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红大一期，烽火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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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前夕，我跟随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抗大小长征”团队一行，来到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参观学习。延安，曾经是父亲逐梦求索的地方，也是我心中魂牵梦绕之地。当年，父亲正是在这里踏入红大、抗大、中央党校的课堂，在烽火岁月里汲取真理的力量、淬炼革命的初心。无数个日夜，我都渴望踏上这片土地，循着父亲的足迹，触摸他当年学习与成长的印记。
张津津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前留影
如今终于站在这里，目之所及皆让我心潮澎湃：巍巍宝塔山依旧矗立，像一位沉默的见证者，诉说着往昔的峥嵘；一座座窑洞依山而建，斑驳的墙面上仿佛还留存着父亲与战友们研讨时的身影、灯下苦读的微光；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山间的每一缕清风、延河边的每一株草木，都浸润着革命年代的热血与信仰。置身父亲曾经学习生活的地方，那些书本里的历史、父亲口中的故事，忽然变得鲜活起来，满心的激动与崇敬，久久难以平息。
一、初获红大一期学员名录
活动结束后，朋友送我一本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编著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师生名录（部分）》。当这本书递到我手中时，我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这正是我曾经多方寻觅，但一直没有找到的名录。我轻轻抚摸着书的封面，仿佛触摸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师生名录（部分）
我迫不及待地翻开这本名录，仔细端详着每一个名字。看着这些名字，我的思绪不由地飘回到那个充满激情与热血的年代，父亲张继成（原名张方金）在红大一期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仿佛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如今，看着名录上父亲和他同学们的名字，我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深的感触，也更加渴望了解他们在红大的经历，以及他们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贡献。
二、红军时期的高等学府
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主席关于建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方案。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并宣告成立，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悉数出席并发表讲话。毛泽东任校教育委员会主任兼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任训练部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学校下设三科，第一科（陈光任科长、罗荣桓任政治委员）40名学员均为红军师级以上干部；第二科（周士第、周建屏先后任科长）225名学员，是红军中承上启下的团、营级干部骨干；第三科（又称附属步兵学校，周昆任科长兼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800名学员驻甘肃省环县，以连、排级干部和红军老战士为主，全校总计招收学员1063人，学制统一为6个月，成为红军长征后干部培养的核心阵地。
红大的教学始终秉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核心原则，这一理念在二科的教学中体现得尤为鲜明。父亲说，在红大，他们经常聆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讲课，教员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案例，将高深的理论和军事战略讲深讲透。针对二科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但实战经验丰富的特点，学校在通用教学计划基础上为二科适当增加文化课比重，把识字、作文、读报能力培养融入日常，与军事、政治课程并重，短短数月便基本扫除了文盲和半文盲，让这批战场猛将既懂打仗又懂理论。在课堂上，老师鼓励学员结合自身作战经历积极讨论，分享攻坚、游击、阵地战的经验见解，培养独立思考的指挥能力；与此同时，学员们仍需直面敌人的围剿，边战斗边学习，在实战中检验理论、积累经验，真正实现了学用相长。
1936年7月初，因国民党军袭击瓦窑堡，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驻保安县城附近。这座偏僻的县城没有几间像样的房子，办学条件愈发艰苦，而二科驻地距保安县城更远，环境也更为恶劣。为尽快恢复教学，二科学员们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亲手建造属于自己的校园：他们把破窑洞内的柴草羊粪清扫干净，将窑顶剥落的石渣清除掉，在窑洞口用石块垒上墙和门洞，以高粱秆作门窗、茅草编成厚门帘抵御寒风；自己修土炕作床铺，炕上铺些稻草，7、8名学员挤在一个窑洞的土炕上，晚上睡觉翻身都困难，还要受虱子、跳蚤、苍蝇、蚊子的骚扰，每人都要准备一根木棍，既防野狼闯入窑洞，也能在夜间值守时防身，学员们还平整了窑洞间的道路。
学员们把牛羊圈彻底打扫干净当作课堂，更多时候则在露天上课。以门板作黑板，石头、土堆作板凳，双膝作课桌，有时干脆席地而坐，这便是红大二期最常见的上课场景。由于纸和笔极度匮乏，学员们就用木棍、石子在地上练习写字、做题、画地形图；偶尔发下笔和本子，大家都把字写得密密麻麻，恨不得一张纸当成两张用。饮食上，每日以小米、玉米为主，油水极少，有时还要挖野菜充饥，但在学员们眼中，能有安稳的环境读书学习，远比长征途中的风餐露宿幸福得多，根本算不上困难。这群从战场走来的军人，文化程度虽低，但学习热情却无比高涨，始终保持着勤学苦练的作风，凭借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在艰苦的环境中相互帮助、相互鼓励，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和深厚的革命情谊。
1936年7月，父亲张继成时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27师81团二营政委，第三次过草地时走了20多天，快走出时父亲不幸感染了伤寒，高烧到四十多度，打着摆子，最后甚至失去知觉，昏迷不醒，险些丧了性命。是战友们用担架硬是把父亲抬出了草地，父亲被收容队收容，打了 “奎宁” 才医治好。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坚强地活了下来。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高级科、上级科及红二方面军随营学校部分学员并入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10月，不少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团营级干部陆续进入了二科学习，进一步充实了二科的学员队伍。父亲张继成跟随红二方面军边治疗、边休养、边行军、边学习，后跟随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兼红四方面军红大校长刘伯承到达陕北保安，成为红大一期二科学员，这份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父亲倍加珍惜。
父亲张继成档案
三、熠熠生辉的群星录
在红大一期一科的学员中，有许多后来成为了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和赫赫有名的将领，他们的名字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光芒。学员们在1955年红军初次授衔时，最低军衔是中将，其中不乏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陈士榘等赫赫有名的将领，因此被称为 “将军科”。据统计，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27岁，人均有伤疤3处，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如果把蒋介石对这些大名鼎鼎的学员悬赏金额加在一起，总数竟超过200万银元，足见他们在敌人眼中的重要性。
红大一期一科、二科学员名录（部分）
红大一期二科，虽无一科的盛名，却也是共和国将帅的重要摇篮，更是红军基层指挥力量的核心储备。225名学员中，有211名被收录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师生名录（部分）》，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战将，在1955年授衔中涌现出大批上将、中将、少将；也有很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地方领导，更有无数先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这份名单，字字皆染热血，句句皆藏荣光。
陈赓，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建国后曾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傅钟，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1927年转入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建国后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顾委常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周士第，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等职，参加了北伐战争。建国后曾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王维舟，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任四川靖国军团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职。何长工，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大一期毕业后一直在抗大担任领导职务。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创办东北军政大学及航空、工兵、坦克、炮兵等学校，解放后任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邵式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席，曾任江西省第一任人民政府主席等职。洪学智，1955年、1988年唯一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1929年3月参加商南起义，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志愿军后勤司令员、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这些功勋卓著的革命者，皆是红大一期二科的优秀学员。
父亲张继成原名张方金，1915年腊月二十八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大悟）县，1928年加入黄安赤卫军，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二科中有很多学员是父亲在红四方面军的老领导、湖北黄安县的老乡，以及后来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的领导和战友。这份特殊的缘分，让父亲在红大的学习生活多了一份温暖，也让革命情谊在同窗岁月中愈发深厚。
父亲张继成
陈赓大将，1931年被派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四军12师师长，彼时父亲在12师交通队（特务队）任班长，即在师长陈赓身边工作。抗战时期，父亲再次回到太岳军区陈赓司令员身边，任决死一纵队决一旅57团二营营长。傅钟上将，1931年被派到鄂豫皖苏区，曾任红四军12师政委、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红大政治部主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父亲在红四军12师交通队任排长、红四方面军任连指导员、营政委，红大、抗大学员期间，都归属傅钟主任领导。许世友上将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今河南省新县），王建安上将为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人，两位将军均在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父亲于1929年4月加入31师，当时他们师只有300余人。许世友将军一直是父亲所在部队的领导，直至1934年任红9军副军长，父亲时任红9军26师76团2营政委。洪学智将军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和父亲同属鄂豫皖红一军。1946年7月洪学智任黑龙江军区司令员兼任黑河军分区司令员，父亲张继成任黑河军分区参谋长。
李成芳中将，湖北麻城人，1929年与父亲张继成同期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1940年底父亲任决死一纵队57团二营营长期间，李成芳先后任决死一纵队参谋长及决一旅副旅长，是父亲的直接领导。王近山中将，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0年3月加入鄂豫皖红一军第一师三团；王必成中将，湖北麻城人，1929年加入鄂豫皖中国工农红军，后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89师副师长。二位将军均和父亲同在一个部队。韩东山少将、赵文进少将，均为湖北大悟县人；吴世安少将，湖北省黄安县（今河南新县）人，都是父亲的老乡，1929年与父亲同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在红4军12师及红9军一个部队共同战斗。欧致富少将，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参加百色起义。1937年9月抗大二期毕业加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任二营营长，后任参谋长、团长。父亲抗大同期毕业后亦加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任一营一连指导员。叶长庚少将，是1945年9月2日与父亲第一批从延安出发、11月15日到达黑龙江省北安市的195名延安干部团成员之一，时任黑龙江军区司令员。
与父亲同在红大一期二科学员还有：开国上将刘震、李天佑、肖华、唐亮、谢富治等；开国中将方正平、孔石泉、孔庆德、刘西元、李耀、吴克华、杨国夫、张仁初、余秋里、冼恒汉、周仁杰、陶勇、顿星云、黄志勇、曹里怀、彭林、彭明治、韩振纪、曾思玉、蔡顺礼、谭希林、谭家述等；毛泽民烈士的前妻钱希均，和数十名牺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革命烈士等，他们用生命践行了红大学员的初心。
父亲在红四方面军共同作战的战友：开国少将邓忠仁、邓世俊、石忠汉、江鸿海、孙继争、李中权、吴忠、吴仕宏、吴荣正、吴诚忠、张广才、张吉厚、张荣森、严政、汪乃贵、苏焕清、胡正平、胥光义、高志荣、袁克服、程登志、熊应堂等，以及沈先富、周光坦、寇奎甫等人，他们都是跟随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第三次过草地后，到达陕北保安，陆续加入红大一期二科的学员。
1936年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抗日救亡形势迅速发展。为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组织领导力量，红大一期一科、二科学员提前于12月25日在保安毕业。二科学员们告别窑洞课堂，奔赴红军各部队，他们带着红大的理论和实战经验，奔赴抗日救亡的第一线，让红大的火种在全国各地燎原。部分红大二科学员继续参加学习，此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 “抗大”，父亲他们很多二科学员又成为抗大二期的同学。
四、红大精神，传承不息
合上《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师生名录（部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份名录，不仅仅是一份名单，更是一部鲜活的历史，它承载着无数革命先辈的热血与牺牲，记录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而其中红大一期二科的211个名字，更是红军基层指挥员的缩影，见证了人民军队从战火中学习、在磨砺中成长的历程。
红大的创立，为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政干部，而二科更是作为承上启下的团、营干部的培养基地，为我军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骨干。红大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激情与奋斗的历史，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而不懈努力的坚定决心，也彰显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二科学员们在窑洞中苦学、在战火中成长的经历，正是这部历史中最生动、最鲜活的篇章。
父亲和他的二科同学们，从红大、抗大的窑洞出发，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中，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独立。他们的故事，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他们在红大二科所接受的教育和熏陶，塑造了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顽强的意志品质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这些精神成为了他们在战争年代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动力。他们中，有人成为开国将帅或主政一方，为新中国的建设鞠躬尽瘁；有人牺牲在抗日战场、解放战场，用生命诠释了革命军人的初心。无论生或死，他们都无愧于红大学员的身份，无愧于国家和人民的期望。
如今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享受着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更不能忘记为国家和民族英勇奋斗的前辈，不能忘记红大一期二科那群在窑洞中苦学、在战火中前行的革命战士。他们是红军基层力量的代表，是共和国基业的铺路人。作为红大一期二科学员的后代，我深感荣幸与自豪，也深知肩负传承红大精神的责任。我将把先辈们在窑洞中求学、在战火中成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传承红色记忆与革命精神，让红色基因在下一代心中生根发芽，以激励大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努力。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当年在烽火中求学的热血青年，均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的红大精神，却如同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而红大学员们所诠释的艰苦奋斗、勤学苦练、报国为民的精神，更是红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用生命书写的革命篇章，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