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红军长征与贵州的故事：雄关漫道真如铁

　　贵州遵义，子尹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坐北朝南，临街而立。楼旁的槐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九十年前那个冬夜，这栋小楼的灯火彻夜未熄，一群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人，在这里做出了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决定。历史学家说，长征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史诗”，而这部史诗最华彩的乐章，就是在贵州奏响的。

　　黎平转兵：放弃北上，转向川黔边

　　1934年12月12日，湖南通道县城。中央红军一路西行，连破三道封锁线后，在湘江遭受重创，队伍从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博古、李德仍坚持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蒋介石早已看透这步棋，在湘西布下重兵，等着红军自投罗网。

　　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据理力争：“绝不能去湘西，那是自投罗网！我们应该向西，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他的主张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

　　12月13日，中央红军兵分两路，向贵州方向挺进。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西进渡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决定战略方针的关键会议。红军自此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12月底，红军进抵乌江南岸。乌江，贵州第一大江，江宽二百余米，水流湍急，两岸悬崖绝壁，素有“天险”之称。对岸，黔军侯之担部严阵以待，叫嚣“红军插翅难飞”。

　　1935年1月1日至3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师第四团分别在回龙场、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成功。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遵义。

　　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老城，原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秘密召开。三天的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最富转折意义的三天。

　　会议室内，二十把藤椅围着一张长桌，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失败归咎于敌强我弱。周恩来作副报告，主动承担了军事指挥失误的责任。张闻天作“反报告”，系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

　　毛泽东随即发言，他分析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战术上的“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导致红军处处被动挨打。“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毛泽东的声音并不大，但一字一句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每个人心上。

　　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后，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接着，中革军委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红军作战。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四渡赤水：毛泽东一生的得意之笔

　　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的形势依然万分危急。蒋介石调集川、滇、湘、桂、黔各路大军约四十万人，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企图将三万红军消灭在黔北一带。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指挥红军，在赤水河两岸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运动战。

　　一渡赤水，挥师西进。1935年1月29日，红军从土城、元厚场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二渡赤水，回师东进。蒋介石急调重兵围堵川南，毛泽东当机立断，于2月18日至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

　　这次战役共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策马登上娄山关，望着漫山红遍的杜鹃花，吟出了那首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三渡赤水，佯动惑敌。3月16日，红军在茅台镇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做出北渡长江的假象。蒋介石果然中计，急令各路大军向川南集结。四渡赤水，绝地反击。就在敌军纷纷西调之际，红军于3月21日至22日秘密四渡赤水，从敌军缝隙中穿插南下，直逼贵阳。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身边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急令滇军“勤王”。

　　红军虚晃一枪，绕过贵阳，以每天一百二十里的速度直插云南，将数十万敌军远远甩在身后。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他后来对蒙哥马利说：“四渡赤水是我平生最得意之作。”四十万敌军在赤水河两岸被三万红军牵着鼻子走，时而东，时而西，蒋介石在日记中懊恼地写道：“朱毛之剽悍，诚为不可忽视。”这一战，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

　　贵州百姓：石旮旯里的鱼水情

　　红军在贵州转战的四个月里，最打动人心的，不只是战场上的神机妙算，更是红军与贵州百姓之间血浓于水的深情。

　　遵义会议期间，红军在城内刷标语、演戏、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百姓们第一次看到纪律严明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买东西要付钱。遵义城的贫苦百姓看到了希望，先后有五千余人参加红军。

　　当时参加红军的钱治和老人回忆：“红军每到一处都要开仓放粮，给穷人分盐巴、分衣服，群众都喊他们‘干人’（意为亲人）。”

　　黎平会议后，红军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严格执行民族政策。1934年12月，红军进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当地百姓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纷纷躲进深山。红军战士严守纪律，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反而把缴获的粮食分给留下的老人和孩子。

　　红军离开时，苗寨的老人拉着战士的手说：“你们是天底下的好人，什么时候再回来？”

　　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记

　　红军离开贵州后，留给这片土地的不只是战斗的遗迹，更是一种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四渡赤水渡口、黎平会议会址，这些地方成了人们缅怀先烈、追寻初心的精神高地。

　　在茅台镇，当年的渡口早已建起大桥，赤水河两岸酒坊林立，酒香四溢。但每一个茅台人都知道，九十年前，他们的先辈曾用竹竿、木板和铁索搭起浮桥，让红军从河面上一队队走过去。

　　如今，茅台镇每家酒厂的酿酒师，都会对客人讲起红军用茅台酒擦脚疗伤的故事。那酒的辛辣，不只是岁月的陈香，更是历史的回甘。

　　九十年过去，雄关依旧，道路依旧。而那句“而今迈步从头越”，早已不只是红军的誓言，更成为每一个追梦人心中最深沉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