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杰施剑翘 磨剑十年报父仇

       序 言

       一天，在住家小区，遇到朋友张先生，他问我忙啥呢？我说，在准备资料，想写一写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宋玉琳，他是怀远宋氏家族人物，比我长两辈，是为了推翻清朝政府不惜牺牲生命的勇士。张先生说，我们家也有一位先人，叫施剑翘，民国时期的女杰，她是我母亲的姑姑，我称她姑姥。

      施剑翘？我没有听说过，回到家，在手机里“百度”，一看，不得了。她为父报仇，刺杀了孙传芳。孙传芳可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军阀。虽然名气大，名声却不是太好，后期还投靠日本人。军阀混战时，在战场上，孙传芳俘虏了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却不顾战场规矩，残忍地杀害了他，并将施从滨悬首于蚌埠车站，暴尸三天。

      事件发生在蚌埠，我是蚌埠市怀远县人，感觉这事就发生在身边。这也是作为一名新闻人的敏感，叫“新闻的接近性”。我便有了兴趣，想了解这位女杰的故事，上网搜索，买到一本《女杰施剑翘》，这是由北方文艺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的书，其中作者之一施羽尧，既是施剑翘的儿子。

       阅读两遍，我感叹不已，施剑翘，这位民国传奇女子，真是女中豪杰。

       一、深谷芳兰

      1905年，安徽桐城施家诞生一女，取名谷兰。桐城文章甲天下，施家亦是书香门第，谷兰父亲施从滨，清末秀才出身，后入北洋军旅，官至中将。谷兰自幼裹足，却深得父亲钟爱，教她读书明理，未料这深闺中的小脚女子，日后竟以一双三寸金莲，踏出一段惊世传奇。

       20世纪初，辛亥革命好不容易把帝国推翻，打出个民国。可是，一晃14年过去了，依然是南北政权分立，军阀混战不已。

       在北半部中国，自从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直、皖、奉三派更是打得不可开交。1920年，直系的曹锟、吴佩孚推倒了皖系的段祺瑞。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大获全胜，总统黎元洪被驱逐，曹锟成为中国第一位贿选总统。两年过后，直系叛将冯玉祥与奉系张作霖及段祺瑞、孙传芳等合作，并取得孙中山的支持，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把临时执政段祺瑞推上台。这也为张作霖势力扩张创造了机会，东北军进关，奉系将领张宗昌当了山东军务督办，姜登选荣任安徽军务督办。这就直接威胁了刚在江浙战争中获胜的孙传芳势力。1925年10月，孙传芳组织起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称联帅，北上抗奉。

       作为山东军务帮办的施从滨，参加的就是这一场大战。

       1925年深秋，奉系将领施从滨听从张宗昌转述段祺瑞的命令，率部与孙传芳交战于蚌埠。一场恶战之后，施从滨兵败被俘，孙传芳不顾“不杀战俘”的公理，将施从滨斩首，并悬首于蚌埠车站，曝尸三日。消息传到桐城，施谷兰年方二十，正待字闺中。她闻讯昏厥，醒来时，手中攥着父亲最后一封家书，泪已干涸。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情。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这首诗，是她以血蘸泪写就的明志书。

       二、 十年磨剑

       施谷兰首先将希望寄托于堂兄施中诚。施中诚是施从滨之侄，凭张宗昌提携，已任烟台警备司令，手握兵权。施从滨生前待其如子，施谷兰跪求这位堂兄为父雪耻，施中诚却反而劝说道：“妹子，认命吧。孙传芳势大，我若妄动，全家俱毁。”

       施谷兰愤而断绝兄妹之情。她知道，这仇须得自己亲手来报。她在父亲灵前立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1928年，施从滨遇害三周年忌日。一位借宿军官施靖公闯入施家母女生活。施靖公是施中诚的军校同学，时任阎锡山部谍报股长，见谷兰因复仇没报而哀恸，便慨然许诺：“施小姐之仇，即我之仇。三年为期，必取孙传芳之首级。”

       施谷兰思量再三，她并非不知此举冒险，然而，自己一介弱女，若无男子相助，何能成事？她见施靖公慨然许诺代报父仇，便决定下嫁施靖公，并随居太原。婚后，谷兰生下两个儿子，还将两个幼子改名“大利”“二利”，暗含“利刃”之期。

       然而，七年过去了，施靖公官拜旅长，报仇之事却一拖再拖。谷兰屡次催促，丈夫竟以“时机未到”搪塞。后来，更是直言：“孙传芳已下野，杀之无益，反招祸端。”谷兰彻底绝望，就携带两个儿子返回娘家，与施靖公一刀两断。

       这一年，施谷兰三十岁，她取“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之意，更名施剑翘；又将二子改名佥刃、羽尧，合起来正是“剑翘”二字。这名字是一柄出鞘的剑，她要世人知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三、 佛堂枪声

       1935年，天津。

       施剑翘打听到孙传芳下野后寓居天津，每日清晨到居士林诵经。她提前数日踩点，以“董慧”化名混入佛堂，观察孙传芳的活动线路和在佛堂内的座位。

       这个居士林，位于天津日租界宫岛街，是孙传芳皈依佛门后的静修场所。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与张作霖关系密切的孙传芳为躲避暗杀，逃到天津，遁入空门，取法名“智圆”，每日晨钟暮鼓，诵经礼佛。         可是，孙传芳身边保镖环伺，出入皆有随从，刺杀谈何容易？

       施剑翘的谋划，精细如一盘棋局。

       她首先放足。三十年缠足之痛，一夕解开，只为行动便利。她练习射击，以勃朗宁手枪为佩，每日闭门苦练，直至十发九中。这把勃朗宁手枪是弟弟施中杰提供的。

       为父报仇，施剑翘坚决拒绝弟弟参与，为的是一旦有失，自己死了，需要弟弟保护母亲和她的两个儿子。当时，施中杰告诉大姐，好友朱其平去年路过天津时，曾把自己购买的一支勃朗宁手枪和二十发子弹交他代为保存。

       施剑翘更以孝道为先机，在舆论上也做了充分准备。刺杀前，她撰写了《告国人书》，印了数十份，详述父仇的由来，引《春秋》公羊学“大复仇”之义，称自己“十年磨剑，誓报父仇”“求一报国之门，不可得；求一雪耻之路，不可行。不得已，乃有今日之举”。

      11月13日，这一天，是施从滨遇害十周年忌日。

      细雨霏霏，天津城笼罩于铅灰色的天幕下。施剑翘身着青色大衣，内藏勃朗宁手枪，静坐于佛堂后排。晨钟响起，孙传芳果然前来，身披海青，闭目诵经，坐于前排中央。施剑翘缓缓起身，绕至孙传芳身后，拔枪，瞄准，扣动扳机——第一枪，中后脑；第二枪，中太阳穴；第三枪，中腰部。

       三声枪响，惊破了佛堂的寂静。

       孙传芳扑倒于佛前，血溅经卷。佛堂里大乱，男女居士四散奔逃。施剑翘从容将《告国人书》抛向人群，大声宣告：“先父施从滨，十年前被孙传芳杀害，我是施剑翘，为父报仇！”她没有逃走，而是拨打报警电话，原地待捕。

       不逃，也是她计划中的关键一步。她要以自首的姿态，将案件纳入法律程序，争取舆论与司法的同情；她要以自己的肉身，完成一场公开的审判。

       四、万人请命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震动全国。

       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施剑翘在庭上从容陈述：“父亲若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我十年来，求告无门，不得已而为之。”

       她更以女性身份为策略：“我是一双小脚的女人，十年来，放足练枪，只为今日。若国家法律能制裁孙传芳，我何至于此？”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旅京安徽学会等团体纷纷通电，称她“直接以复父仇，间接即除国憝”。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张继、宋哲元等军政要人联名呈请特赦。媒体更以“现代侠女”“巾帼英雄”称之，将其塑造为孝道的化身、世风的楷模。

       然而，法律界亦有严肃质疑。时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盛振为撰文指出：若私人复仇可获特赦，则国家司法权威何在？孙传芳杀施从滨，自有战争法可究；施剑翘杀孙传芳，亦是私刑。以“孝道”破“国法”，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这质疑，直指民国法治的核心困境：当国家无力伸张正义，私人复仇是否具有正当性？当“孝道”与“国法”冲突，何者优先？

      1936年10月14日，入狱11个月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公告，特赦施剑翘。最高法院下达特赦令，将其释放。特赦理由，未明言“孝道”，而称“发于孝思，奋不顾身”，“其志可哀，其情可原”。

       这特赦，是民意的胜利，还是孝道的胜利？抑或只是孙传芳“军阀”身份的罪加一等？施剑翘走出监狱时，未想这些。她只知道，父亲的头颅终于可以入土为安，而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五、剑气长存

       出狱后的施剑翘，并没有以“侠女”自居。抗日战争爆发，她任湖南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目睹日机轰炸合川，百姓流离，便主动请缨救灾。

       1942年，她发起献机运动，半年内募得三架飞机的资金，被选为献机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邀她入全国妇女慰劳总会，她婉言谢绝——她不要做官，只要做事。

       徐悲鸿居合川时，与施剑翘为邻，仰慕她的义举，赠画数幅。施剑翘悉数捐出，以充军饷。徐悲鸿挥毫题诗：“深谷芳兰一枝春，攀绝高崖凌碧空。”这诗，恰是她一生的写照。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1946年，施剑翘在苏州创办从云小学，取“从云”名，一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烈士、她的四叔施从云；二是希望能为国家培养一些人才。学校招收贫家子弟、孤儿流浪儿，冯玉祥任董事长，宋庆龄任名誉董事长，田汉作词校歌。她自任校长，倾尽家财，甚至上门请徐悲鸿组织画家作画变卖，以充经费。

       更加不为人知的是，从云小学实为中共地下据点。1947至1948年间，学校掩护地下党员、民盟盟员，架设电台，印刷《民工通讯》《光明报》。每逢险情，施剑翘挺身而出，巧妙周旋。史良推荐的民盟成员金若年，便是在此开展秘密工作。

       六、晚节弥坚

       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施剑翘率师生上街，扭秧歌，敲锣鼓，迎接解放军。她送两个儿子参军，分别进入二野、三野军政大学。同年，她当选苏州市妇联副主席、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1952年，施剑翘将从云小学移交政府，赴北京治病，被确诊为子宫癌。手术后，居五台山疗养，后以居士身份住碧云寺。1957年，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

       她晚年常念一事。1947年冬至，徐悲鸿知她将返安徽，画骏马一幅相赠，题诗留念。此画她转赠姨侄女珍藏，历经劫难，至今犹存。画上的骏马飞奔，恰似她未竟的征程。

       1979年8月27日，施剑翘因直肠癌晚期猝然离世，终年74岁。临终前，她对小儿子施羽尧说：“娘老了，但还有一个心愿，如果健康许可，愿为祖国统一尽一份力量。宋美龄我见过，蒋经国我也见过，我盼望祖国早日统一。”

       施剑翘的骨灰葬于苏州天灵公墓。墓碑无字，或有字：一个女儿，为父报仇；一个母亲，为国育才；一个公民，为民族奔走。三重身份，一世传奇。

       尾  声

       施剑翘死后，争议未休。有人赞其孝勇，有人讥其愚忠；有人视其为女权先驱，有人斥其为封建余毒。然而，她本人，从未以任何标签自限。

       她只是一介女子，以三寸金莲，走过民国最动荡的岁月；以一柄手枪，挑战了军阀的威严与男权的秩序；以一所小学，庇护了革命的星火与贫儿的未来；以一个母亲的身份，送子参军，盼国统一。

       她改名时，取的是“剑翘”——剑已出鞘，翘首问天。这问，问的是公理何在，问的是世道人心，问的是一个女子能否以己之力，撼动时代的巨石。

       今天，天津居士林的佛堂依然还在，孙传芳的鲜血与经卷早已一同湮灭。但每当细雨霏霏，似乎仍有枪声回荡，仍有女子掷地有声：

     “我是施剑翘，为父报仇！”

       这声音，穿透民国烟云，至今未绝。

      （作者注：图片为书内翻拍及网络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