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破译三杰”与长征路上的暗夜灯笼

1934年深秋，湘江血战之后，中央红军从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队伍在崇山峻岭间艰难跋涉，头顶是国民党飞机的盘旋侦察，四周是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但在这支队伍的核心，有三个人，正日夜守在一台台简陋的电台前，用耳朵“看”路，用智慧为这支疲惫之师劈开一条生路。

他们是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中革军委二局的“破译三杰”。

毛泽东后来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这盏灯笼，是用敌人的密码本点亮的。

“天书”破晓——破解“展密”

故事要从1932年说起。

那时的中央苏区，正处于第三次反“围剿”的艰难时期。红军虽然有了无线电台，也能截获国民党军的电报，但那满纸的数码如同天书，看得见，读不懂。

时任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的曾希圣，是个善于琢磨的湖南汉子。1904年出生于资兴的他，黄埔四期毕业，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又有地下斗争的历练。他意识到，如果不能破译敌人的密码，红军就永远是“瞎子”。

曾希圣把突破口锁定在国民党军用来“围剿”苏区的最新密码本——“展密”上。他带领同志们将截获的敌电报全部抄录下来，密密麻麻的数码堆了整整两箱。没有计算机，没有算法辅助，全靠人脑去猜、去试、去撞。他将那一份份电报按照时间排列，推测哪一份是“出发”，哪一份是“到达”，哪一份是“遭遇”。每一个可能的对应，都需要翻阅大量资料反复验证。这无异于在黑暗中摸索一根针的针眼。

转机出现在1932年8月。

红军攻占宜黄县城后，曾希圣带人在国民党师部的电台机房里，搜到了一批遗留下来的加密电文和一份已经翻译出三十多个字的电报底稿。这三十多个字，成了黑暗中的第一缕光。

曾希圣和曹祥仁——这位年仅十八岁、来自湖北大冶的“技术奇才”，对着这三十多个字穷追不舍。他们用这些已译出的字作为“钥匙”，去推测其他代码的含义。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句话一句话地猜。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他们终于将“展密”全本贯通。

那一刻，红军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敌人的命令尚未下达部队，我们这边已经先知道了。

据邹毕兆后来在《心血的贡献》中记载，从1932年10月到1938年1月，中革军委二局共破译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各种密电达1050个，平均每月17个。红军的技术侦察能力由此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

行走的“密码机”——长征路上的破译科

长征开始后，二局的序列是这样的：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破译科只有两个人——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加上负责译电的二科和负责侦收的三科，全局技术人员共三十余人。就是这三十来人，承担着整个中央红军的情报耳目之责。

条件极其简陋。电台是缴获来的，电池用完了，就在宿营地的老乡家里想方设法充电；发电机坏了，就用手摇发电；纸张匮乏，密码记录本就写在各种杂色的纸片上。更艰难的是，部队几乎每晚都在行军，而破译工作恰恰需要安静的环境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

曹祥仁和邹毕兆，这两个年轻人，创造了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工作模式：他们行军时也在脑子里“跑密码”。白天边走边听边记，晚上到了宿营地，别人倒头就睡，他们却立刻架起电台，开始侦听和破译。很多时候，敌军的一份电报刚发完，曹祥仁甚至在纸笔都来不及准备的情况下，仅凭心记，就开始了解码。

邹毕兆，这位1915年出生的湖南新邵人，1930年参加红军时才15岁，毛泽东和朱德亲切地称呼他为“红色小鬼”。他在实战中善于总结，将破译方法归纳为代替法、加乱数法、错位法及其综合运用，让破译工作从“凭感觉”走向了“有方法论”。

有一次战斗间隙，邹毕兆和曹祥仁联手，成功破译了蒋介石亲自使用的“特别本”密码。这种密码极为复杂，不以明码为底本，完全凭空编造。破译之后，国民党军的核心机密在红军面前几乎成了“明码”。

从此，“来一个通一个”成了破译科的常态。

一渡赤水前的生死时速——土城战役的绝地情报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刚结束，红军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尾追的川军郭勋祺旅遭遇。

战斗打响后，红军发现情况不对。原以为郭勋祺只有两个团，但打起来才发现，这哪里是两个团，装备精良，火力凶猛，战斗意志也远超黔军。红军投入了所有预备队，依然无法歼灭敌人，反而陷入僵持。

更要命的是，敌情不明——郭勋祺后续还有多少部队？其他方向的敌军在干什么？毛泽东急需情报。

此时，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人正守在电台前，紧张地侦听郭勋祺部的电台信号。郭勋祺使用的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来去本”密码，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川军系统密码。每一份电报都像是密不透风的铁板，无处下刀。

“破！”曾希圣下了死命令。

三人彻夜不眠，轮流上阵。曹祥仁凭借超强的记忆力和对密码规律的敏感，捕捉到了一个微弱的规律；邹毕兆迅速跟上，用他的归纳法进行验证和推导。到28日下午两三点，这个“来去本”终于被啃了下来。

破译出的内容让所有人大吃一惊：郭勋祺后面紧跟着潘佐旅、廖泽旅，赤水方向还有章安平、刘兆藜等三个旅正迂回包抄。红军再不撤，就会被五倍于己的川军围死在土城这个狭小地带。

当晚，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立即撤出战斗。29日凌晨，红军主力西渡赤水，这就是“一渡赤水”。事后证明，这一决策挽救了一度险些陷入绝境的中央红军。

邹毕兆后来在回忆文章《玻璃杯》中写道，土城战斗是“边战斗边破译”，是二局最紧张的一次经历。他比喻说，破译后的敌情就像玻璃杯里的水一样透明，而他们这双“红军的眼睛”，没有让指挥员失望。

四渡赤水的神机妙算——情报铸就的奇迹

如果说土城是“救险”，那么此后的一连串穿插，就是“创造”了。

从1935年1月底到5月初，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来回穿插，忽东忽西，把数十万国民党军弄得晕头转向。其中，最重要的“方向盘”，就是二局提供的情报。

二渡赤水前，二局截获了国民党军《作战方略》，得知黔北兵力空虚。毛泽东果断决定：杀他个回马枪！红军出其不意地东渡赤水，五天之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三渡、四渡赤水期间，更是二局大显身手之时。

那是长征中最紧张的时期，破译科在2月7日、8日、9日、10日四天内，连续攻克国民党军6本新密码。敌军每换一次密码，不到两天就被再次破译。蒋介石的命令刚发给各路纵队，毛泽东就已经在看同样内容的中文译文了。

最精彩的一幕发生在南渡乌江之前。当时，敌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正从南北两面逼近乌江渡口，企图在红军渡江时半渡而击。若强行渡江，后果不堪设想。

曾希圣盯着地图，忽然提出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计划：“我们能不能冒充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个电报，让他们离开当前位置？”大家都愣住了。

冒充蒋介石发报？这可不是儿戏。一旦被识破，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暴露红军的无线电技术能力。

但曾希圣有他的依据：红军已经掌握了蒋介石的电报格式、用语习惯和密电码。“蒋委员长”有个毛病——喜欢越级直接指挥，经常绕过兵团、战区直接给军、师一级发电。周浑元、吴奇伟接到“委座”电报，不敢不服从。

毛泽东、周恩来反复斟酌后，批准了这个方案。电报发出后，周、吴两部果然遵“命”行动，让开了渡口。红军主力趁虚南渡乌江，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了身后。

这一招“妙电”，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观——不是用炮弹，而是用电波，在敌人的指挥系统里种下一个“幻觉”，使之自行让路。

巧渡金沙江与暗夜灯笼

渡过乌江后，红军直逼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孙渡部前来“救驾”。这正是毛泽东想要的效果——滇军一动，云南空虚，红军入滇的道路就打开了。

4月的一天，在云南曲靖附近，二局截获了一份意外的“大礼”——蒋介石发给云南军阀龙云的电报，命其派兵增援。更妙的是，龙云派出的汽车运输队，恰好被红军先头部队截获，车上满载着十万分之一的云南地图、军用药品和宣威火腿。

邹毕兆在回忆中幽默地写道：“蒋介石真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不但送情报，还送地图、送药品。”

有了这份情报和地图，毛泽东决定：放弃从东川渡江的“弓弦路”，改走更远但更安全的“弓背路”，直插金沙江边的皎平渡。

5月初，红军凭借七只小船，全部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

当国民党追兵赶到江边时，看到的只有红军的背影。薛岳垂头丧气地给蒋介石发电：“围歼计划落空，红军已过江。”

无名英雄的英雄本色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的一年里，二局共破译敌军密码177本。这意味着，平均不到两天，他们就要攻破一种全新的密码。那时，没有任何电子设备辅助，全靠曾希圣的组织统筹，曹祥仁的天才直觉，邹毕兆的归纳总结，以及全体二局人员的昼夜坚守。

他们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部队行军，他们背着电台跟着走；部队宿营，他们架起电台开始工作；部队吃饭，他们守在电台前监听；部队打仗，他们边转移边分析。许多人形容二局的工作是“一头沉”——天亮时倒下就睡，醒来时不知道自己在哪，只知道手里紧握的那份情报，决定着几万人的生死。

在延安时，毛泽东为二局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后来又称赞他们是“革命的鲁班石”——就像鲁班为大桥安放的基石。1950年，他为军委技术侦察部队再次题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而对于那些长征路上的日日夜夜，最贴切的比喻还是那句：“打着灯笼走夜路。”

这三个人，就是黑夜里的那盏灯笼。灯芯是他们的才智，灯油是他们的青春，而那照亮前路的光，是他们对信仰的忠诚。他们从未亲手发射过一枪一弹，但每一场胜仗都离不开他们的贡献；他们从未在阵地上冲锋陷阵，但他们所在的电波战场，比任何火线都凶险百倍。

邹毕兆晚年写过一本小册子，记录那几年破译的成果。他给这本册子取名为《心血的贡献》。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密密麻麻的数据：某年某月某日，破译某部密码，截获某份情报，对某次战役产生何种影响。字迹工整，一丝不苟，就像当年他做破译工作时那样。

而曹祥仁，这位破译科的“技术大拿”，长征结束后因长期过度用脑，健康严重受损。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支队伍的技术侦察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脑子里转着的，可能还是那些永远变幻无穷的数字。

曾希圣，这位破译团队的灵魂人物，在长征路上不仅要破密码，还要协调各方面军的技术力量，确保情报畅通。他的胆略和智慧，让三杰成为无懈可击的铁三角。

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时，不妨记住这些名字。记住在那些没有星星的长夜里，有一群人，用最简陋的设备，最纯粹的信仰，为我们这支军队点亮了前行的路。他们的眼睛，就是红军的眼睛；他们的智慧，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最黑暗时刻依然能够看见光明的理由。

而那种光，至今仍照耀着我们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