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三杨开泰，长征小菜

　　1935年深秋，陕北吴起镇，黄土漫天。

　　当衣衫褴褛的中央红军终于抵达时，周恩来站在坡上，一眼就看见了那三个浑身尘土、瘦得脱了相的年轻人。他快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们的手，眼眶微红，半晌才笑着说了一句：“三杨（阳）开泰，长征小菜！”

　　在场的官兵都笑了。可笑着笑着，不少人哭了。

　　杨得志、杨勇、杨成武——三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都姓杨，都走完了那条全世界都不敢相信的路。走到终点时，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伤，每个人心里都装着再也回不来的战友，每个人都在无数个生死瞬间，咬着牙对自己说：不能倒，倒了就全完了。

　　让我们回到出发的那一刻，跟着他们，重新走一遍长征路。

       出发：三个少年，三种青春

　　★杨得志：放下铁锤的少年

　　湖南醴陵，1911年。

　　杨得志出生在一个铁匠世家。他的童年是在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中度过的。十岁起，他就跟着父亲拉风箱、抡大锤，两只手掌磨出了一层又一层老茧，硬得像铁皮。他只读过两年私塾，就随父亲学打铁，后来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当工人。父亲说：“打铁的人，一辈子跟铁打交道，什么硬骨头都啃得下。”

　　父亲说得对。杨得志这辈子，确实啃下了无数硬骨头。只是父亲没想到，儿子的战场不是铁匠铺，而是整个中国。

　　1928年，湘南起义的队伍路过家乡。十七岁的杨得志站在路边，看着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看着那些和自己一样年轻的战士们唱着歌走过。他丢下手里的铁锤，扛起一杆梭镖，头也不回地追了上去。

　　母亲追出来喊他，他没有回头。不是不想回头，是不敢。他知道，这一回头，腿就软了。

　　这一走，就是二十年。再回故乡时，父母都已经不在了。1991年，杨得志八十岁生日时，他郑重地跟全家人说，自己有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能活这么久，兄弟姐妹九人，在旧社会有饿死、病死的，哥哥参加红军当年就牺牲了；二是没想到自己跟着党干革命，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解放军总参谋长；三是许多战友都牺牲了，自己却幸存下来。

　　长征开始时，杨得志已经是红一团团长。这个团番号里的“一”，意味着责任——他们是全军的开路先锋。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过：“红一团一直走在我前面。”

　　可谁能想到，这个走在前面的铁汉子，在深夜宿营时，常常一个人坐在篝火旁发呆。他想起临走时母亲追出来的身影，想起父亲打铁时佝偻的背，想起家乡那条永远冒着热气的小河。他把这些思念压在心里，压在每一次冲锋的呐喊声中，压在每一滴流进泥土的血水里。

　　他是一个战士，但他首先是一个儿子。只是，他把对家人的思念，化作了对这支队伍、对这个国家最深的情。

       ★杨成武：十七岁的“模范政委”

　　福建长汀，1914年。

　　杨成武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县城读中学时，革命的浪潮席卷了他的家乡。1929年，十五岁的杨成武参加了闽西古城暴动，1930年编入红四军。

　　他读过中学，在当时的红军里算得上“知识分子”。但真正让他与众不同的，不是学问，是他对战士的那颗心。

　　1931年，十七岁的杨成武被任命为红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有人不服气：这么年轻，能行吗？但很快，大家就服了。为什么？因为每次战斗，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每次宿营，他总是最后一个睡下。他会亲手给伤员换药，会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干粮塞给走不动的战士，会在深夜查哨时悄悄给哨兵披上自己的外套。

　　聂荣臻当面夸他：“模范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听了，脸红了。他觉得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是战士们用命托起来的。

　　长征前夕，他接到了命令：担任红四团政委，和团长王开湘搭档。他不知道，几个月后，这支队伍将创造战争史上的奇迹——一昼夜行军二百四十里，飞夺泸定桥。

　　但此刻，他只知道，自己又瘦了。出发前称过，一百一十斤。他知道，接下来会更瘦，但他不怕。他怕的是，自己带出去的这些活蹦乱跳的小伙子，有多少能活着走到终点？

　　这个问题，他不敢想。想了，就迈不动腿了。

       ★杨勇：书生外表下的铁骨

　　湖南浏阳，1913年。

　　杨勇是“三杨”中看起来最斯文的一个——读过县立中学，写得一手好字，说话慢条斯理，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但谁要是被他的外表骗了，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个看起来像书生的人，骨子里流着最滚烫的血。打起仗来，他永远是第一个冲出战壕的人。

　　1927年，十四岁的杨勇参加了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战斗。1930年加入红军后，他很快就从连政委升到了团政委，靠的不是运气，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每次战斗，他都在最前面。他的脸上、身上，留下了数不清的伤疤——每一道疤，都是一个故事。

　　但杨勇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英雄。他总是笑着说：“我们湖南人，骨头硬。”

　　长征开始后，杨勇的乐观成了战士们的精神支柱。最苦最难的时候，他总有办法让大家笑出来。有战士问他：“政委，我们还能活着走出去吗？”他拍拍对方的肩膀，眼睛亮亮的：“怎么不能？红军不怕远征难嘛！”

　　那一刻，那个战士的眼眶红了。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他看到了政委眼中的坚定——那种坚定，让一个快要绝望的人，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湘江：血色的青春

　　1934年11月底，湘江。

　　这条并不宽阔的河流，成了红军长征路上第一道生死关。八万六千人的队伍，过了江只剩三万。江水被染成了暗红色，江面上漂着战友的遗体，岸边的芦苇荡里，到处是散落的军帽和遗物，而“三杨”都在那场炼狱中经受着最残酷的考验。

       ★杨得志：撕开一条血路

　　作为前卫团长，杨得志的任务只有一个字：冲。

　　冲在最前面，撕开敌人的防线，为身后几万战友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了，大家一起活；冲不过去，大家一起死。

　　战斗打响的那一刻，杨得志站在江边，望远镜里看到的是人间炼狱。敌人的炮弹像冰雹一样砸下来，战士们的身体被炸得飞起来，又一具一具地落在江水里。他身边的通讯员倒了，警卫员也倒了，但他不能停。

　　“为了革命，跟我冲！”

　　他的声音在炮火中嘶哑得不成样子，可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了战士们的心里。战士们从泥水里爬起来，从战友的尸体旁爬起来，跟着他往前冲。

　　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但身后是几万兄弟，怕也得冲。”

　　那一仗打完后，杨得志好几天没怎么说话。他一个人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抽完了，就用树枝在地上划拉。划拉的都是名字——那些再也回不来的战友的名字。

　　他把每一个名字都刻在了心里。

       ★杨成武：用命堵住敌人

　　杨成武的红四团负责掩护中央纵队过江。这意味着，他们要顶住最猛烈的进攻，用血肉之躯为身后的战友筑起一道墙。

　　阵地丢了，夺回来；夺回来，再丢了；再丢了，再夺回来。每一个阵地都反复易手好几次，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红军的鲜血。

　　子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拼钝了，用枪托砸；枪托砸断了，用石头扔；石头扔完了，就用自己的身体去挡。

　　杨成武在阵地上来回奔走，嗓子喊哑了就用旗子指挥，旗子被打烂了就用手势，手势看不清了就爬过去面对面传达命令。他的身边，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他不敢停下来数，也不敢回头看一眼。他知道，停下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多年后，杨成武在回忆录里写到湘江，只写了八个字：“江水红了，天也红了。”

　　八个字，道尽了那一代人用命写就的悲壮。

        ★杨勇：一天失去两位团长

　　如果说湘江战役谁最悲壮，杨勇所在的第十团当排第一。

　　战斗打响后，团长沈述清率部反冲击，一发炮弹落在他身边，壮烈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火线接任团长，当天下午，也倒在了阵地上。

　　一天之内，两任团长相继阵亡。整个团的指挥系统几乎瘫痪，战士们慌了。

　　杨勇站了出来。

　　他擦干眼泪，接替指挥。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团长不在了，我在。我不在了，副团长在。革命的火种不能灭！给我守住！”

　　那一夜，杨勇带着全团残存的战士，死死钉在阵地上。四百多名指战员长眠在湘江两岸，但他们守住了。中央机关安全过江了。

　　战斗结束后，杨勇一个人坐在阵地上，面前摆着沈述清和杜中美的遗物——一个搪瓷缸子，一封没来得及寄出的家书。他盯着那封家书看了很久，最后把它揣进了自己的怀里。

　　他想：等胜利了，我一定要把这封信送到烈士的家人手里。

　　可是，胜利的那一天，他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没有找到那封信。它不知道遗失在哪一场战斗中了。这件事，成了杨勇心中一辈子的遗憾。

       乌江与大渡河：两次向死而生

　　★竹排上的奇迹

　　1935年1月，乌江。

　　天险在前，追兵在后，毛泽东的目光落到了杨得志的红一团身上。

　　江面没有船，对岸有机枪阵地。杨得志站在龙溪镇的回龙场渡口，看着眼前贵州最大的河流——乌江，江面宽一二百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绝壁，别说渡过去，就是站在岸边，也会让人心惊胆寒。

　　附近村里的老乡说，国民党军逃离时把一切都破坏了，不要说是船，连一块像样的木板都找不到。老乡们还说，渡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好船夫。一时之间，三样皆无。

　　杨得志心急如焚，拿起望远镜观察敌情，忽然发现江中漂着一根很粗的竹竿。他兴奋地拉着政委黎林，指着江面说：“怎么就没想到呢，扎竹排！”

　　第一批八名勇士登上竹排，刚划到江心，就被巨浪卷走了。激流中，八个人的身影瞬间消失，岸上的战士们失声痛哭。

　　杨得志也哭了。泪水混着江水，在他满是尘土的脸上冲出两道白痕。但他不能停。

　　“第二批，上！”

　　第二批竹排再次下水，绑上了扶手，在火力掩护下破浪前进。子弹在耳边呼啸，激流在脚下咆哮，小小的竹排在风浪中摇摇欲坠，但这次，它撑住了。它冲到了对岸！

　　杨得志是乘第三批竹排过江的。踏上对岸的那一刻，他的腿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后怕。他在心里对那八位牺牲的勇士说：兄弟们，我们过来了。你们没走完的路，我们替你们走。

　　获胜后，杨得志派人沿江而下，寻找第一只竹排上的八位战士。可惜，三天过去了，仍毫无结果。杨得志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我想起乌江，眼前便显出那8位勇士的英姿。”

       ★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与哭着要去的通信员

　　1935年5月，大渡河。

　　安顺场渡口，72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北渡未成，全军覆没于此。蒋介石曾扬言，“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左右夹击，共军插翅也难飞”，妄想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杨得志率红一团一天一夜冒雨急行军八十公里，抢先到达安顺场。

　　船只有一条。

　　杨得志决定，从一营挑选十七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强渡。二连连长熊尚林被选为队长，十七人齐刷刷站成一排，个个精神饱满。

　　就在这时，队伍中突然哭着跑出一个小战士，大声喊着“我要去，我一定要去”。大家仔细一看，是入伍不久的通信员陈万清。小战士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杨得志，杨得志被深深地感动了——多好的战士啊！看着小陈近乎乞求的眼神，杨得志点了点头。小战士破涕为笑，迅速跑进队伍中。

　　后来，人们查证，陈万清那时十六岁，四个月前在遵义参军，原来是个放羊娃。敢死队凶多吉少，为什么他还哭着喊着要去？他没有多高的文化，但他知道，作为红一团战士有多大的责任。那一刻，他没想是否能活下来，更没想如果能活到解放会得到怎样的荣誉，他只想挽救红军。

　　强渡开始。小船在惊涛骇浪中冲向对岸，敌人的子弹如雨点般倾泻。杨得志命令神炮手赵章成开炮，一发炮弹正中敌群。十七勇士冲上对岸，占领了滩头阵地。

　　陈万清成功强渡大渡河。但四天后，他在石门坎战斗中身负重伤，腿被炸断，留在当地治疗，再也没有跟上红军。

       ★飞夺泸定桥：一昼夜二百四十里

　　安顺场渡口船太少，渡完几万人至少要一个月。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上游一百二十公里外的泸定桥，夺桥的任务交给了杨成武的红四团。

　　“军委来电，限你们明天夺取泸定桥！”

　　杨成武和王开湘对视一眼。他们面前是二百四十里的山路，不是平路，是崎岖的、布满敌人的山路。而时间，只有一个昼夜。

　　“能不能完成任务？”电报里问。

　　“能！”杨成武的答复只有一个字。

　　那一夜，红四团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一昼夜二百四十里，还要打仗，还要架桥，还要趟过齐腰深的河水。战士们跑到后来，几乎是机械地迈腿。有人跑着跑着，一头栽倒在路边，口吐白沫，被人拽起来，灌两口冷水，继续跑。

　　杨成武也在跑。他的腿在抽筋，肺像要炸开一样，但他不敢慢下来。他怕自己一慢，身后的人也跟着慢。

　　泸定桥出现在眼前。十三根铁索横在咆哮的大渡河上，桥板已被敌人抽走，对岸机枪喷着火舌。

　　二十二名突击队员冲了上去。杨成武站在桥头，嗓子已经喊不出声，只能拼命挥动红旗。红旗在硝烟中格外醒目，像一个跳动的心脏，激励着每一个正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战士。

　　他们爬过去了。泸定桥到手了。

　　战斗结束后，杨成武瘫坐在地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他的面前是那些活着回来的突击队员——每个人都浑身是伤，每个人都哭了。

　　他们哭，不是因为怕，是因为太痛了。不是因为后悔，是因为太想活着了。

　　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后悔冲上那座桥。

　　雪山草地：极限的尽头是什么

       ★夹金山：那件脱下来的棉袄

　　6月，中央红军来到了夹金山。

　　这里海拔四千多米，山顶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杨得志和政委黎林不敢怠慢，制定了翻越大雪山的四条措施：伤病员提前出发；选身体好的战士组成担架队；炊事班先行做饭；党员和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

　　翻山前一天傍晚，红一团到雪山脚下露营。战士们身上一点棉絮都没有，冻得睡不着。许多连队班以上干部围成一个圆圈，为战士们挡风御寒。有的干部等战士睡着后，把他们的头、手、脚揽到自己的怀里为他们取暖。

　　有个年轻战士，是杨得志的同乡，湖南醴陵人。出发前，他还跟杨得志开玩笑：“团长，等革命胜利了，你回老家，帮我带句话给我娘，就说我在外面挺好的。”

　　过夹金山的时候，这个战士倒下了。没有受伤，没有生病，就是体力耗尽了。他靠在路边的一块石头旁，脸上还带着笑，像睡着了一样。

　　杨得志走过去，把身上唯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脱下来，盖在他身上。警卫员拉住他：“团长，你会冻死的！”

　　杨得志甩开他的手，眼睛红了：“他是我老乡。我不能让他光着身子走。”

　　那一天，杨得志穿着单衣翻过了夹金山。到了山顶，他的嘴唇已经冻得发黑，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片风中的落叶。

　　但他活下来了。他把棉袄给了自己的兵，自己扛过来了。

       ★草地上的最后一次点名

　　过草地是最考验意志的。

　　茫茫无边的沼泽，一脚踩下去，泥水没到大腿。没有人知道哪里是路，只能跟在前面的人后面，一步一步地挪。没有粮食，就啃树皮、嚼草根、煮皮带。

　　杨成武的红四团担任全军的开路先锋，为后面的部队踏出一条路来。

　　每天晚上，杨成武都要做一件事——点名。他举着自制的小油灯，一个个地喊名字。被喊到的人高声应答：“到！”那个“到”字，在空旷的草地上回荡，像黑暗中的一束光。

　　有一天晚上，他喊了一个名字，没有人应答。

　　他又喊了一遍，还是没有。

　　他停了一下，声音有些发颤，喊了第三遍。

　　依旧没有人应答。

　　杨成武沉默了。他拿起笔，在本子上轻轻划掉了那个名字。然后抬起头，继续喊下一个。

　　那个被划掉的名字，是一个十九岁的战士，三天前刚刚加入红军。他还没有领到正式的军装，穿着一件从家里带出来的土布褂子。临走时，他妈妈往他口袋里塞了两个煮鸡蛋。他舍不得吃，说要留着过草地的时候吃。

　　草地里，他把那两个鸡蛋分给了两个生病的战友。

　　后来，他自己饿倒了。

        ★杨勇：一斗米与一张借条

　　过草地的时候，粮食早就吃光了。战士们把能找到的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塞进了嘴里：树皮、草根、牛皮腰带、皮枪套。

　　但杨勇治军严格，秋毫无犯。长征途中，杨勇所部一个连在一空宅宿营，司务长未报告就私用了一斗米。杨勇听闻后大怒，撤销了司务长的职务，并亲自到该宅写下借条：

　　“大伯大娘：红军吃了你家一斗米，付给你白洋一元，谢谢你们全家。红军还要回来的，那时当面道谢。”随后，将白洋与借条一并放入米缸中。

　　这就是那一代人的逻辑——再苦再难，也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因为他们知道，老百姓就是根，丢了根，这队伍就走不远。

　　会师：不是终点，是新的开始

　　10月，甘肃会宁。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了。

　　两年，两万五千里，跨越十四个省，翻越十八座大山，渡过二十四条河流。出发时八万六千人，会师时不足一万。每一里路，都有战友倒下；每一座山，都埋着红军的忠骨。

　　杨得志站在会师的人群中，看见了杨成武，看见了杨勇。三个人对视一眼，什么都没说，走过去，紧紧抱在了一起。

　　他们都不年轻了。杨得志二十五岁，杨成武二十二岁，杨勇二十三岁。可他们的脸上，已经有了远超年龄的沧桑。两年来，他们经历了太多生离死别，见过了太多人间炼狱。

　　杨得志看着那些衣衫褴褛却眼中有光的战友，心中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想起了湘江边倒下的战友，想起了夹金山上一睡不醒的老乡，想起了草地里再也喊不应的小战士。

　　他想：要是他们也能看到今天，该多好。

　　杨成武总结着长征中的经验。杨勇依然是那个爱笑的人，笑着和每一个经过的战友打招呼。

　　有人问杨勇：“政委，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他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吃一顿饱饭，睡一个好觉。”

　　所有人都笑了。笑着笑着，有人哭了。

　　杨勇没有哭。他笑着笑着，突然转过身去，用袖子飞快地擦了一下眼睛。

       并非尾声

　　很多很多年以后，三位将军都已经老了。

　　杨得志上将，依然记得乌江边那八位勇士。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我想起乌江，眼前便显出那八位勇士的英姿。”

　　杨成武上将，晚年常常回忆起长征路上的点点滴滴。他所在的“红四团”，为红一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做出了突出贡献。

　　杨勇上将，一直保留着那张借条的影子——那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信念，伴随了他一生。

　　长征结束后，周恩来那句“三杨开泰，长征小菜”，成了三人一生的骄傲。

　　可他们都知道，那不是“小菜”。那是用命拼出来的路，是用血染红的旗。

　　那一年，他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他们脚下的路，叫长征。

　　他们心里的人，叫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