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綦江，石壕镇。一条200多米长的老街，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如镜。街边的老屋木门斑驳，屋檐下的红灯笼在风中轻轻摇曳。当地老人说，九十年前的那个冬天，这条街上曾住满了红军。

　　重庆，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唯一经过的直辖市。而綦江，则扮演了“遵义会议保卫者”的角色。


　　保卫遵义会议：红军首次入渝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中共中央决定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为了确保会议顺利召开，防止川军从北面进犯，红一军团奉命向川黔边境推进，占领战略要地，形成对遵义的拱卫之势。

　　1月15日，红一军团一师二团在团长龙振文、政委邓华率领下，进驻綦江县羊角乡（今属安稳镇）的枫香树、大垭口、红稗土等地，扼守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驻扎在綦江九盘子的川军二十一军“模范师”第三旅。

　　1月21日，红一军团直属队及一、二师共8000多人，在周恩来、董必武等率领下，从贵州松坎出发，经箭头垭到达綦江石壕镇宿营。当天，驻扎在羊角场的红二团也奉命赶往石壕方向会合。

　　红军到达石壕时，当地百姓有的站在路边欢迎，有的端茶递水，主动和红军攀谈。当晚，一部分红军留在石壕场宿营，军团部设在石壕场上的禹王庙，周恩来、董必武以及军团首长们均住在庙内。1月22日凌晨，部队开拔，经梨园坝向贵州温水、良村、东隍等地进军，与红三军团会合，由此谱写了“四渡赤水”的经典战例。

　　党史专家认为，中央红军过綦江，造成佯攻重庆之势，牵制了川军兵力，确保了遵义会议顺利召开。从军事战略意义看，石壕扮演了“遵义会议保卫者”的角色。


　　血染茅坝坪：无名司务长的最后时刻

　　中央红军过綦江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但有一位红军战士，却在这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35年1月21日中午，红一军团大部在箭头垭休整完毕后，准备向石壕镇行进。这时，有人向首长反映：在箭头垭时，有战士用苏区纸币向老百姓买了东西，还没兑换；还有借的老百姓的筲箕尚未归还。

　　“那可不行，快用银元把纸币换回来。”在首长的命令下，一名司务长和两名红军战士留了下来，负责清点归还借用老百姓的物品，并用银元换回苏区纸币。

　　当他们一路来到箭头垭街上的赵家，准备归还筲箕时，突然，20多个敌人冲出来将他们团团围住。原来，他们早就被贵州盐防军的姜金全等人盯上了。

　　敌众我寡。一番搏斗下，一名战士当场牺牲，另一名战士也负了伤。为掩护这名受伤的战士突围，司务长落入了盐防军之手。“其实，司务长是有机会逃脱的，但为救负伤的战友，他又折了回去。”綦江博物馆馆长周铃说。

　　盐防军将司务长的挎包、饭盒、筷子、银元和苏区纸币搜去，并对他施行酷刑，要他交待红军的组织概况、行军路线以及自己的姓名、职务等。敌人把司务长推倒在宰杀猪牛的条石上，将他双臂绑紧朝下，腹部朝上，一端用绳子套紧他的头发，另一端则套紧他的双脚。司务长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始终坚贞不屈。

　　当晚，敌人将司务长拖到牛角尖，吊在农民赵兴伍家坝子边的一棵桑树上，脚尖触地，吊了整整一夜。

　　綦江地区正值严冬，大雪纷飞，寒风凛冽。赵兴伍看见吊在树上的司务长衣衫单薄，伤痕累累，又饥又寒，趁敌人在屋内围着火炉喝酒吃肉时，偷偷给司务长送去一碗饭。“你快吃点吧，不然你会熬不下去的。”“老乡，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我已经不行了，你赶快把饭端回去吧，不然会连累你的。”司务长摇了摇头。

　　赵兴伍迟迟不肯离去，可无论他如何劝说，司务长仍然坚持不肯吃饭。

　　第二天，敌人用“穿心杠子”把司务长抬到茅坝坪，继续用酷刑逼供。他们把司务长的双手合抱在一根木桩上捆紧，用木削子敲打；见司务长仍不开口，又用烧红的烙铁烙在他身上。司务长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却丝毫不肯屈服。

　　气急败坏的姜金全决定杀死司务长。“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打倒军阀！”司务长在生命最后一刻高呼道。敌人割掉了他的舌头，又向他开枪射击。司务长倒在了血泊中。等敌人离开后，当地百姓杨贵华、杨献州等含着热泪将司务长的遗体就地掩埋。

　　上世纪60年代，当地政府在司务长牺牲地修建了红军烈士墓。1981年，其遗骸被迁葬于石壕红军烈士墓。“他就是当时红一军团的一位司务长，虽然我们多方考证，却无从知道他的姓名。”周铃有些遗憾地说。


　　红军洞：一农家舍命护伤员

　　綦江石壕镇梨园村漆树坪，有一处被三块大石头夹出来的凹槽，当地人称之为“红军洞”。这里，藏着一段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

　　1935年1月21日晚，红军卫生队10多个人抬着几个重伤员来到漆树坪农民李树清家求宿。22岁的李树清并不知道红军是什么人，只觉得这些人说话客气，办事通情达理，看到伤员伤势很重，就把他们迎进家门。

　　第二天早上，红军部队要离开，因为担架不够，想把4名重伤员留在李树清家，拜托他照顾。李树清心里明白红军是好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家里人提醒他：“保长说过，藏匿红军要杀全家。”但这个刚直不阿的农村汉子说：“红军是好人，伤员走不动，不能不管啊。”

　　为保证伤员安全，李树清将4名伤员抬到山后油岗嘴岩洞藏了起来。从此，李树清一家人轮流送饭，并找草药为红军伤员敷伤口。一个月后，两位伤员伤势过重，不幸牺牲。李树清和同村农民将他们的遗体掩埋于洞外的几块岩石中。

　　几个月后，另一名伤员杨延河伤势好转。他留在李家干活，栽秧打谷，犁田挖土，煮饭担水。李树清母亲曾高兴地说：“我又多了一个儿子。”当年李树清救红军的地方，如今被称作“红军洞”。李树清的孙子李克春回忆，即使多年后，爷爷仍会带着他们几个晚辈到洞边走走，有时讲起那段故事，有时则久久伫立，陷入沉思。


　　永不褪色的信仰

　　中央红军长征过重庆，虽然只有短短一段路程，但这段历史的分量却格外沉重。那位不知姓名、不详籍贯的司务长，不过是为了归还做饭用过的筲箕，不过是为了兑换战士购物所用的苏区纸币。他兑换的不仅仅是银元，而是人民的信任。

　　从那以后，石壕民间就一直流传着一首歌谣：“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扫干净。”这首歌谣，至今仍在石壕镇的老人中间传唱。它记录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什么样的队伍为百姓，百姓心里有一杆秤。

　　九十年后，綦江石壕镇的那棵古桑树依然挺立，红军纪念碑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巍然矗立。

　　当年红军走过的那条200米长的老街，被后人命名为“红军街”。每年，无数人来到这里，追寻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寻找的，是一个无名英雄的名字，更是一种穿越时空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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