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不到长城非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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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起那段日子时，说出了一句令人动容的话。
那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那本应是两支铁流胜利交汇的光荣时刻，然而喜悦之下，裂痕却悄然滋生。
手握八倍兵力优势的张国焘野心膨胀，公然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坚持以非常规的方式胁迫中央随他南下，红军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命运抉择，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会师之后：不是携手并肩，而是剑拔弩张
9月9日，张国焘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他密电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要求率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那封杀气腾腾的电报没有送到毛泽东手中，却在前敌指挥部副参谋长叶剑英那里被截获。叶剑英冒着极大风险，连夜将电报内容报告给毛泽东。
那一夜，注定无眠。毛泽东紧急召集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研究对策，毅然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北上，脱离险境。据林伯渠长征日记记载，当时部队星夜急行，天亮时已经走出相当距离。
那一刻的决绝，是一位领袖对革命前途的最后捍卫。
北上，还是南下？
在这个看似简单的战略抉择背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长征命运，更是整个中国革命的走向。
毛儿盖会议上，毛泽东反复论证北上方针的正确性，要求左路军迅速靠拢，然而张国焘置若罔闻。毛泽东晚年对埃德加·斯诺回忆这段历史时依然难以释怀，那是他整个革命生涯中最揪心的时刻。当他咬紧牙关下达北上的命令时，所有人的心都悬在嗓子眼里。7000多人，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却要独自承受来自分裂的压力，承受追兵的围堵，承受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
所幸在俄界，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的高吉村召开了扩大会议，严厉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将部队改编为陕甘支队，确定继续北上。毛泽东的政治委员头衔，正是在这次整编中正式确定的。
从四川到甘肃，从分裂到统一，毛泽东以超人的毅力，在“最黑暗的时刻”强行点亮了一盏微弱的灯，让7 000多人的队伍看到了那一缕来自北方的光。
岷山风雪：悲壮的行军与生命的燃烧
走出分裂的阴影，这支队伍面临的是更为残酷的自然考验。
松潘草地纵横三百余公里，气候反复无常，雨雪冰雹说来就来；河道迂回蜿蜒，水流滞缓，形成大片看不到边的沼泽。队伍必须小心翼翼地寻找沼泽水坑之间相对坚实的土地，若一不小心陷入泥沼，很快就会被这片草地吞没，连呼救的声音都来不及发出。
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的时间更早一些。1935年秋天，炊事班的老班长被部队派去照顾三名生病的小战士。老班长的脸满是皱褶，颧骨高高地突出来，两鬓已经斑白，他就是队伍里年纪最大的那个身影。青稞面一天天地减少，最后什么也没有了。生病的小战士一天天地瘦下去，老班长急得睡不着觉。有一天，他走在河边，看见一尾鱼跃出水面。他忽然有了主意，跑回去找出一根缝衣针，在火上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从此，三名病号天天能喝上鱼汤了。每到吃饭，老班长总是端着一个空碗，用手捂住嘴，假装刚刚喝过，其实一口汤也没舍得喝。那些年轻的战士一天天好起来，老班长却一天天消瘦下去。就在走出草地的最后一段路程上，他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缝衣针做成的鱼钩，成了他留给世间最后的信物。
这一次是非战斗减员最为惨烈的一次行军。
雪山草地一行，数以万计的红军将士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担架员、炊事员是他们中最悲壮的一群。红军长征行程25000里，其中，爬雪山行程2700里，过草地600里，死亡最多的就是那些背负重荷的担架员和炊事员，他们宁愿自己倒下，也不愿意放下伤员和战友。
最令人心碎的，是班佑河岸的那一幕。
8月底，红一方面军3军团担任后卫任务，当彭德怀率部队走出草地驻扎在牙弄寨时，他派11团政委王平带兵返回班佑草地接应滞留在河边的伤病员。王平一行赶到热曲河边，用望远镜看去，只见700多名红军战士背靠背坐在河岸一动不动。王平过河查看，发现他们绝大部分已经牺牲了。大家不甘心地挨个摇晃，最后发现有个小战士还有一口气，但还没等把他背过河，小战士也闭上了眼睛。那是700多条生命啊，王平每摇一个就倒一个，最后他都不敢再摇了。
走出草地的部队只剩7 000余人。
当毛泽东远远望见北方天际的那一抹轮廓线——岷山山脉时，眼眶一定是湿润的。自从1934年10月告别于都河，这支队伍从出发时的86 000余人锐减到仅剩不足十分之一，无数熟悉的面孔永远消失在山野河川中。但路终归要走下去，“红军不怕远征难”，毛泽东后来在《七律·长征》中的这句豪迈吟诵，正是从岷山的峰谷之间淬炼出来的魂魄。
腊子口上的天兵：绝地突围的生死一刻
翻过岷山，摆脱草地的泥潭，一个更为残酷的隘口横亘在陕甘支队面前——腊子口。
藏语中，“腊子”意为“险绝的峡口”，两侧都是刀劈斧削般的悬崖绝壁，中间夹一道不足30米宽的甬道，腊子河奔流而下。河上的那座木桥，就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唯一通道。蒋介石在这里配置了两个师的兵力，鲁大昌以重兵扼守，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坚固的碉堡，架起十几挺轻、重机枪，将这座长达百余米的天险封锁得水泄不通。
毛泽东心里再清楚不过：腊子口拿不下来，后面的几万追兵扑上来，一切都完了；退回草地是死路一条。腊子口再险，红军也必须要攻下来——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没有挡住红军，雪山草地没有困死红军，凭什么腊子口就能挡住？他果断下令：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
接到任务的，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毛泽东送给他们一竹筐青辣椒以“提神、解困”，而他们需要做的，是在这筐青辣椒吃完之前，为全军劈开一条生路。
那天的战斗从一开始就异常惨烈。
白天的强攻被敌人的火力死死压住，从小路冲锋的战士们被机枪扫得根本抬不起头。到半夜，部队暂时停止进攻，重新研究方案。指挥员们发现敌人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那个炮楼没有顶盖；二是山崖顶上没有守敌。于是，他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杨成武率六连从正面佯攻，吸引敌人火力；另一路由王开湘率一、二连悄悄绕到腊子口右侧，从悬崖绝壁上摸到敌人背后去。
哪有那么大的绝壁可以攀登？那峭壁近乎垂直，莫说是人，连猴子都未必能上去。
就在大家望着陡峭的悬崖束手无策时，一位十六七岁的苗族战士站了出来。据杨成武回忆，他中等身材，眉骨颧骨都很高，脸上带点赭黑色，眼睛大而有神，汉话说得还不太好，但战友们都能听懂他的意思。他自告奋勇地说：“我在家采药、打柴，经常爬大山，攀绝壁。眼下这个悬崖绝壁，只要用一根长竿子绑上钩子，就能爬上去。”那时他还来不及想自己的名字，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云贵川”。
团长用一匹高头大马把他送过湍急的腊子河。他腰缠绑腿接成的长绳，手拿长竿，用竿头的铁钩搭住一根胳膊粗的歪脖子树根，两手使劲握住竿子一把一把地往上爬。暗红色的夕阳里，他的背影在陡峭的崖壁上时隐时现，所有人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几分钟后，绳索从崖顶垂下。一、二连的战士们一个个顺绳而上，奇迹般地出现在敌后侧。
正面佯攻的六连同时发起猛烈突击，红军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后方的红军，吓得守军魂飞魄散，慌作一团。没有顶盖的碉堡成了绝佳的靶子，战士们居高临下，手榴弹像冰雹一样砸进敌阵。守敌彻底溃散，官兵扔下机枪就往山下逃命。
9月17日凌晨三点左右，那个口子终于被红军踹开了。
腊子河的水被染红了，但红军的军旗插上了隘口的最高处。根据林伯渠1935年9月18日的日记记载：“晴。早五时行，十一时到黑朵大休息。午后二时行，行约二十余里，到腊子口露营。”
那一天的腊子口，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一个转折性的节点——陕甘支队的8 000余名疲惫之师，终于从草地的泥潭中挣脱出来，迈进了甘南的门户。
岷州温情的灯火：回汉情深与大地的馈赠
战斗结束之后，队伍并没有停下来休整太久。
红四团乘胜追击五十余里，将岷县大草滩和麻子川一带鲁大昌部彻底打垮。就在回汉杂居的岷县旋窝村，红军将士在民众温暖的屋檐下第一次卸下满身的疲惫。当地群众看到红军一进村就帮大家挑水、劈柴、修房子，纪律严明，全都感叹这是“仁义之师”，纷纷杀羊炸油馓款待这些风尘仆仆的远客。
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住进了韩启明家的草屋中，在岷山脚下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安宁时光。
毛泽东心中念念不忘的不是休整，而是下一步的战略坐标。向北，再向北，这是他在川西时就定下的方略。在哈达铺，他从一堆旧报纸上看到了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刘志丹、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经在陕北开辟出一片天地，刘志丹的苏维埃政权已然成形。
毛泽东和周恩来、张闻天反复推敲，确定了一个令所有人精神为之一振的目标：“到陕北找刘志丹去！”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毛泽东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明确提出长征的落脚点在陕北，动员全军北上。
哈达铺，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在红军的建制史上写下了极其重要的一笔：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的陕甘支队，就是在这里正式成立的。
六盘山上缚苍龙：最后的决战与诗意的凯歌
十月的黄土高原，秋风萧瑟，寒意已深。大雁排成人字形向南飞，渐渐隐没在天边。
这一刻，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正一步步向长征的最后一座高山挺进。
六盘山，南北走向绵延数百里，主峰海拔3 500米，位于宁夏南部，是红军长征路上需要翻越的最后一座天险。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宁马、东北军骑兵第七师以及中央军各路追击部队如蝗虫般从四面八方扑来。
10月5日晨，毛泽东率部从界石铺出发，渡过葫芦河，进入宁夏西吉县境的单家集。一路险象环生，穷凶极恶的敌军追得越来越紧。
10月7日拂晓，红军从张易堡向六盘山方向急进。途中，前卫部队抓到了一名敌便衣侦察员。审讯之下得知，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七师十九团的两个运输物资的连队刚刚在青石嘴落脚，正在休息。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战机。他立即召集军事会议，果断下令出击：王开湘、杨成武的四大队从正面突击；杨得志、肖华的一大队和张春山、赖传珠的五大队两翼迂回；陈赓、邓飞的十三大队担任后卫掩护。
这个时候，敌军正在青石嘴做早饭。炊烟从村子里升起，敌军完全没料到自己已经成为瓮中之鳖。半小时之内，战斗便宣告结束——歼敌200多人，缴获战马100多匹以及十余辆马车的弹药物资。
这一战，不仅仅是扫清了前方障碍。那100多匹战马让毛泽东眼前一亮，他当场下令组建红军第一支骑兵侦察连，任命梁兴初为连长。这支在枪炮声中诞生的骑兵连，在日后陕北根据地的保卫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下午，毛泽东登上六盘山主峰，俯瞰茫茫山川。秋风掀起他单薄的衣襟，红旗在猎猎西风中高高飘扬。南飞的大雁划过天幕，他的目光越过重峦叠嶂投向陕北的方向。
这一天，《清平乐·六盘山》的初稿从他心头奔涌而出：“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六盘山啊山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着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据在场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等人的回忆，毛泽东吟诵时语气铿锵有力，说到“不到长城非好汉”时尤其高昂，全场的将士都被震住了——那不仅是诗词的豪迈，更是一群衣衫褴褛却初心不改的人对未来的庄严宣誓。王稼祥后来脱口而出：“好诗！好诗！”
长缨在手，红旗漫卷
可是，毛泽东没有就此停下行程。
10月8日中午，队伍刚到彭阳县白杨城准备吃午饭，敌机突然来袭。
毛泽东果断下令向东北前进，傍晚时分到达长城塬乔家渠一带村庄，夜宿乔生魁家的窑洞。摊开地图，土炕边的油灯忽明忽暗，毛泽东和衣靠在炕墙边，拿出口袋里那支钢笔，趴在炕桌上，将六盘山上那首诗一句一句记下来。钢笔尖在纸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那微弱的星光和灯火，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显得格外珍贵。
六盘山过后，征途不再有大的阻碍。
10月19日，陕甘支队来到陕西吴起镇。
吴起镇上红旗招展，刘志丹的队伍已经在这里等待多时。这支从江西于都河畔出发、走过11个省、穿越凶险草地和雪山、攻克无数隘口城寨、以超过两万五千里的行程横跨整个中国腹地的钢铁队伍，终于到达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家”。许多人一踏上那片红色的土地就瘫坐在地，有人在哭泣，有人在低声呼唤牺牲战友的名字。
这是一场历时一年多的生死转移，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勇士对理想和信仰的终极践行。
长征的胜利，为中国革命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石，而那深沉、厚重、悲壮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国人最宝贵的集体记忆。
毛泽东后来将《长征谣》改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清平乐·六盘山》，全词如下：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从初稿歌谣体“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的呼告到后来“屈指行程二万”的沉郁顿挫；从“赤旗漫卷西风”到“红旗漫卷西风”的一字之差，润色近二十年之久。但无论怎样推敲修改，那句“不到长城非好汉”始终如一面旗帜般刻在文字的正中央。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是红军战士在绝境中的答案，也是所有后来者在历史风雷中不可或缺的信条。
当回望那段往事，我们或许会想起900多天以前那只金黄的鱼钩，想起寒夜里临时的“草地党支部”，想起那700个背靠背坐着牺牲的战士，想起苗族少年义无反顾的攀登，想起毛泽东在窑洞中誊写诗稿的微光和吴起镇夹道欢迎的队伍。他们没有倒在通往理想的长路上，而是以一种令人心碎又令人振奋的方式为后来者铺就了一条精神之路。
长缨在手，便可缚住苍龙——长征虽已过去近一个世纪，那句誓言却永远鲜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