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唐山地震50周年特稿】我与唐山地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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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长城新媒体记者最近专访了我，他们从网上查到我是报道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记者，要我讲讲当年的故事。我把访谈内容摘要成此文，算是对50年前那次灾难日的纪念，也是对已故的那些同一片帐篷下并肩奋战的同伴们的追怀。
“唐山情结”一直在我心中
说来也巧，在震前的一个多月，即1976年五、六月间，我和刘炳文、韩舞燕两位新华社同事奉派到唐山地区遵化县采访。路过唐山时，市革委会安排我们参观了开滦煤矿矿务局和唐山钢厂，游览了市容。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造访震前这座工业城市。
一个多月后的7月28日凌晨3点许，发生了7.8级大地震。7月30日我和其他几位记者奉派前往一线采访。我们和头天到到达的记者一共23人，当天成立报道组，河北分社杨克宪任组长，后来几天陆续增加到43人。我在一线工作了43天，由第二批人接替。此后我当了六年“地震记者”。
三年后的1979年11月，我从大连地震会上传达的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中获悉，唐山地震死亡24.27万人。我冒着政治风险将这一“迟到三年”重大新闻传到新华社总社，发布后震惊国内外。
五年后，即1981年，我应国家地震局安排陪同联合国官员重赴唐山，考察震后恢复重建情况。
三十年后，即2006年唐山地震30周年之际，我作为新华网返聘人员撰写了三篇关于唐山地震的文章，其中一篇是披露关于唐山地震死亡人数是如何公布的，新华网以醒目标题刊发。
三十二年后，即2008年5月12日发生8.0级汶川大地震，我参与了新华网关于地震稿件的编发工作，还撰写了《对比汶川、唐山地震看时代新气象》文章。
2011年，即唐山地震35周年，汶川地震3周年之际，我先后造访了两地。在唐山，我除了观赏市容市貌的巨变外，重点关注地震纪念碑、纪念墙、博物馆、地震遗址等与地震有关的场所。在汶川重点关注汶川、北川、青川三个重灾区恢复重建的成就。
五十年来，我除了完成在职时日常地震报道任务外，还写了近30篇与地震有关的文章。地震报道成了我40年新闻工作生涯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唐山地震现场的日日夜夜
地震现场采访的日子令我终生难忘。最强烈的视觉冲击是，令人心碎的一片废墟。地震第三天，在我去唐山临行前看外电说，“唐山已夷为平地”“唐山已从地球上消失”。我不相信。但当我们的车开进唐山境内时，我惊呆了。一个多月前留在我脑子里的唐山完全不见了，眼前到处是碎砖烂瓦、水泥块堆积的废墟，除了树木和电线杆外，几乎看不到直立的物体。后来官方报告说，97％的住宅倒塌，工业用房55.6％完全破坏，39.9部分破坏。
在采访期间，我特意看了一个多月前我去过的地方。给我留下不错印象的新改建的唐山火车站，已面目全非，站内铁轨被拧了许多道弯。接待我们的地委办公大楼，也完全倒塌了。十分显眼的开滦煤矿总医院一座七层白色大楼，已化成一座由破断水泥块堆积起来的小山。
最惨不忍睹的场景，是一具具尸体挖出、运送和掩埋的过程。解放军战士，把死难者的尸体从砖瓦和水泥块下挖出，开始两天还用周围的被单或衣服包裹好，排列在路边，傍晚时运走，男女分开埋葬。但两三天后，尸体腐烂，无法包裹，也难辨男女，只能混在一起合葬。葬坑都是沿公路两侧开挖，以便于运送和卸车。我平生第一次见过那么多尸体，目睹那么凄惨的场面，真是心如刀割。短短23秒竟造成唐山百万人的四分之一丧生，7000个家庭绝户。
随时随地看到的一切，都使你感受到地震的恐怖。丰南县是震中所在，稻地镇是该县一个大镇，听镇干部说，仅这一个镇就死了两万多人。一位幸存的农民给我们描述说，那夜特别热，他开门睡觉，突然一道的闪光和一阵狂风把他惊醒，刚起来要去关门，一股巨大的力量把他推出门抛到场院两丈之外，等他回过神来一看，身后所有的房屋倒塌，他全家其他老少都砸在了里面。有一座大桥，连桥墩、桥身掀翻在河里。在一所学校院子里原来载的一排树整整齐齐错位为相距两米多的两排。
最让我深受教育的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国家、人民和军队在党的领导下所表现出的万众一心、不被困难所压倒而要从困难中挺起腰杆的气魄、意志、决心和凝聚力。
唐山人说，在睡梦中的亲人连喊一声都没来得及就被夺去了生命。最初那一刻，他们确实被惊呆了。但在惊魂稍定后，便投入了抗震自救的洪流之中。他们一救两，两救四，救十，救百，救千……在党员和居委会组织下，争分夺秒地救人。很多被救出的人，包扎好伤口便立刻投身抢救压在砖石下的其他人。
刚从瓦砾中被扒出的市委书记和开滦煤矿矿务局的领导，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抢救矿井下的上万名矿工。在他们指挥下，各矿井立即打开全部备用的通风口，在地下几百米深处的矿工们，在断电情况下，依靠昏暗的矿灯及时有序地撤出。
民兵们自动组织起来，保护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银行和储蓄所被及时清理出来，里面的现金分毫不少。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大灾中表现得尤其充分。每天上万辆汽车满载各种救灾物资源源不断从北京、天津、东北和其他外省市运来。第一批5000名医务人员日夜兼程，从11个省市区赶往灾区，以后又有2万多医务人员陆续赶来，他们共抢救了20万伤员。
最令人感动的是解放军战士在救灾中的奋不顾身精神。一开始，许多幸存者坐在住处的废墟上，呆呆地、不吃不喝、也不流泪，他们的亲人就压在废墟下。是10万解放军指战员向这些束手无策的人们伸出温暖有力的手。为了扒出废墟下的人，在最初没有吊车等大型机械的情况下，他们硬是用铁锤砸，铁锨铲，用手扳的办法奋力救人，不少人手破了，感染了，甚至有人献出了生命。他们在夏日的太阳下，在大雨中，在恶臭中，坚持苦战。灾民们由衷称呼他们是“救命恩人”。
我们第一批43位新华社记者在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每天的使命就是采集上述那些感人场面和感人事迹。有关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稿件发内参，有关抗灾精神的稿件发公开。我们40多人挤在唐山机场的五顶帐篷里，写稿子没有桌椅，都是把稿纸垫在在腿上写，后来部队给提供了些马扎。两个游泳池的水用完后好不容易找到一口丼，但井水严重污染，不少人拉肚子，每顿饭都要吃大蒜。天气很热，但没有洗澡条件，只能用湿毛巾擦擦。有时还有危险，一位摄影记者拍照时，几个愤怒的民兵端着刺刀冲上来，质问为什么要拍这些场面，还把这位记者押到抗震指挥部，领导告诉他们，记者拍这些照片是让中央了解情况，这才放了记者。虽然条件很差，但想想灾民，想想解放军战士，大家没有一句怨言。
40多天的地震现场报道，在我们整个新闻工作生涯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段。大家都非常珍视，因为特殊时间、特殊环境下的一小段，所得到的锻炼、教育和感悟却往往超过平常情况下许多年。
披露死亡人数的“迟到新闻”是怎么发出的
唐山地震三年后的1979年11月，我根据大连地震会议上传达的“两办”文件披露的数据写了新闻稿，新华社向国内外发布了唐山地震死亡24.27万人的震撼消息。从那以后，“为什么三年后才报道”的问题一直在舆论界质疑不断，美国新闻课教学把它作为“迟到新闻”典型例子引用，路透社更是把它列入中共“隐瞒真相”实例清单。
作为唐山地震现场报道的亲历者，我一向认为，新华社作为报道的主力军，对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内部报道和抗震精神的公开报道是充分的、成功的，但由于受当时把灾害视为“负面”新闻观念束缚和片面强调“以正面报道为主”方针的影响，刻意淡化和回避社会普遍关心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灾情报道，是一个严重失误。责任主要不在新华社。
鉴于上述情况，2006年全国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之际，我写了一篇关于那条“迟到新闻”发出真相的文章。新华网以“徐学江披露唐山地震死亡人数如公布”为题并加编者按显著刊登。
文章揭示了稿件处理的过程。当我从大连会议最后一天获悉地震死亡人数时，我第一反应这正是国内外等待已久的重大新闻。我作为与会的唯一记者必须设法把它发出去。我抓紧时间写了“1976年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新闻，送给大会秘书长审核（实际上是批准）。
为了说服他同意发这篇报道，我陈述了四条理由：一、唐山大地震已过去三年多，伤亡人数至今没公布，中国人关心，外国人也关心，再不公布更加被动；二、由于官方没有公布死伤人数，国内外有很多猜测和谣言，如香港报纸就报道过说，唐山地震死亡人数超过70万。与其让猜测和谣言满天飞，不如正式公布真实数字；三、地震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伤亡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公布真实情况无损政府形象；四、这次会议是个好机会，新闻从地震会上获悉的，比较自然。我的道理基本上说服了秘书长，但他有点犹豫，问“稿件一定要今天发吗？”我明白他的意思，想把稿件带到北京请示更高的领导。
根据我的经验，一旦请示更高领导，领导再请示更高领导，稿子最后肯定发不成。我说，新闻讲时效，今天不能发“昨日”新闻，更不能发几天前的新闻。也许我当几年“地震记者”同他们比较熟的缘故，秘书长勉强在稿子上签了名。
这条“迟到新闻”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也引起国家地震局领导的震惊和不满。他们多次给新华社总编室打电话和托人捎话，要求追究记者的政治责任。他们说，死亡人数是国家绝密，这样重大消息为什么不经请示中央就擅自发布？
总编室几位领导集体找我谈话，询问情况。我把跟秘书长陈述的四条理由复述一遍。看得出来，总编室领导听了我的汇报后基本赞同我的看法，既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表扬我。
唐山地震后没几年，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改进突发事件报道提到了新华社报道工作的议程。受唐山地震报道的启示，我在对外部和后来在社总编室工作期间，根据总体部署和要求，为促进这项工作改进尽了一份心力。我曾写过多篇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的文章，其中刊登在《中国记者》上的“突发事件报道与国家形象”一文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并被收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的《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一书中。根据外宣办的要求，总编室分配我负责收集整理国外应对突发事件报道的做法，我将六七个海外分社驻在国的经验的调研材料，加上新华社的实践，写成一份内容详实的报告，供外宣办制定指导全国工作的文件参考。
透过抗震救灾看时代新风
我此生经历了建国后发生的两次最大的地震，并参与了其中的报道工作。我看到了波澜壮阔抗震救灾斗争中表现出的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光荣传统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我更关注两次抗震救灾期间，尤其是汶川抗震救灾中呈现出的一些反映时代进步的新风尚。感受最深的有四点：
其一，政府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意识和能力明显提高。唐山地震时，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大灾，事先毫无思想和措施准备。临时搭建指挥班子，临时制定救灾方案，临时调配支援人力和物资，难免被动，影响初期的抗灾效率。改革开放后，政府把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作为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一环予以高度重视。中央要求各级政府、每个城市、每个部门甚至每个重要工厂、企业、单位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起应对突发事件机制，做到人员落实、责任明确、措施可靠，并制定出预案。汶川地震时，这套机制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抗震救灾效率，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其二，对待国际捐助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唐山地震时，尽管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对中国并不有利，仍有不少友好国家、一些国际组织以及许多华人、华侨表示要对中国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我们当时片面强调自力更生，拒绝一切捐赠和外援。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改变了这种封闭政策。我们既捐助受灾的外国，也接受外国对我国灾民的捐助。汶川地震后头10天就收到捐款214亿元。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更表现了对受难同胞血浓于水的真情。灾害成了增进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情谊的机会。
其三，灾难的新闻报道由掩饰到公开透明。唐山地震时，当时的报道方针强调只正面报道，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律不报。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步把是否报道灾情提高到是否尊重“人民知情权”的高度。特别2003年“非典”期间，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因瞒报疫情和防治不力被免职事件是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形势发生根本逆转。2005年9月，民政部副部长贾治邦向新闻界宣布：“中国已经不再把自然灾害造成的伤亡和财产损失视为国家机密了”。
汶川抗震救灾期间，通讯社、网络滚动报道灾区新闻，电视全天现场直播，抗震办公室每天发布死亡公报，公开、透明前所未有。
其四，尊重生命、敬畏逝者正形成社会风气。汶川地震期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灾难中死亡的普通百姓举行全国哀悼。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三天为全国哀悼日，下半旗，鸣长笛，停止公共娱乐活动。19日下午2：28 即5月12日地震发生时刻，全国所有的人，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黎民百姓，都起立为死者默哀三分钟。
在2008年，即唐山地震发生32年后，唐山市在地震纪念公园内建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镌刻死难者名字最多的纪念墙。纪念墙由12快每块30多米长、9米高、1.5米厚的黑色人造大理石组成，总共近400米长。墙两面按街区和姓氏笔画为序镌刻着总共24.27万个死难者的名字，等于纽约“911事件”死难者纪念墙上3000个名字的8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