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萧锋和他的《长征日记》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

       重新翻开父亲的《长征日记》，那些写在硝烟里、风雪中、行军间隙的文字，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纸张旧了，有些字迹也模糊了，但日记里记录的那些人、那些事，依然清晰。

       父亲萧锋的部分日记底稿，如今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于研究者来说，它们是记录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征战历程的珍贵史料；对我来说，它们首先是父亲用六十四年时间，一笔一画留下的人生印记。日记里不仅有行军路线、敌我态势和战斗经过，也有他失去战友时的悲痛，有身处绝境时的坚守，还有一个普通红军战士对亲人、对战友、对这支队伍最真切的感情。

       人们知道，父亲一生参加过许多战役，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后来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但在我的记忆里，他常常只是一个伏在书桌前的老人。他戴着老花镜，把那些已经发黄的日记一页页翻开，核对时间、地点和战友的名字。每当写到那些牺牲的战友，他常常停下笔，沉默很久。

        爱妻萧曼玉：亦师亦友的革命引路人

       人们听到我父亲坚持记了64年日记，常常会认为他是受过正规教育甚至留过洋的知识分子，其实在参加革命以前，父亲只是江西省泰和县南溪村的一个放牛娃、泥腿子、小裁缝，没上过一天正规学堂。

       教父亲识字的，是他的爱妻萧曼玉，也是他革命的引路人。

       当时萧曼玉是吉安白鹭洲书院的一名中学生。白鹭洲中学是一所有着近八百年历史的名校，那里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萧曼玉在党的启蒙和进步思想影响下，开始关心社会现实，并逐渐走上革命道路。我父亲在裁缝铺学成出徒，成了一个一天可以做一身衣服的“自由”小裁缝。由于他聪明伶俐，能够写流水账，师傅便把他留在了裁缝铺。这个裁缝铺就开设在白鹭洲书院旁边。

       1927年夏天，我父亲和萧曼玉在赣东向赣西的渡船上巧遇了，而后相识、相知，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9月份，他们一起参加了万安“五抗三杀”的农民暴动。1928年1月，他们动员42个萧氏弟兄参加了“泰和紫瑶山游击队”。我父亲是一小队队长，萧曼玉是游击队文书，后来兼士兵委员会主任。他们仗打得很好，四打泰和、九打吉安，从2月到8月，四次挑粮上井冈山，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贡献了十几万担稻谷，还配合粟裕的二十八团二营打了新老七溪岭战斗、新城战斗，活捉敌伪县长张开阳。这时，上级要父亲写战报，这可难坏了他。萧曼玉替他完成任务后，对他说：“光会打仗冲锋不行。没有文化，就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作战水平，就做不好宣传工作。”

       父亲非常爱学习，但是在紧张的战斗中，要如何学习？在这种情况下，萧曼玉对他说：“别着急，我来当你的识字老师。”她建议我父亲用记日记的方法学习文化，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就这样，父亲开始用五颜六色的包装纸、缴获的钢笔或铅笔记日记。可以想见，最初拿起笔时，他写得一定十分吃力。遗憾的是，那些早期日记没有保存下来。

       就这样，父亲在长期向上级报告战况、做群众宣传工作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经过萧曼玉的指导和帮助，父亲开始利用战斗间隙，以记日记的形式学习文化。自此以后，不管是在被敌人围追堵截的长征路上，还是在激烈的战斗中，或是在夜间行军的月光下，父亲始终牢记萧曼玉对自己的教导，坚持做到“小休记地名，大休写事件”。日记就这样伴随着父亲，成了他形影不离的“战友”。

       父亲与萧曼玉也在战火的洗礼中渐渐萌生了爱情，并最终结为革命伴侣。不幸的是，1934年8月，时任公略县少共书记的萧曼玉，连同怀里吃奶的孩子，在一次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中，牺牲在县委机关转移的路上。

       从此，日记在记载战事的同时，又成为父亲思念、缅怀萧曼玉这位刻骨铭心的爱人的一种情感寄托。萧曼玉是父亲革命路上的引路人，是帮助父亲学习文化、让父亲写日记的好老师，是并肩浴血奋战的战友和爱人，是我们一家人永远感念的亲人。

       长征日记：从湘江血战到南渡乌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踏上长征。那一年，父亲18岁，随红一军团第一师出发，是一师巡视团主任。

       萧曼玉牺牲不久，父亲便带着她给他买的王氏四角号码字典，也带着她教给自己的识字方法和嘱托上了路。他把日记和作战地图装在随身携带的牛皮包里，白天随部队行军作战，深入连队做政治工作；夜晚宿营后，再借着微弱的灯光，把当天走过的路、发生的战斗和牺牲的战友一一记下。

       长征初期，红军接连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部队日夜行军，人困马乏，身后的追兵越来越近，前方的堵截也越来越严密。湘江战役打响时，中央红军面临着长征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经过五昼夜激战，部队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却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万6千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父亲后来常常讲起那场血战。在帽子岭，几个敌人把他团团围住，一把刺刀迎头刺来，他猛地闪开，帽子却被戳出一个洞。他脱下帽子，看见上面的红星还在，对战友们说：“帽子破了不要紧，红星还在，红星下面还有一个钢铁的脑袋，只要不倒，就向西杀出去！”

       到了白沙河一线，红三团官兵已经激战了一整天，滴水未进。在毛家村外的高地上，父亲再次被几个敌人围住。一个敌人从侧面猛刺过来，幸亏父亲身边那只装有日记和作战地图的牛皮包挡住了刺刀，他才躲过致命一击。

       当时，我父亲随红三团终于杀出重围，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渡过湘江的任务。可是，当队伍停下来清点人数时，许多熟悉的面孔已经永远消失了。炊事员挑着做好的米饭，却没有多少人来吃，只能边走边哭。

       当天夜里，父亲抚摸着那只被刺刀扎过的牛皮包，取出日记，含泪写道：

       晚上一查点，三团折损一半，不少同志都痛哭流涕。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着香喷喷的米饭没有人吃，边走边哭。我也蒙着头哭到半夜……从中央苏区出征时，我三团是两千七百多人，现在仅剩下八九百人。不过，总算突破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

       这段文字，是《长征日记》中最让我心痛的记录之一。父亲和他的战友常被称为“钢铁战士”，但他们并不是不会悲伤、不会流泪的人。正因为他们懂得生命的可贵、战友的情义，才会在痛失亲人般的战友后，依然擦干眼泪继续前行。

       父亲的日记没有只记录冲锋和胜利，也如实写下了失利、牺牲和普通战士的眼泪。它让湘江战役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道红色箭头和一串伤亡数字，而成为一段由许多年轻生命共同写下的历史。

       湘江血战之后，中央红军兵力锐减，处境依然十分艰险。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此后，红军根据战场形势灵活调整行动方向，四渡赤水，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在几十万敌军的包围间穿插转战，逐渐摆脱了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

       在后人看来，四渡赤水是一次出奇制胜的经典军事行动；在父亲的日记中，它却首先是一天天具体的行军：今天渡河，明天转向；刚刚向西，又突然折回。部队走得双脚红肿，战士们一时也很难看清全局。后来，我在认真看了军博的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展览时，才清晰了“四渡赤水”的伟大意义，是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受西方记者时，谈他一生军事指挥上最天才、最得意之作，不是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而是红军兵临绝境的“四渡赤水”。我父亲日记写的是红一师战术上八渡赤水甩敌人，而中央红军是战略上的四渡赤水：为了调动敌人，粉碎蒋介石四十万的围堵大军，毛主席令红军一渡赤水摆脱被动，二渡赤水避实击虚，三渡赤水调敌西进，四渡赤水跳出重围，为南渡乌江创造了机会。

       南渡乌江是跳出敌军重围的关键一笔，这个任务交给了红三团，父亲随红三团参加了这次行动。乌江水流湍急，南岸多是悬崖陡壁，敌军凭险防守。父亲亲率三团二营一个连队，从敌人防守薄弱的梯子岩，乘雷雨交加的深夜，第四个登上了乌江南岸的梯子岩，消灭了守敌，全连迅速占领南岸梯子岩、沧木井、大塘、江口这四个渡口，军委命令架桥，部队顺利渡江，跳出敌人重围。红三团以7名牺牲、14名负伤较少的损失，胜利完成抢渡乌江的任务。当时，凌晨时分，红一师黄甦政委陪同聂荣臻政委、肖华部长来到村头西的田坎。我父亲向聂政委汇报，这次南渡乌江，红三团轻伤14名，亡7名，就地安葬了他们，胜利完成了奇袭乌江的任务。

       聂政委拍着萧锋的肩膀高兴地说：“红三团巧渡乌江，打得好，伤亡小，把蒋介石几十万围堵军甩在乌江以北，使红军取得主动权，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行动。”接着又说：“忠渭（父亲原名），你是第四个攀上梯子岩观音堂顶，是英雄啊！”

       黄甦政委也说：“巧渡乌江，忠渭立了奇功！”

       这就是父亲所亲历的南渡乌江。它并不是孤立的一场渡江战斗，而是四渡赤水之后摆脱敌军包围的关键一步。红军渡过乌江，随即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最终巧渡金沙江，把几十万追兵甩在了身后。

       从湘江到乌江，不过短短几个月，父亲日记中的战局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湘江记录的是红军在被动局面中付出的惨痛代价；南渡乌江记录的，则是一支队伍在经历挫折后调整方向、掌握主动，重新从重围中寻找生路。

       父亲的日记没有回避失败和眼泪，也没有遗漏转折与胜利。那些一天一天写下的文字让后人看到：长征并不是一条笔直通向胜利的道路，而是一支队伍在一次次危急关头认清方向、改变战法，事实求是地带着牺牲战友的嘱托继续向前。

       渡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1935年5月，另一条更加险急的大河横在了他们面前——大渡河。

       长征日记：强渡大渡河，抢夺泸定桥

       我父亲在《长征日记》中记录了不少战事战役，其中记录得最详细、最精彩的就是强渡大渡河，抢夺泸定桥。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从会理通过冕宁彝族区，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小叶丹歃血结盟，继续向北挺进。很快，又一道天险横在前方——大渡河。

       这里河谷幽深，水流湍急，两岸山势险峻。72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部队曾在大渡河畔全军覆没。此时，国民党军正在后方紧追，又调集兵力在前方堵截，蒋介石扬言，要让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红军必须抢在敌军合围之前渡过大渡河。5月24日，父亲奉命和吴富善、金行生一起，随红一团赶往安顺场，参加抢渡大渡河的战斗。为争取时间，部队昼夜兼程。到达河边后，父亲和谭政察看地形，只见江面宽阔，水势汹涌，对岸又有敌军把守，渡口却连一条船也看不见。

       望着奔腾的江水，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军阀们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红一团一千七百个英雄指战员，有信心打过河左岸去。”

       大渡河再险，也必须闯过去。

       红一团一营二连临时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突然控制了新民街渡口，缴获一条渡船。随后，部队又找到两条小船和十几名船工。从二连挑选出的16名战士组成强渡奋勇队，通讯员陈万清坚决要求参加，强渡勇士由此增加到17人。

       1935年5月26日，强渡开始。

       随着命令下达，红军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一齐向对岸开火，掩护渡船前进。敌人的子弹也密集射来，炮弹落入河中，激起一道道水柱。小船在急流中剧烈颠簸，17名勇士冒着枪火冲向对岸。

       船一靠岸，他们便跃入水中，迅速冲上滩头，向守敌发起攻击，很快控制了渡口阵地，为后续部队打开了一条过河的通道。

       安顺场强渡成功了。然而，红军面临的危机并没有解除。渡船太少，几万人的队伍如果仅靠几条小船过河，需要很长时间，而敌军正从四面赶来，随时可能重新形成包围。

       就在形势万分紧迫的时候，一位92岁的当地老人告诉红军：大渡河上游约320里处，还有一座泸定桥。

       中革军委立即作出决定：沿大渡河两岸急速北上，夺取泸定桥。

       红四团沿右岸向泸定桥飞奔，红三团则沿左岸急进。父亲返回红三团，代理总支书记，跟随团长黄永胜、政治委员林龙发一起行动。

       大渡河两岸都是险峻的山路，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奔腾的江水。部队既要赶路，又要不断突破沿途敌军的阻击。战士们顾不上吃饭，也顾不上休息，只想着尽快赶到泸定桥。

       夜幕降临，两岸的队伍点起火把。远远望去，蜿蜒的火光仿佛两条长龙，隔着咆哮的大渡河，同时向泸定桥扑去。

       急行军中，父亲和战友们高声喊道：“足可疾，身可劳，衣服可烧，头颅可掉，什么不要，只要泸定桥！”

       这是父亲日记中最有力量的文字之一。双脚已经红肿，身体已经疲惫，前方还有敌人的阻击，但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抢下泸定桥，为中央红军打开前进的道路。

       5月29日，红三团先头部队赶到泸定桥附近，击溃左岸守敌。此时，桥上的木板大多已被拆除，只剩下十三根铁索，悬在汹涌的河面上。对岸敌军凭借有利地形，以密集火力封锁桥面。

       红四团突击队员攀上铁索，冒着枪火向前冲。守敌点燃桥板，烈火在桥头燃烧起来，勇士们仍然冲过火海，扑向敌人的阵地。与此同时，红三团从左岸攻打守敌，与红四团相互策应。

       经过激烈战斗，两支队伍终于在泸定桥会师，牢牢控制了这座关系红军生死的铁索桥。

       战斗结束后，父亲在桥头一家小酒铺里，遇见了红四团特派员张国华。两个刚刚从大渡河两岸一路飞奔而来的年轻人，一边喝着水酒，一边说起各自的急行军。

       张国华拍着父亲的肩膀说：“老萧，我们一天一夜走了二百四十里啊！”

       父亲回答：“老张呀！我们红三团也不少于二百三十九里呀！”

       说完，两个人都笑了。

       这笑声出现在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之后。就在几天前，敌人还以为大渡河能够阻断红军前进的道路；此刻，安顺场已经被突破，泸定桥也被牢牢掌握在红军手中。中央红军没有成为“石达开第二”，而是再次从敌人的围追堵截中打开了一条生路。

       父亲既是这场战斗的亲历者，也是它的记录者。他的日记从安顺场夺取渡船、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写到红三团与红四团分进合击、昼夜兼程夺取泸定桥，既留下了枪火中的惊险，也留下了胜利之后战友爽朗的笑声。

       这些写在急行军和战斗间隙的文字，让后人看到，红军突破大渡河天险，靠的不只是少数勇士舍生忘死的冲锋，也是一支队伍争分夺秒、相互策应、共同向前的力量。面对几乎无法跨越的天险，他们没有停下来等待命运，而是用双脚抢出时间，用勇气打开道路，把“不可能”一步一步变成了可能。

       长征日记：翻雪山过草地，难忘崔华义

       夺下泸定桥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前方没有了汹涌的大河和燃烧的铁索桥，却出现了另一种更加漫长的考验——终年积雪的高山和望不到边的草地。

       红军进入川西后，先后翻越夹金山等多座雪山。那里海拔高、气温低、空气稀薄，人烟稀少，粮食也很难补充。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自南方，有的人从未见过这样的大雪。他们穿着单衣、草鞋，顶着风雪向山上攀登。草鞋浸湿后很快结冰，双脚被冰碴磨破；越往高处走，呼吸越困难，许多人只能走几步，停下来喘一口气，再接着向前。

       父亲的日记中，记下了行军的路线和沿途的艰难，也记下了战友间最朴素的照顾。有人拉着体弱的同志，有人替伤员背枪、背行李。队伍不敢停留，因为在严寒中一旦坐下，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红军正是靠着相互搀扶、彼此照应，一步一喘地翻过了这些“生命禁区”。

       翻过雪山，等待他们的是茫茫草地。

       草地看上去一片青绿，脚下却常常是深浅难测的泥沼。草丛遮住了积水和泥潭，一脚踩下去，整个人可能迅速下陷。这里没有道路，没有村庄，也很难找到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天气更是变化无常，刚才还是阳光，转眼便可能下起冰冷的雨，到了夜里，湿透的衣服冻在身上。

       比恶劣环境更难熬的是饥饿。能够找到的粮食越来越少，一小袋青稞炒面，往往就是一个战士几天的口粮。父亲后来回忆起过草地的日子，总忘不了侦察连班长崔华义。

       崔华义是江西老表。行军时，他一会儿帮这个战友拿行李，一会儿替那个战友背枪。自己仅有的一点青稞炒面，他也总是拿出来分给大家。父亲说，那时的一把炒面，就是过草地的“命根子”。多给别人一口，自己就可能少撑一天，但崔明义没有舍不得。

       一天夜里，队伍在昏暗中赶路，崔明义不慎滑进泥沼。泥浆很快没过他的身体。父亲所在收容队的十几名战士立即趴下来，把枪伸向他，想把他拉上来。

可是，泥沼边缘同样松软。只要有人再向前一点，就可能跟着陷进去。

        崔华义看见战友们还在拼命靠近，用尽力气喊道：

     “傻瓜！别过来，一个还不够吗？还要再搭上一个！”

        战友们眼看着他越陷越深，却无法把他救出来。许多年后，父亲讲到这里，仍忍不住叹息：“多好的战士啊！”

       过草地时，父亲一路收容了240多名掉队、负伤和体弱的战友，其中一多半没能走出草地。今天再看到这个数字，我们很难想象父亲当年是怎样一次次扶起倒下的人，又怎样一次次不得不告别刚刚还在身边的战友。

       在父亲留下的文字里，长征并不只有那些载入军史的著名战役，也有崔华义这样普通战士的名字。他没有惊天动地的战功，留给后人的只是一小袋分给战友的炒面，和陷入泥沼后喊出的那句话。

       可正是无数这样的普通战士，互相搀扶，彼此相救，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才使这支缺衣少食、疲惫不堪的队伍走过雪山草地，一步步向陕北走去。

       父亲坚持写下他们，是因为他知道，长征的丰碑不仅属于那些被后人熟知的英雄，也属于许许多多没有走出草地，甚至没有留下姓名的战友。

        长征日记没有在吴起镇停笔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

        这一天，父亲从老爷山出发，走了90里。进入吴起镇，看到破窑洞门口挂着陕北苏维埃政府的牌子，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总算到了陕北根据地了。”

       一句“总算”，写尽了万里征途的艰难。当天，父亲带领警卫连、工兵连， 担负中央首长的警卫任务。毛泽东同他谈起刚刚走过的长征：三百六十七天，翻越重重高山，渡过一道道江河，最多的部队行程二万五千多里。那些山川、河流和地名，父亲也曾在日记中一一写下。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次急行军、一场战斗，也有许多没能走到陕北的战友。

       万里长征终于有了落脚点，但“到了”并不等于“站稳了”。中央红军刚刚落脚，国民党军便调集重兵进攻陕甘苏区，企图趁红军长途转战、立足未稳，将革命力量消灭在陕北。

       11月初，父亲在日记中写道，敌军从东西两面压来，“气势汹汹，真想一口把我红军吞掉”。红军决定利用直罗镇四周群山环抱、通道狭窄的有利地形，把敌人诱进“口袋”，打一场歼灭战。

       战斗打响前，父亲随红一军团首长察看地形、侦察敌情。11月21日清晨，林彪、聂荣臻、左权命令他立即下山，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红一军团各部的展开位置和作战部署。听完汇报，毛泽东叮嘱他转告军团首长，要同红十五军团密切协同，并特别强调：“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要击溃战。”

       父亲牢牢记住这句话，立即赶回军团指挥部。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从南北两面发起攻击，经过激战，全歼进入直罗镇的敌第一〇九师，击退增援之敌，取得直罗镇大捷。

       战斗结束后，父亲在日记中写道：“直罗镇战役获全胜，确立了我们能在陕北站稳脚跟。”

       吴起镇让中央红军找到了落脚点，直罗镇战役则让红军真正站稳了脚跟。这场战役后来被称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一次“奠基礼”。

       但父亲的日记没有在直罗镇停笔，革命也没有停在这里。

       1936年春，红军东渡黄河，打击晋绥军、宣传抗日、扩大红军、筹款；5月，又开始西征，向甘肃、宁夏一带进军。这时，父亲已经担任红一师三团政治委员。过去，他更多是在行军途中巡视部队、传达命令、记录战况；现在，他要同团长一起带领全团作战，负责政治动员、纪律教育和群众工作。

       西征路上，红军面对的是善于骑战的马家军。6月3日凌晨，红三团奉命赶到马岭附近设伏。天刚亮，敌军一个旅进入红军布下的“口袋”。战斗打响后，红三团激战四个小时，俘敌4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冲锋中，父亲带着一连的一个班向前猛攻，头部被炮弹片击伤三处，鲜血直流。这已经是他第四次负伤。但在当天的日记里，他没有多写自己的伤，只写道：“这个仗，是我团有史以来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第二天，他又向全团作政治动员，组织官兵总结马岭战斗的经验，特别是同骑兵作战的经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从吴起镇到直罗镇，从东征到西征，父亲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日记里的他，不再只是跟着队伍行军、记下沿途见闻的青年红军干部，也开始分析敌情、传达命令、动员全团、总结战斗，带领一支主力部队继续向前。

       万里长征结束了，那个由萧曼玉教他写下第一个字的放牛娃，也在一路战火中成长为红军主力团的政治委员。

       但是，革命还在继续。父亲手中的枪没有放下，那支记录历史的笔，也没有停下。

       把长征的故事讲下去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5年了。

       这些年，我一次次翻开《长征日记》。对许多读者来说，书中的湘江、四渡赤水、大渡河、泸定桥和直罗镇，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个重要地名；对我来说，那些文字里还有父亲年轻时的脚步，有他失去战友后的眼泪，也有他一生没有放下的牵挂。

       晚年的父亲常常坐在书桌前，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整理日记。他记得许多牺牲战友的姓名、性格和故事。写到他们时，他会停下笔，久久不说话。父亲坚持记了64年日记，不是为了写下自己打过多少仗、立过多少功，而是因为太多和他并肩战斗的人没有活到胜利那一天。他觉得，自己既然活了下来，就有责任替他们把名字和事迹留下。

       我怀念父亲，不仅因为他是我的父亲，也因为他用一生告诉我，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走过的路，怎样对待与自己共同走过这段路的人。

       他没有上过一天学，从萧曼玉教他写下第一个字开始，到后来留下大量日记和上千万字的回忆材料，靠的不是天赋，而是几十年从未放弃。战争年代，日记陪着他翻雪山、过草地，穿过枪林弹雨；和平年代，他又把大量时间用来整理、出版这些文字。父亲手中的笔，从来不是为了记录个人得失，而是为了记住历史，也把信念传给后来的人。父亲去世后，我接过了他留下的这份责任。

       这些年，我参与整理史料、再版《长征日记》，也走进部队、党校、学校和红色教育基地，讲述父亲和战友们的故事。如今，我已经81岁，脚步比从前慢了，记忆也不如年轻时清晰，但只要身体允许，我仍愿意继续讲下去。因为我知道，这既是父亲交给我的嘱托，也是我们这一代革命后代应当承担的责任。

       今天的青少年，不必再经历当年红军面对的炮火、饥饿和生死考验，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

       成长不会总是一帆风顺。学习遇到困难时，是轻易退缩，还是再坚持一步；面对众人的选择时，是盲目跟随，还是独立思考；在集体需要自己时，是只顾个人得失，还是愿意承担责任；遇到误解和挫折时，是相互埋怨，还是彼此帮助、一起寻找办法——这些看起来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却是一个人怎样走好自己人生道路的回答。

       长征精神并不只存在于纪念馆和历史书中。它可以是认准方向后的坚持，是遇到困难时不轻言放弃，是面对问题时实事求是，也是懂得个人的力量只有融入集体，才能走得更远。青少年读《长征日记》，不只是要知道红军走过哪些地方、打过哪些战斗，更要读懂他们为什么能在一次次绝境中重新站起来，为什么在自己缺衣少食的时候，还愿意把粮食分给战友，为什么明知前路艰险，仍然相信队伍一定能够走出去。长征不只是历史，也可以成为青少年面对成长、困难和选择时的一份力量。

      90年过去了，长征的道路已经远去，但长征留下的精神并未远去。它留给后人的，不是对苦难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面对困难不低头、认准方向不动摇、身处逆境仍彼此扶持的力量。一个人的成长如此，一个民族的前行也是如此。道路会变，考验会变，但只要心中有方向，肩上有担当，脚下不停步，再远的路也能一步一步走过去。这正是长征精神穿越岁月，依然能够照亮今天的意义。（编者注：文中插图为网上下载）

      前辈简介：

       萧锋（1916—1991），江西泰和人，开国少将。1927年参加革命，历任游击队队长、泰和独立团团长，红军总政治部组织干事，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总支书记、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骑兵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第三团政治委员、第四分区第五团政治委员兼团长、军分区副参谋长等职，参加了平型关战役、陈庄战斗、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渤海军区警备第六旅旅长兼第二分区司令员、山东军区第七师副师长、第二十九师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八军副军长、代军长等职，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上海、金门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顾问。1981年离休。萧锋坚持记日记64年，晚年根据日记整理出大量回忆材料，出版有《长征日记》《十年百战亲历记》《回顾金门登陆战》《萧锋征战记》等。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作者简介：

       萧南溪，1945年生于延安，萧锋之女。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曾任陆军第三十八军政治部宣传干事、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理化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多年来，协助父亲整理革命史料，并参与《长征日记》《萧锋征战记》《金门战役纪事本末》等书的整理出版。先后主编《红星闪闪——听爷爷奶奶讲革命故事》《家风里的成长》《砥柱中流》《永远的红飘带》等图书，并协助中央六台拍摄电视电影《萧锋血战陈庄》。退休后，长期从事革命史料整理和红色文化传播工作，走进部队、党校、学校及红色教育基地，讲述萧锋和战友们的革命故事。现为朝阳区委党校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工作室主任，家风家国宣讲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