——渭北青年社，任社长。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任三原县立中学团支部书记。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中学毕业回高陵，投身地方农民运动。

　　1927年3月，袁鸿化被推选为高陵县农民协会主席。后去十七路军王泰吉骑兵团做兵运工作，和刘清和、魏志坚、赵启民等建立了骑兵团中共组织。1935年2月，袁鸿化在陕南镇巴县参加红四方面军，并任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干事，不久任宣传部副部长。他亲手编印《红光报》《捷报》，使红军走到哪里，就将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到哪里。他当时油印的《共产党宣言》，被称为“稀世之宝”。

　　袁鸿化参加了长征，经受住了严峻考验。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袁鸿化任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37年2月，调任援西军教导团政委、援西军随营学校政委。七七事变后，他所在的部队编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开赴抗日前线。1943年10月，袁鸿化在卫东战役中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最后壮烈牺牲，年仅34岁。这位从陕西走出的红军战士，用生命践行了“死在岗位上”的誓言。

　　另一位陕西籍的红军战士是谭冰。谭冰，1919年出生于四川巴中（后定居陕西）。1933年，14岁的谭冰扔下放牛鞭，加入红军的队伍。1936年，他随红四方面军长征过草地、爬雪山。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没粮吃，吃树皮草根；没衣穿，光脊梁；没鞋穿，打赤脚走路，尤其是各种疾病很多，如浮肿、疟疾、伤寒等病，不知夺去了我们红军战士多少条生命……”

　　1938年初，谭冰来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工作。在这里的8年间，他和特务作斗争、为组织传递情报、保卫党中央领导人的安全，用忠诚和热血守护着这块“红色阵地”。1964年，谭冰担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把这座红色展馆维护好、发展好，为党和国家守护好红色根脉成为他的新使命。

　　落脚与出发：延安十三年

　　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今志丹县）迁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心脏，中共中央在这里度过了十三个春秋。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转变。“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延安精神的核心内涵，就是在这片黄土地上孕育形成的。

　　在延安，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著名论断，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展开。王震率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把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战士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荒种地，纺线织布。一位外国记者参观南泥湾后感叹：“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在延安，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他们在这里学习、战斗，然后奔赴抗日前线。诗人何其芳写道：“延安，我把你追寻，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

　　毛泽东曾说：“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落脚，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从吴起镇到瓦窑堡，从直罗镇到延安，陕西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也见证了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开启。

　　九十年前，那些衣衫褴褛的红军将士，用双脚丈量了二万五千里，用生命铺就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他们中有人倒在了雪山草地上，有人牺牲在直罗镇的枪炮声中，有人后来走上了抗日前线。但他们用生命守护的那面红旗，终于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

　　今天的吴起镇，胜利山上的纪念碑依然高耸。当年的战场已经绿树成荫，但“切尾巴”战斗的枪声仿佛还在山谷中回响。在延安，宝塔山下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在革命旧址前驻足凝望，追寻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从江西于都到陕西吴起，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长征，这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在陕西画上了句号。而中国革命的崭新篇章，正是在这里，才刚刚翻开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