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乌蒙回旋战：贺龙把数十万敌军转晕在云贵高原

　　1936年11月，陕西保安，毛泽东会见了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部分领导人。

　　这位经历了长征最艰难岁月的统帅，听完汇报后露出了少有的笑意。他挥动着手臂，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彼时，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过乌江时又折损无数。而眼前这支从湘鄂川黔根据地杀出重围的队伍，从湖南桑植出发时一万余人，万里转战之后，到达宁夏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居然还是一万余人。

　　这到底是一支怎样的红军，经历过怎样的战斗？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得把时针拨回到1936年的早春，拨回到那座笼罩在迷雾与烽烟之中的磅礴乌蒙。

　　绝境：当一万人面对三十万

　　乌蒙山，横亘于云贵高原。海拔两千三百多米，是金沙江和南北盘江的分水岭。山高谷深，崖壁如削，仿佛大地被撕开的一道道伤口。这里地贫人稀，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说。冬春之际，终日细雨迷蒙，浓雾锁山，瘴疫弥漫，寒气穿透骨缝。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万多红军踏上了生死征途。

　　1936年2月，蒋介石坐镇贵阳，调集约一百二十个团的兵力，二十比一，将红二、红六军团团团围住。坐镇贵阳的顾祝同，手中握着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三个纵队从东面追击；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堵截红军南进安顺的道路；云南军阀龙云把孙渡纵队摆在昭通、威宁一线，防红军入滇；川军十几团在金沙江北岸严阵以待。

　　包围圈在一天天收紧。敌人五路大军从四面八方压来，像一只正在合拢的巨手，要把这一万人的红军捏碎在乌蒙山中。

　　南进安顺的道路被切断了，西进云南的口子被堵上了，北渡金沙江的念头被川军的枪口对准了。红军就像一头被十余条猎犬围住的猛虎，四面望去，皆是刀锋。

　　红二、红六军团面临的是长征以来最险恶的处境。

　　野马川的抉择：与其困守，不如回旋

　　3月初，红二、红六军团进到赫章以东的野马川地区。

　　那天，雨雾笼罩了山野，空气湿冷。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人围在一起，开了一次决定命运的会议——史称“野马川会议”。

　　屋外是绵绵不绝的冷雨，屋内是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沉默。

　　王震皱着眉：“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啊。”

　　任弼时点点头：“是啊，我们在乌蒙山转了这么久，敌人是越聚越多，而我们的弹药和兵员却得不到补充。”

　　所有人都在等贺龙拿主意。贺龙没有说话，他的目光在地图上划来划去。良久，他抬起头，露出那标志性的笑容，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

　　“怎么行动？先在山里打转转，看情况再说！”

　　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玩笑，而是一个军事天才的精准判断。贺龙分析，敌人虽然人多势众，但各怀心思——中央军想借“剿共”之名吞并地方军阀的地盘，滇军怕蒋介石“假道灭虢”，川军不想让红军入川也不愿中央军入境。各路敌军貌似铁板一块，实则一盘散沙。

　　只要带着他们在山里兜圈子，把这一百多个团的兵力拖开、拖散、拖垮，总能撕开一道口子。

　　于是，红二、红六军团开始了那场被毛泽东称为“奇迹”的乌蒙大回旋。

　　千里回旋：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里转圈

　　“什么叫乌蒙山回旋战？就是连打带走地消灭敌人。不管他是什么黔军川军中央军，统统把它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这是战士们自己编的顺口溜，却道出了这场战役的精髓。

　　从3月初开始，红二、红六军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在乌蒙山中画出了一个巨大的圆圈。他们时而向西北疾进，做出北渡金沙江的姿态，把樊、万、郝三个纵队全部引向西北追击。等到敌人气喘吁吁地追到西北边，红军却突然调头，直插东南。

　　三进奎香，三入云南，辗转千余里——一万多红军，硬是把数十万敌军牵着鼻子，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转了整整一个月。

　　但贺龙心里清楚，光“转”是不够的。要把敌人转晕，还得让他们尝尝苦头。

　　杀“回马枪”——以则河的伏击

　　3月8日，行进到奎香地区的红军，在贺龙的指挥下突然折回赫章以则河一带。

　　初春的山区，寒气逼人，夜色漆黑。战士们冒着寒风，踩着泥泞山路，终于在天亮前赶到了预定阵地。

　　天刚蒙蒙亮，樊崧甫纵队的先头部队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一个侦察连沿着以则河河谷侦察前进，一个步兵连沿东侧向法冲搜索——他们完全没有察觉到，两边的山头上已经布满了红军的枪口。

　　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劈头盖脸地打下去。三百多敌人除了被打死的三十多人，其余全部当了俘虏。以则河伏击战，红军歼敌两个多连，俘敌近百，缴枪百余支。

　　更重要的是，此战狠狠打击了樊崧甫纵队的嚣张气焰。那支原本气势汹汹的“追剿”部队，从此变得畏缩不前，生怕再中埋伏，从“猛追”变成了“礼送”。红军侧翼压力顿减。

　　但这还不够。包围圈依然在收紧。

　　赌命一击——哲庄坝的险胜

　　以则河一战告捷后，红军挥师东进，向镇雄方向疾进，希望能从这里撕开包围圈。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意外的情报从天而降——红军从俘虏口中得知：万耀煌正亲率第十三师，经过哲庄坝前往镇雄。

　　机不可失。

　　贺龙当即改变原定计划，命红四师火速赶到哲庄坝一带的山头上设伏。沿途封锁消息，准备伏击敌军。

　　3月12日拂晓，万耀煌的部队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伏击圈。

　　战斗打响得干脆利落。红四师的勇士们抢先占领制高点，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敌人队伍很快被截断，首尾不能相顾，乱成一团。据说，万耀煌本人差点被活捉，在卫队护卫之下狼狈逃窜，后来不得不化装成马夫仓皇脱身。

　　哲庄坝战斗是乌蒙山回旋战中歼敌最多的一次，共毙伤俘敌近千人，缴获重机枪八挺、弹药三百余挑。

　　捷报传来，全军振奋。但贺龙的笑容没有持续太久——他看了一眼地图，心猛地沉了下去。

　　“独臂将军”——余秋里的192天

　　哲庄坝战斗，红军付出的代价同样沉重。第十八团政委余秋里就在这场战斗中失去了左臂。

　　当时，第十八团奉贺龙命令火速前进到哲庄坝一带截击万耀煌纵队。战斗打响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给十八团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敌人，与阵地共存亡。

　　余秋里在勘察阵地时，左臂被敌军的子弹击中。他简单包扎后继续指挥战斗。转移阵地时，左臂又被机枪打断。骨头穿出皮肉，两根筋露在外面，鲜血染透了袖子。可他咬着牙，一声不吭，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战斗胜利。

　　战后，由于缺医少药和连续行军，余秋里的伤口根本得不到处理。伤口很快发炎腐烂，痛得钻心。为了止痛，他只能把受伤的左臂浸到冷水里泡一泡，或者用湿毛巾敷在上面。

　　过草地时，医生来检查伤口，打开纱布一看——伤口已经腐烂生蛆。医生用镊子一只一只地将蛆夹出来，再用盐水清洗。

　　就这样，余秋里拖着断臂，翻雪山、过草地，一直坚持到1936年9月。当部队到达甘肃后，他才做了截肢手术。那一天，距离他负伤整整过去了192天。

　　后来，余秋里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共和国赫赫有名的“独臂将军”之一。

　　同他一样，在这支队伍里，还有人拖着伤臂走了几千里路，有人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锯掉残肢，然后继续扛枪打仗。他们的名字被写进了军史，但更多的人，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三十里绝地：钻进敌人的夹缝

　　哲庄坝的胜利并没有让红军摆脱困境。恰恰相反，这一战让敌人恼羞成怒，更加疯狂地扑了上来。

　　国民党军十余个师从四面八方向哲庄坝方向合围。东面和南面的追击部队不断逼近，不时与红军发生接触。红军逐渐被压缩在财神塘、安耳洞一带纵横仅三十里的狭窄地域。

　　三十里是什么概念？一个人快步走半天就能从头走到尾。而在这片弹丸之地，挤着一万多红军，四周是十余万敌人的重兵围困。

　　生死存亡，就在一念之间。

　　贺龙在地图前来回踱步。他的脚板底早就裂了一寸多长的口子，每走一步都在流血。但他顾不上这些，眼睛死死盯着那幅快要被翻烂的地图。

　　任弼时说：“只有突出去，我们才有活路。不过，我们的部队在乌蒙山里绕来绕去，已经非常疲劳了。”

　　贺龙抬起头：“同样，我们一万多人拖着敌人十几万人在山里打转转，我们疲劳，敌人不也疲劳吗？”

　　“包围圈虽然缩小了，但漏洞还是有的。”贺龙的手指在地图上某处点了点，声音不大，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我看，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隐蔽地从敌人的接合部钻出去。”

　　所谓接合部，就是两股敌军之间的缝隙。在两军之间穿行，如同在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两边一齐夹击，红军就要全军覆没。

　　但贺龙赌的就是敌人之间配合不密。中央军、滇军、川军各有各的心思，看似严丝合缝的包围圈，到了深夜总有缝隙。

　　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一致赞成贺龙的主张。于是，疑兵之计上演了：红军在阵地前布置草人，在树丛中插满红旗，虚张声势，让敌人以为红军主力还在原地。

　　与此同时，一万多红军偃旗息鼓，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樊崧甫纵队和郭汝栋纵队之间的夹缝中钻了出去。

　　两天之后，当敌军小心翼翼地摸到红军原来的阵地，看到的只有风吹草动和空荡荡的营地时，才如梦方醒——红军早已跳出了包围圈。

　　突围之后：乌蒙磅礴走泥丸

　　突出重围后，红二、红六军团立刻挥戈南下。3月23日，在宣威以北的来宾铺地区击退滇军两个旅的阻击。3月28日，红军进占黔西南的盘县县城。

　　至此，历时近一个月的乌蒙山回旋战胜利结束。

　　一万多红军，在乌蒙山中辗转回旋千余里，三进奎香、三入云南，打了十余次仗，拖垮了数十万敌军，最终以最小的损失冲出了敌人的重围。

　　战后，贺龙站在这支衣衫褴褛、但眼睛里仍闪着光的队伍面前，说了那句后来被无数人传诵的话——“同志们，最可靠的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

　　7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会师，正式组建红二方面军。同年10月22日，这支队伍抵达宁夏固原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出发时一万余人，会师时依然是一万余人。

　　历史的回声

　　很多年后，毛泽东在谈到二方面军长征时感慨万千。他本人写下过“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诗句，想来，乌蒙山回旋战的传奇，早已化作了那一粒被英雄踩在脚下的泥丸。

　　如今，再访乌蒙山。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尽，群山之间，草木葱茏。赫章县哲庄坝战斗遗址前，纪念碑肃立在翠绿的山林之中，细雨偶尔飘落，打湿碑身上的铭文。

　　站在桃园大垭口的山岗上，风穿过松林，发出低沉的声响。闭上眼睛，仿佛还能听见八十多年前的那个拂晓，枪声骤起，杀声震天，一群衣衫单薄的年轻人从山头上猛扑下去，把十倍于己的敌人打得四散奔逃。

　　他们中的很多人倒下了，再也没能站起来。但他们的牺牲换来了一个奇迹——一万人的火种，走出了乌蒙山，走到了陕北，走到了全中国解放的那一天。

　　正如毛泽东所说：“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这个奇迹的名字，叫乌蒙山回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