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长征途中的毛泽民

　　1933年9月开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左”倾路线领导人抛弃了毛泽东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歼敌的正确作战方针，让红军部队与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在阵地战中硬拼，致使红军损失惨重，根据地日渐缩小。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

　　军委直属机构编为两个野战纵队：军委机关编为第一野战纵队（对外称“红星”纵队）；党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编为第二野战纵队（对外称“红章”纵队）。隶属于中央政府的财政部和国家银行，被合编为军委第二野战纵队第15大队。

　　15大队担负着护送国家银行钞票、金、银等贵重物资的重要任务。全大队共有14个干部、200多个运输员和1个连的警卫部队。14个干部分别是：毛泽民、钱希钩、曹菊如、莫钧涛、任远志、曹根全、黄亚光、吕汉勋、刘建棠、章水柏、张达远、郭金水，还有1个总务科长和1个马夫。15大队的大队长是袁福清，毛泽民任大队政治委员，曹菊如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早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两个月，湘赣苏区的红6军团即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的带领下率先西征。其任务既是吸引国民党军以减轻中央苏区反“围剿”压力，也是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探路。红6军团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与包围，最终在10月下旬与贺龙的红3军团胜利会师。他们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再三强调，切不可携带过多辎重，不仅部队会因此失去了机动作战能力，最后辎重也保不住。

　　但“左”倾路线领导人却置这些血的教训于不顾，仍然采取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兵工厂的机床、国家银行的石印机和印钞石版都由人抬着走山路。红军主力军团则在中央纵队的前后左右抵抗着国民党军的围攻，像护送八抬大轿一样缓慢行进。突破四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已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不足4万人，伤亡损失过半！毛泽东曾十分气愤地对谢觉哉说：在中央苏区，拼命主义拼掉几万人；出来，逃跑主义逃掉几万人，现在怎么得了？直到1935年初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才重新进入中央决策核心圈，带领中央红军摆脱困境，走向胜利。

　　毛泽民在长征前，曾连续三年患恶性疟疾，身体一直十分虚弱。但在艰难的长征途中，他却根本顾不上自己，考虑的只是怎样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关心的只是全大队的同志。在行军中他身先士卒，凡碰到难爬的山，他都要先爬上去，在高山上喊：同志们啊！赶快来呀！这山一过，下面就是村庄，我们到了就可以休息了。有些挑夫身体不好，他就接过担子挑起走。遇到过河时，他总要自己先去趟水试试深浅。钱希钧回忆说：“他有马、但很少见他骑，他的马不是驮物品，就是让有病的同志骑。黄亚光同志拉痢疾就一直骑他的马。在过雪山草地时，他的马一直让银行的张水柏同志骑。这位同志患了疟疾，后来牺牲在路上，泽民很悲痛，事隔很久还对我说：‘没有把他照顾好，十七八岁就死了。’可泽民自己，却穿着一双草鞋在雪山、草地中跋涉。由于天寒地冻，他的一双脚裂开了好几条口子，鲜血印在了雪山草地上，同时脚被草地的毒水浸泡，又感染化脓、一直到瓦窑堡还未好。一次，他和余建新同志出去工作、余建新同志回来讲：‘毛部长（毛泽民时任国民经济部部长）的脚烂成一个口，还穿着一双草鞋，一路上都是他的血印。我问他脚怎么烂成这样。他说，这是长征留下的纪念。’”

　　长征途中，毛泽民除担任15大队政治委员之外，还是中央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副主任，负责沿途筹款，供给全军的经费。由于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林伯渠年纪大、身体差，因此毛泽民主动承担了征发委的大部分工作。

　　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是林（伯渠）老，委员中还有吴亮平、钱之光、曹菊如同志等十多个人。从江西出发时，林老是苏维埃国家财政部长，毛泽民是国家银行行长，曹菊如是国家银行业务处长。据钱之光回忆，没收征发委员会开始叫没收征集委员会，后来觉得“征集”两个字不贴切，把“征集”改为“征发”，全称为没收征发委员会。

　　“没收征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筹粮筹款，保障红军的后勤供给；没收军阀、官僚豪绅财产，一部分供给红军、一部分分发给贫苦人民；同时还要宣传红军、扩大红军，这是每个红军将士的任务。所以，红军每到一地，泽民就忙着了解军阀、官僚、豪绅的财产，研究确定没收对象，给同志们讲解什么样的资本家、官僚、豪绅的财产应全部没收，什么样的资本家、地主的财产只能没收一半，一般商人小业主的财产不能没收，只能征集等等。此外，还要向商人宣传我们的政策，做地方知名人士的工作，以便恢复地方商业贸易，稳定社会，安抚民心，补充我们需要的物资。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参加长征时共有14名干部，路上牺牲了6人，到陕北时，只剩下毛泽民、曹菊如、郭金水、钱希钧、曹根全、任远志、黄亚光和莫钧涛8名同志。虽然在数量上减少了，但却是党和红军的精华，是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财富。国家银行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并在中国革命金融史上写下了浓重。

　　世界货币发行史上的奇迹

　　长征开始时，国家银行携带了大量苏区纸币，准备在日后建立的新根据地使用。长征途中则一直无法使用，只能使用银元。1935年1月初打下遵义后，党中央决定在此建立根据地。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也是红军长征途中打下的最大城市。忍饥挨饿、长途跋涉3月之久的红军指战员，非常需要进行补给和休整。为充分利用遵义的繁华进行部队补给，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了大量的苏维埃纸币。

　　由于货源充足，买卖公平，红军纸币又可随时兑换银圆或购买当地紧缺的食盐。因此，遵义城内大街小巷的商店、面馆、酒楼、书店均门庭若市。其中尤以三种店铺最为火爆。一是洋货铺，布鞋、毛巾、搪瓷缸子等日用品无不售卖一空；二是书店，店中的新旧书籍、铅笔、本子，均销售一空；三是餐馆，全城面馆，酒楼，莫不利市三倍。不少同志在中央苏区时积攒下来的伙食尾子的苏区纸币，这时可有了用武之地，遵义城酒店中的回锅肉、辣子鸡、泡菜等各式川菜，物美价廉，让红军官兵们大饱口福的同时，也补充了营养，恢复了体力。

　　1935年1月19日，蒋介石指挥的几十万敌军围了过来，遵义已失去建立根据地的条件，红军决定撤出遵义。国家银行通宵达旦地为群众办理苏区纸币兑换工作。为方便兑换，除城中的6个兑换点外，又在城外红军各军团驻扎地增设了19个兑换点，利用缴获军阀的食盐、香烟等紧缺商品及银元，迅速回收了群众手中的苏区纸币，避免了群众的损失。在短短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国家银行在遵义城完成了苏区纸币发行、流通和回笼的全过程。这在世界货币发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毛泽东前往东征前线途中，曾前往延长油矿视察，并招待他吃了狗肉

　　延长油矿始于清末的1900年，中国大陆的第一口油井就在这里。之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认为陕北石油蕴藏量有限而决定放弃，将大队人马转至新发现的甘肃玉门油田，只留下少数技术人员维持油田生产。中央红军进入瓦窑堡时，当地政府为了防止他们滋事破坏，将他们关押了起来。这座油矿产量不高，但油质极佳。在毛泽民看来，这几口小油井简直是苏区的命根子。他指示当地政府立即释放这批技术人员，给洗澡、理发、换上衣服，分配窑洞，解决吃饭问题。并亲自动员他们留下来为人民政权工作。这批工程技术人员深受感动，很快就恢复了油矿生产，炼出了边区急需的汽油、煤油及其他副产品。

　　1936年1月底，毛泽东前往东征前线途经延长时，曾接受邀请亲自前往油矿视察，并受到热情招待。时任国民经济部工矿科长的高登榜，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东征开始后，毛主席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路过延长油矿，就住在石油厂工人何延年腾出的窑洞里。当毛主席知道住的是石油老工人腾出的窑洞时，感到很高兴。他在这孔窑洞里，多次召开重要的军事会议，在百忙中还把延长油矿的同志们找来了解矿上的生产情况。这一天，我随泽民部长到毛主席那里。我告诉毛主席，油矿距离这里不算远，请主席到石油厂里看一看，顺便请主席在矿上吃一顿家常便饭。主席欣然同意。

　　回到矿上大家商量，请毛主席吃什么呢？小米粥、羊肉泡馍、饸饹、锅盔……这些食品都不足以表达油矿工人的心意。我想起毛泽民曾说过，湖南人喜欢吃狗肉，还经常吃辣椒驱寒，于是我建议焖一锅狗肉当作午饭，大家双手赞成。我们立即派人去乡下买回两条狗，请来一位韩城籍的老厨师精心烹调，特别关照他把南方人喜欢的辣椒多放一些，用温火慢慢炖着。

　　这天中午，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来到油厂，看了工人们采油和炼油的情况，亲切询问油矿工人的生活和家庭情况。开饭的时候，两大盆热气腾腾的炖狗肉摆在桌上，主席闻到肉味，胃口大开，吃得津津有味。主席一边吃一边对身边的毛泽民说：这是我来陕北后吃得最好的一顿饭……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兴致勃勃，谈笑风生，我们心里乐开了花。

　　【前辈简介】：

      毛泽民（1896—1943），湖南湘潭人。1921年入党。红军优秀指战员。1931年毛泽民负责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1月大会开幕，决定成立国家银行，由毛泽民负责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并出任第一任行长。当时银行面临着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的艰巨任务，但他仅用了2个多月时间就使国家银行正式营业。

　　参加红军长征后，1936年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他受党派遣，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1942年遭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次年与陈潭秋等共产党人一起被秘密杀害。

　　【作者简介】：

      曹宏，毛泽民烈士外孙，1948年出生，1970年入伍，次年入党。国防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2006年撰写并出版《寻踪毛泽民》。朝阳党校红色基因工作室家风家国宣讲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