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担架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离开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提出转移时将他和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安排在一起这一意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得到了三人团的采纳。毛泽东同志心中有一个关乎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打算：抓住这次和王稼祥、张闻天二位同志在一起的重要机会，向他们极力宣传他的军事路线、正确主张，以争取二位同志的支持。当时，毛泽东同志和王稼祥同志两人一起设计制作了两副担架，“就像四川的滑竿一样，上面用竹子编了个搭篷，人可以躺在里面。”我们从中可见毛泽东同志和王稼祥同志的革命情谊。

　　1934年11月，毛泽东同志时常与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在担架上交谈。据警卫战士吴吉清在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中记述：“长征中大病初愈的毛主席，躺在担架上开始了他长征的第一步。王稼祥因战伤未愈被担架抬着参加长征，张闻天因昼夜行军病倒也躺上了担架。担架上的朝夕相处，为他们探讨中国革命前途命运提供了特殊机会。”王稼祥同志最先支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并为争取张闻天同志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做了很多工作。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曾将毛泽东同志与张闻天、王稼祥同志的这些谈话称为“担架上的‘阴谋’”。但是，这绝对不是所谓的阴谋。毛泽东同志讲述他的正确军事战略方针，是在传播真理——传播真理的行为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团结王稼祥同志和张闻天同志、耐心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正确意见的支持，恰恰体现了他团结同志、团结多数、凝聚共识的政治智慧；毛泽东同志传播真理，为的是挽救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这恰恰体现了他勇于奉献、敢于担当的精神。总之，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把毛泽东同志在担架上做的这些思想工作称为“担架上的阴谋”。这是担架上的智慧、担架上的担当。毛泽东同志谈到这段历史时说：“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张闻天同志回忆时说：“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行军和宿营中的谈话和交流，使张闻天、王稼祥两同志的观点和看法与毛泽东同志的主张越来越接近。

　　当时，蒋介石用重兵布下了湘江封锁线，妄图将红军全部歼灭在湘江以东。早在蒋介石布置的防线形成之前，毛泽东同志就曾向博古为首的“三人团”提出趁蒋介石的防线未形成之时集中我军优势兵力、对准相对分散的国民党军队打几个扎实的歼灭战。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正确战略意见，体现了他敏锐的战略判断力与精妙的指挥艺术。但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遭到了博古、李德的否决。博古和李德还坚持反对卸掉辎重，这进一步导致红军行动更加迟缓、对面对敌人重兵封锁的红军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11月27日傍晚，队伍过长、行动过慢的红军纵队被敌军拦腰切断。毛泽东同志得知战况恶化时，以他多次扭转乾坤的大手猛拍了担架，怒道：“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把坛坛罐罐都背上，队伍像蜗牛爬行，敌人正好围堵上来，这是要把红军拖向灭顶之灾的。”王稼祥同志也让警卫战士抬他到指挥部，向博古、李德强烈提出了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扔掉“瓶瓶罐罐”，轻装抢渡湘江！两副担架，承载的是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愤恨与担当，也承载着红军的血泪。

　　湘江战役导致红军损失惨重。刚刚离开中央苏区时多达八万多的中央红军，经过此战之后，锐减到了三万多人。战士们的大规模牺牲，证明了“左”倾路线的极端荒谬。1934年12月30日夜的贵州黄平县旧州镇外，在一片橘林中，王稼祥同志和张闻天同志在担架上交谈。早在1931年，毛泽东同志指挥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二次反“围剿”前夕，王稼祥同志曾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毛泽东同志指挥的第二次反“围剿”和第三次反“围剿”大捷、毛泽东同志反对打赣州，以及毛泽东同志指挥的漳州大捷，都使王稼祥同志深刻感受到了毛泽东同志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所以，在宁都会议上，面对多数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干部激烈批判毛泽东同志，王稼祥同志坚决表示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作为很早就脱离“左”倾路线并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中央领导人，王稼祥同志也为说服张闻天同志放弃“左”倾路线起了很大作用。王稼祥同志表示：“要论打仗，毛泽东同志比我们都行，比李德他们更强。”此时，面对大量事实——特别是面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去毛泽东同志指挥的红军遭受的严重危机，张闻天同志也开始觉醒。王稼祥同志和张闻天同志在担架上的交谈中，都坚定了支持毛泽东同志重新出山指挥红军的正确意见。

　　毛泽东同志在担架上对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做的思想工作，以及王稼祥同志在担架上对张闻天同志做的思想工作，得到了比较显著的收效。在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得到了中央的基本接受、博古和李德的权威首次遭到了动摇。这是宁都会议以来前所未有的。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红军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到达黎平之后，中央再次召开会议、明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西进贵州”战略意见，从根本上、战略上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汇合”错误意见。经过通道转兵和黎平会议，毛泽东同志在红军终于开始恢复了一定话语权。此时，王稼祥同志率先提出：“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指李德、博古）轰下来”“取消李德与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让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指挥红军”。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接受了这一意见。于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了。

　　遵义会议当天，王稼祥同志被担架抬进会场。作主报告的博古并未深刻检讨自身的错误，作副报告的周恩来同志主动检讨了错误并承担了责任。之后，张闻天同志按照和毛泽东同志、王稼祥同志共同研究的意见发言，反驳了博古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也做了长篇发言，以他高超的军事谋略思维透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透彻讲解了与中国革命战争相关的重要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的长篇发言，为他后来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供了扎实的准备。毛泽东同志发言后，王稼祥同志紧接着发言。王稼祥同志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张闻天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同志率先为毛泽东同志投出了关键一票。在中国革命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性危机之时，全党、全军选择了毛泽东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封锁包围，摆脱了灭亡的危险。

　　担架，承载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深谋远虑、勇于担当，承载的是王稼祥同志、张闻天同志对革命的责任感，承载的是中国革命的大转折......

　　1935年6月，中央红军途经四川天全时遇到了敌军轰炸。军委二局报务员雷永通中弹负伤。毛泽东同志得知此事后，主动要求警卫员把自己的担架给雷永通使用。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同志的担架是在瑞金制作的。雷永通起初不肯接受。毛泽东同志则表示：“在你腿伤痊愈之前，就用我的担架，这是命令。”这副担架，承载了毛泽东同志对战友的关心、承载了毛泽东同志“官兵一致”建军思想，承载了毛泽东同志一直以来主张发扬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正如徐焰同志所说：“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同志本人一直在战场上、在生活上率身垂范。他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在饮食上的最高享受也不过是偶尔一顿红烧肉，在衣着上长期与普通干部保持一致，其榜样作用在世界近现代战争史上的确无可比拟。”与战士、人民同甘共苦的毛泽东同志，是我们永远由衷爱戴的伟大的人民领袖。

　　王稼祥同志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官兵一致精神。在中央苏区时，王稼祥同志曾身负重伤。正因如此，不仅毛泽东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共同设计制作了担架，而且中央也给他分配了担架。但是，据邱仁华回忆：“王主任关心战士，亲如父兄。长征开始时，鉴于他的身体状况，中央分配给他一副担架。他身体那么差，按理完全可以坐担架行军，然而他却很少坐，尤其是爬山、过河、走危险道路，更是坚持步行或骑牲口。有一天，红军到达吴起镇不远的地方，前面一条河挡住去路，担架员要他坐上担架抬他过河，他坚决不肯。如果让他涉水过去，我们又怕浸湿了身子再引起别的疾病来。怎么办？我想了想说:‘王主任,我背你过去吧！’当我背上他时,吃了一惊，王主任个头不算小，但体重却那么轻。翻越夹金山时他骑牲口到了半山腰，伤口痛得支持不住了，便下来步行，一直踉踉跄跄爬到山顶。担架员实在过意不去,要他坐上担架下山，他说:‘你们也太累了,还是让我慢慢走吧！’”重伤未愈的王稼祥尽可能少用担架、多次拒绝用担架，展现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顽强意志。毫无疑问，王稼祥同志很少用过的担架，与毛主席不愿穿、绝不穿的大元帅服，都是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贵品格的重要载体。

　　长征途中，重伤未愈的王稼祥同志不仅尽可能少用担架，而且积极从事着他力所能及的各种工作。据邱仁华回忆：“伤痛给他肉体上带来巨大的折磨。但他对待工作，对待革命事业一如既往，不管工作多么忙，身体再疲乏，他仍然经常到中央军委一科去，了解敌情，阅读战报，查看地图，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对待政治局和毛主席分配给他的工作任务，从来不打折扣,总是竭力按时办好。”在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由于身体原因一度休养过的王稼祥同志曾亲自去对张国焘做过说服工作，展现了他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1935年8月，中央红军准备过草地。毛泽东同志做出“过草地”的决策，展现的战略魄力、革命勇气，相比于“爬雪山”有过之无不及。当时毛泽东同志选择的草地，地理条件、气候条件是极其恶劣的，而向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毛泽东同志，偏要在这草地上带领党和红军杀出一条生路。翻越草地时，周恩来同志连续高烧，多日昏迷不醒。毛泽东同志嘱咐彭德怀同志：“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要想方设法抬他过草地，不能有半点闪失。”于是，彭德怀同志组织了担架队。大家顶风冒雨6天6夜，成功把周恩来同志抬出了草地。翻越草地的红军，成功挑战了人类生存的极限。在过草地时，有一天下大雨，王稼祥同志赶紧叫担架员把担架上的油布撑开，让大家挤在一起避雨。多年以后，有两位长征时抬过王稼祥担架的同志来看望王稼祥同志，大家在一起回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据统计，中央红军长征时携带千余副担架。这些担架，不仅承载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智慧、担当精神，也是毛泽东同志“官兵一致”建军思想与我党艰苦奋斗优良作风的载体。担架，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极具政治教育意义的革命的记忆。担架承载的，更是共产主义信仰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翻越雪山草地，面对如此之多的恶劣的生存环境困难，依旧坚持了下来。这离不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战略上藐视敌人，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为什么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因为我们共产党、我们的红军代表人民的利益、代表正确的方向，是先进的革命的力量，所以最终胜利的一定是我们。带着“战略上藐视敌人”的魄力、带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红军在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走完了长征路、夺取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之后，毛泽东同志在雪地讲话。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了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正是带着这样的意志、这样的决心、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目标，带着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走向了新的征程，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起了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也绝不能忘掉、不能丢掉这一伟大精神。

　　长征时期的担架，则与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品格与长征精神，紧密联结在了一起。

　　前辈简介：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1974年1月25日）：男，原名嘉祥，又名稼蔷，安徽省泾县桃花潭镇厚岸村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新中国优秀的外交家。

　　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6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7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等；解放后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8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10届中央委员等。1969年10月下放河南信阳，1970年冬回北京治病。1943年7月，他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长期从事的外交工作被康生污蔑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遭受到严重的迫害。

　　作者简介：

　　吴志刚：王稼祥同志外甥孙，现任江西省中国工农红军研究会会员，漳州市红色文化教育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多家革命纪念馆研究员

　　吴志力 ：

　　王稼祥同志外甥孙，现任芜湖王稼祥纪念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