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从南昌起义走向长征路的开国元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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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1日是南昌起义99周年纪念日，10月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追忆投身南昌起义、走过万里长征的开国将帅，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2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举行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八一”正式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南昌起义纪念日不仅是人民军队的诞生日和建军节，更是开国将帅的重要摇篮。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中，直接参加南昌起义的共26人：元帅6名，大将3名，上将4名，中将7名，少将6名。
南昌起义主要领导者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
长征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起止时间为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余个省份，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南昌起义主要领导者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参加过南昌起义且亲历长征的开国将帅，是人民军队的核心骨干，其中6位元帅、3位大将均全程参与长征党史学习教育官方网站。如今，这些开国将帅已全部辞世，但他们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两大历史事件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值得永远铭记、世代传承。
一、参加南昌起义＋长征的五位开国元帅
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有10人被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其中有6人参加了南昌起义，分别是朱德、刘伯承、贺龙、聂荣臻、陈毅、林彪，只有陈毅未参加长征。
朱德：1955年被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192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南昌起义后担任新成立的第九军副军长。
1927年1月，朱德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军官教育团名义上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实际上是在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直接领导下的培养军队人才基地。
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作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决定。因朱德对南昌情况熟悉，党派他从赣东抚州剿匪一线赶回南昌。7月21日，朱德到达南昌，立即着手投入紧张的暴动准备工作，他把敌人的兵力、指挥官的特点和部队布防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并绘制了一幅详细的敌军兵力部署图。同时，朱德频繁同第三、九两军留驻南昌几个团的团长进行接触。7月27日，周恩来到南昌住在花园角二号朱德寓所。朱德详细地向他汇报了南昌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和自己所做的工作，并把南昌市街道图和自己绘制的敌兵力分布图铺在桌上。周恩来看后称赞说：“你的心血没有白费，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朱德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租下了位于南昌市中心的洗马池江西大旅社，作为党中央重要人物落脚的大本营。
1955年毛泽东主席为朱德授予元帅军衔
南昌起义中，朱德的任务是设法拖住留驻南昌的第三军两个团的团长，保证暴动的顺利进行。当天下午，朱德在嘉宾楼设宴款待了23团团长卢泽明、24团团长萧日文及两名副团长。酒席上，猜拳行令，觥筹交错，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随后，朱德又约他们到大士院32号打牌。
晚上10点半左右，一名年轻的滇军军官跑进院子，慌慌张张报告说，他接到命令，要他立即解除自己所辖地区里的滇军武装，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特来请示。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朱德心里一惊，他立即反应出起义的消息泄露了，但旋即从容地笑着说：“在这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我们不必管它，来来来，接着玩麻将。”
然而，两个团长再也无心继续打牌了，坚持要回去看看。朱德思考了一下，便以惋惜的口吻说：“那只好悉听尊便了，改日再会吧。”萧日文临走时还神秘地告诉朱德说，今晚恐怕有暴动，要小心。
客人们走后，朱德立即换上军服，火速前往起义总指挥部报告：“起义的消息泄露了，敌人已有察觉，不能再等了，要赶快动手！”
前委根据这一紧急情况，立即决定把起义发起时间提前到８月１日凌晨２时。
在南昌起义中朱德有四大贡献：一是绘制和提供了敌兵力分布图，在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贺龙按照朱德画的图指挥20军攻打了驻藩台衙门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二是租用江西大旅社，作为党中央重要人物落脚的大本营和起义总指挥部。三是巧使“调虎离山”计，设宴拖住了敌人的两个团长和两个团副，敌人的两个主力团失去了指挥，使起义能够顺利进行。四是及时通报敌情，使起义提前进行。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参观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即八一起义纪念馆。他对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评价是：“朱德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他为起义部队寻找驻地，与敌军上层人物交往，掌握敌情，为起义战斗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工作”。
然而，朱德在南昌起义中最大贡献是起义失败后，将仅有的南昌起义余部——800余人带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创建和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人民解放军的火种渐成燎原之势，朱德也因此被誉为“红军之父”，最终成为人民军队永远的总司令。
油画南昌起义中包含朱德的形象
在长征中，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是党和红军高层领导人中，极少数经历长征全过程的高层领导者。从一方面军突围转移，到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再到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最后在西北实现三大主力的大会师，朱德都是亲历者。
在长征中朱德突出贡献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在通道会议上首先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最初称为“西征”，而不是后来所说的“长征”。红军过了血战湘江之后，国民党军已明了红军的意图，在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当于红军兵力五六倍的兵力口袋阵，等候红军落网。
在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军委在通道紧急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在朱德和周恩来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
李德在会上不顾敌情的变化，仍然主张按原定计划行动。毛泽东发言指出：“如果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所埋伏好了的二十万军队，一路上大山也多，我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提出改变路线，挥师向西，尔后进入贵州。朱德第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多年后，毛泽东还记得：“我这么一说，朱德首先表示同意，接着，周恩来、王稼祥也表示了赞成。”
会议最后决定采纳毛泽东的建议。会后，朱德命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中央红军突然改路贵州，一下子就把十几万国民党军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动。
在进入贵州后的黎平会议和乌江南岸的猴场会议上，由于“左”倾领导者仍然坚持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又两次发生激烈的争论，朱德始终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二是在遵义会议上坚定地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上，朱德在王稼祥、张闻天之后发言，以切身体会揭露“左”倾军事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和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毛泽东曾回忆说：“当时朱德就说，李德在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中，命令红军打阵地战，其结果是丢掉了苏区，牺牲了很多人，最后，我们还是撤离了江西苏区。而西征开始的军事策略也是错误的，害怕接敌，仓皇逃跑，以致损失惨重，这也是中央的责任。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
当时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也回忆：“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朱德的发言，不仅仅是揭发批判“左”倾军事错误，而且是要求从组织上改变“左”倾错误领导。由于朱德担任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职务，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和发言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对重新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坚决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朱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是他在长征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1937年6月19日，陈云在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说：朱德同志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他对于党的中央是非常尊敬的，他坚决反对组织第二中央，坚决反对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他说：“我是革命军人，军人反党我是不干的！”
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既讲原则，又讲策略，有着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宽广的襟怀，从大局和长远的根本利益出发，在一定条件下采取妥协和忍耐，等待时机，因势利导，创造条件促成转化。
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第二中央后，朱德一再“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
但张国焘一意孤行。1935年12月5日，他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等，宣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以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绝非革命之利”。
而张国焘不听规劝，继续坚持分裂党的立场。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明确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
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朱德苦思冥想，提出了一种避免彻底分裂的办法。1月23日，他致电张闻天说：现值革命新的高涨，党内急需谋统一，为避免对外不一致，“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
这是朱德在草地分离后给党中央单独发出的电报。电报要求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暂时做出妥协，给张留下一个转圜的余地，这也是代表四方面军中主张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同时“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的同志提出的“过渡性的办法”。
朱德的提议正好符合陕北中央的想法。1月24日，张闻天致电朱德说：党内统一一致，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张国焘“既愿放弃第二党组织，则他事更好商量”，提出“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
朱德的提议和党中央的表态立即起了作用。张国焘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他本来对自立“中央”就觉得理亏，加之朱德等人的反对，以及部队南下失利已成定局，特别是看到共产国际对他自立的“中央”不予承认，现在找到了一个“直属国际代表团”台阶下。
1月27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张闻天，表示“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党中央此时最好能在白区，但不知条件允许否？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这封电报反映张已承认党中央的存在，不敢再以“中央”自居。
这样，张国焘就没有公开打出他自立的“中央”的旗帜，并且在红二、六军团到甘孜同四方面军会师的前夕，即6月6日，在红军总部机关活动分子大会上宣布取消他的“党中央”。这是张国焘经过“下台阶”后第一次正式承认接受党中央的领导。
这个过程，说明朱德在矛盾激化的时刻为避免彻底分裂而提出的“暂时”办法，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四是对红军三大主力西北大会师作出突出贡献。长征胜利，是以红军三大主力实现在西北大会师为标志的。朱德千方百计争取红二、六军团到甘孜会师，并促成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才有了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的会师。这是朱德在长征中的特殊历史功绩。
1935年7月28日到8月10日，红军在毛儿盖停留了整整半个月，期间的主要原因是红军高层在下一步行动和人事安排上的意见分歧。
1935年8月3日，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张国焘签发了《夏洮战役计划》。根据计划，红军将分为左右两路军行进：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右路军包括在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随右路军行动。
红军将分为左右两路军后，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受到了四方面军为主的张国焘挟制。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通讯密码留在红军总部，党中央无法同红二、六军团电报联络。而朱德和张国焘则以红军总部名义同二、六军团保持着联系，经常通报情况，予以指导。朱、张虽然是连名致电，却想法各异，张国焘是想把二、六军团拉过去，壮大他的力量；朱德是想让红二、六军团北上陕北与党中央汇合。
四方面军南下失利后，在康北的甘孜一带，准备稍加休整即行北上。这时，得知红二、六军团转战到黔滇交界的资孔山区，打算在南北盘江间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6年3月23日，朱德和张国焘致电红二、六军团，要求他们同四方面军会合北进。红二、六军团接电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开始为实现会师而北上。
朱德和张国焘连署电报要红二、六军团前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而实际上各有各的算计。
朱德后来同原二方面军同志谈起过这次决策的经过，说：“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指朱德、刘伯承等）就气壮了，所以就想你们早点过来好”。“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为了实现红军的两大主力共同北上，朱德苦心孤诣，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后，朱德及时向他们澄清张国焘及其追随者散布的对党中央的诬蔑，说明张国焘搞分裂的实情，使这些同志坚定地站在拥护党中央的立场上，一致克服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朱德同任弼时、贺龙背后商量，如何想办法去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他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人要东西，把32军（原红九军团）带过来了”。朱德还建议要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以加强总部制约张国焘的力量；要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既摆脱了张国焘的控制，又可以从外面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以保证顺利北上，最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宁会师，胜利完成了长征。
长征胜利结束后，1937年3月，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二队学员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对朱德在红军长征中的杰出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刘伯承：1955年被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军长；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刘伯承任参谋长，也就是起义军的参谋长。
刘伯承元帅
南昌起义前，周恩来临危受命担任南昌起义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这次武装起义。当时他急需一位既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经验、又有丰富作战指挥能力的得力助手，于是，他选暂编第15军军长刘伯承任参谋长。
1927年7月27日，刘伯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20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二人详细分析了南昌城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情况，又仔细研究了南昌城区敌军兵力部署图，很快就拟定出作战计划。起义计划详细列举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南昌乃至江西地区的兵力部署，其中驻南昌的兵力为5个团约3000余人。起义军方面共有2万余人，占有明显的优势。多年后，贺龙说：“刘伯承是代表党来20军工作，帮助了我，改造了部队，这场战斗是我们一起指挥的。”
8月1日凌晨2点，南昌起义提前打响。至清晨六时，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歼敌3000余人，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南昌街头到处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气氛。
8月1日上午９点，起义部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军事参谋团和财政、宣传、政治保卫处等机构。刘伯承因在起义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周恩来及其他领导的充分肯定，被任命为军事参谋团参谋长，因而刘伯承是中国共产党建军史上第一位参谋长。
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刘伯承（左一）
刘伯承对南昌起义所作的贡献，可以从以下两点得出结论。1957年，周恩来和陈毅在修改《八一起义》说明稿时，在南昌起义领导人中添上了刘伯承的名字；1961年，周总理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时，当他看到刘伯承当年工作过的军事参谋团办公室，深情地回忆道：“伯承在南昌起义中是立了功的，他一贯周到细致，作战指挥很有办法，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长征前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刘伯承因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作战指挥上的教条主义和专横作风而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任第5军团参谋长。
长征中，刘伯承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执行后卫任务，掩护中央机关通过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1934年底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1935年1月，刘伯承指挥先遣部队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甩开了敌军主力，使伤亡大半、高度疲倦的中央红军得以短期的休整。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等组织指挥了四渡赤水、二进遵义等战役，使部队跳出了敌军包围圈，直插云南北部，并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保障全军渡过天险金沙江。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险境下，许多人担心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过金沙江。
5月，刘伯承兼任红军先遣队司令，同政委聂荣臻率部进入大凉山，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继而指挥所部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红军北上的通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在逆境中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斗争，被张国焘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影视作品：长征中刘伯承代表红军与彝族头领小叶丹结盟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刘伯承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援西军司令员等职。
长征中，刘伯承的主要贡献是：遵义会议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作为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的作战指挥；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与朱德一起在逆境中与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贺龙：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南昌起义时任起义部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南昌起义失败后随起义军南下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前，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信仰党的主张，听从党的指挥，举全军之力，铁心跟党走。
贺龙元帅
南昌起义前，党中央派人专程会晤时任北伐军第２０军军长的贺龙，把党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透露给他，试探他的意见。贺龙当场表态说：“南昌暴动无论成功与失败，我都干。”周恩来后来提到：“贺龙当时领导一个军，是起义军的‘大户’，他性格豪爽，斗争坚决，什么敌人也不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下定决心跟党走。”与此同时，汪精卫命令贺龙和叶挺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准备解除他们的兵权。贺龙识破了他们的诡计，与叶挺、叶剑英密商后决定不上庐山，移师南昌。
起义前三天，周恩来来到20军，正式通知贺龙，党中央已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代表前委，委任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与刘伯承一起拟定起义计划。
按照原来的计划，起义本在拂晓前行动，由于贺龙的一个部下晚上向敌人告了密，遂提前到8月1日凌晨2时整。入夜，贺龙命令负责封锁道路、断绝交通的部队进入战斗状态，他们颈上系着红布带，左臂系着白毛巾，马灯、电筒上贴着红十字，口号是“山河统一”。
8月1日凌晨2时，贺龙和刘伯承在总指挥部指挥起义部队向守敌进攻。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拂晓前，全歼朱培德和程潜部驻在南昌的3000多人。起义后，革命军整编队伍，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同时被选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与宋庆龄、谭平山同任主席团主席。
南昌起义剧照中的贺龙（左四）
周恩来对南昌起义中贺龙的评价是：在“八一”南昌起义前一天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已决定由贺龙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我是去告诉他这个决定，并征求他的意见。鉴于贺龙同志对共产党的坚定信仰，起义军南下途中，我们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贺龙是个好同志。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余团兵力“围剿”红2、红6军团。贺龙与任弼时等决定率部转移，于11月从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共计17000余人。
1936年初，贺龙和任弼时等领导率部进入贵州乌蒙山区后，面对国民党军的包围，采取同敌人兜圈子的战术，转战千里。3月下旬跳出包围圈，进占贵州西南部的盘县、毕节地区。7月初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根据中央电令，红2、红6军团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此间，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等一起，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7月下旬，贺龙率部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在宁夏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经过历时一年的长征，转战湘、黔、滇、康、川、青、甘、陕八省，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红二方面军全军尚有11000多人。
1936年11月的一天，在陕北保安的一间窑洞里，毛泽东高兴地迎接与他会面的贺龙和任弼时，一见面就纵论红军长征，毛泽东高兴地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晕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是付出了大代价的。二、六军团讨了个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一旁的周恩来副主席接过话茬说：“你贺胡子真行，三次巧妙摆脱敌人，堪称‘神来之笔’呀！”
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称赞的三次“神来之笔”，是贺龙对长征的特殊贡献。
第一次神来之笔：欲入贵州，先进湘中。1935年9月初，蒋介石调集了嫡系部队和湘鄂两省地方军130多个团，“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企图把长江以南唯一的一支主力红军消灭掉。
11月4日，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中革军委分会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贺龙提出了反复考虑过的方案：“我的意见，先到湘中去。那里地区辽阔，物产丰富。到了那里，一则可以补充物资，筹集款项，宣传抗日；二则可以威胁长沙。我们到了湘中，敌人怕我们进攻长沙，就会调兵追到湘中，我们再抛开敌人，转入贵州，在敌人部署被打乱后的无计划行动中，取得主动权。”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下达了突围的命令。当晚，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从刘家坪和瑞塔铺地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第二天，红二、红六军团突破敌人的灌水防线。第四天，突破沉水封锁线，分别占领了辰溪、浦市、淑浦，新化、兰田和湘中著名的锡矿山，控制了湖南中部不少地区。
蒋介石看到围歼红军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计划破产，长沙告急，便立即改变部署：调动何键等人的7个师组成“追剿军”，妄想把红二、红六军团消灭在流水和资水之间。
根据这一情况，贺龙掉头向北，去石阡，把何键十几万人吸引过来。12月11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淑浦一带出发，兵分两路，连续九天向东南方向疾进。何键果然以为红军要过资江，命令他的部队穷追不舍。
在瓦屋塘与陶广纵队打了一仗以后，贺龙、任弼时突然下令：南取武阳，经过陶广纵队，渡巫水北进，把数路追兵远远甩在了后面。1936年l月9日，贺龙、任弼时率红二、红六军团按预定计划到达贵州石阡地区，占领黔西、大定、毕节三个县城及其周围地区，展开根据地建设，建立了95个乡、镇、村苏维埃政权，并吸收了5000多新兵。这是长征四个月来，首次得到较长时间的休整。
贺龙的第一次“神来之笔”，声东击西，明明要西去贵州，却东向湘中，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围剿”计划，搞不清贺龙到底想进兵何处。
第二次神来之笔：到乌蒙山去打转转。1936年2月下旬，为粉碎敌人在毕节地区歼灭红军的阴谋，面对敌军10余个师的尾追与侧击，贺龙和任弼时等率领红二、红六军团深入乌蒙山区。
顾祝同见红军进入乌蒙山，立即调动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从东面追击红二、红六军团；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阻止红军从乌蒙山南出。
在贺龙出神入化的指挥下，红二、红六军团在乌蒙山中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又向西北，拖着敌人辗转千里，耗时近一个月，硬是将十几万紧追不舍的敌人远远甩开，化险为夷，成功跳出了包围圈，搞得顾祝同不知所措，拖得万、樊、郝3个纵队疲惫不堪。
贺龙与毛泽东、朱德在一起
第三次神来之笔：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1936年3月，红二、红六军团经过乌蒙山的回旋战后，在盘县、亦资孔地区进行了休整。
这时，蒋介石不甘心乌蒙山回旋战的失败，组织了一个滇黔“剿匪”军总司令部，由龙云当总司令，并命令滇军迅速组织追击堵截，樊嵩甫、李觉、郭汝栋三个嫡系纵队也向滇东追击。顾祝同飞往昆明，代表蒋介石督战。
对此，贺龙提出，在蒋介石的三个纵队追到之前，佯攻昆明，以甩掉滇军主力，此乃上策。然后，我们一掉头，甩掉敌人，到石鼓、丽江过金沙江。”
第二天，红二、红六军团掉头南下，穿过孙渡、张冲两部之间的间隙，向昆明扑去。第三天，两军团全部进入距昆明二十公里的富民城，摆出一副即将攻打昆明的架势。
这可真吓坏了顾祝同与龙云，昆明全市紧急戒严，并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催孙渡、张冲回援昆明。
滇军火急火燎朝昆明赶来时，贺龙却指挥红二、红六军团突然转向滇西，完全甩掉了滇军。直到这时，敌人才发觉上了贺龙的大当，再拼命也赶不上了，急得顾祝同破口骂娘。
4月28日黄昏，两军团17000余人全部顺利渡过金沙江，佯攻昆明，大获成功。
聂荣臻：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23年春由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前敌军委书记、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
聂荣臻在南昌起义中发挥的作用是单枪匹马拉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所属25师的3000人马。
聂荣臻元帅
南昌起义，我党主要依靠贺龙的第20军，叶挺的第24师，朱德的军官教育团，这些部队都归江西省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指挥。周恩来去南昌前，在九江给聂荣臻交待任务，让他设法把驻九江至南昌之间马回岭的第四军25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当时他们并没有电台，利用民用电报又怕不可靠，于是二人约定，起义一开始，立即从南昌放一列空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聂荣臻即组织装备和人员开往南昌。
聂荣臻单枪匹马，来到驻马回岭的第25师，他与张发奎的亲信李汉魂师长斗智斗勇，巧妙周旋，密谋策划，几乎三天三夜未合眼，终于拉出了该师的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和一个重机枪连。
8月1日下午，一列空火车驶入马回岭，聂荣臻判断南昌起义已经动手，迅速带领部队沿铁轨头部往南昌走。
聂荣臻描写长征的诗
聂荣臻带领部队日夜行军，8月2日拂晓来到南昌。看到南昌城头飘扬的红旗，他兴奋地说：“共产党从此有了自己的武装！”周恩来看到聂荣臻拉出了25师的两个团和一个连，共3000多人，大为惊讶，高兴地说：“想不到，想不到，你们干得好！”后来，这支部队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井冈山的主力之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聂荣臻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与军团长林彪率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在抢渡湘江时，誓死抗击优势敌人的轮番进攻，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成功过江。
1935年1月，聂荣臻指挥红1师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在遵义会议上，他发言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的主张。5月兼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同司令员刘伯承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强渡大渡河，并协同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夺占泸定桥。
聂荣臻长征后在抗战时期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聂荣臻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9月与林彪等指挥红4团攻占天险腊子口。同月，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聂荣臻任第1纵队政治委员。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重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和西征战役。1936年11月，同代军团长左权指挥红一军团参加山城堡战役，战役中果断决策，对统一参战部队思想、最终取得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林彪：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25师73团3营7连连长。
南昌起义前，林彪所在团驻马回岭，起义第二天，第25师由聂荣臻、周士第指挥开赴南昌。林彪指挥第7连在开往南昌途中的德安，与前来阻挠的张发奎卫队营激战两小时，与兄弟部队一起打跑了卫队营。
南昌起义后，林彪跟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
1955年时的林彪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林彪任红一军团军团长，他与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是长征的主力部队之一。先后与聂荣臻指挥所部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作战。
1935年1月，林彪参加了遵义会议。会上纠正了“左”倾路线，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由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后，林彪指挥红一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同年9月，红一方面军改称陕甘支队，林彪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林彪重任红一军团军团长。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被任命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后兼任政治委员。
参加南昌起义的陈毅因长征前负伤，留在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负责军事指挥，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未能参加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