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徐特立：拉着马尾巴走完长征的“教书先生”

　　一

　　1934年10月，江西于都。

　　秋风卷起河面上的薄雾，一队队红军正连夜渡过于都河，开始那场后来震惊世界的战略转移。在密密匝匝的行军队伍里，有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背着一顶斗笠，腰间别着一支用布包裹的毛笔，肩上扛着一杆红缨枪——这杆红缨枪后来成了他长征路上最显眼的“招牌”。

　　他就是徐特立，这一年58岁。

　　58岁，在今天看来还不算太老，可放在那个年代，放在日均行军上百里的长征路上，这个年龄足以让所有人捏一把汗。更何况，这位老先生不是别人，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的老师、教育家徐特立。按理说，他完全可以留在根据地后方，等队伍打回来再出来，可老人家一听要转移，二话不说，打起背包就上了路。

　　“红军走到哪里，我徐特立就跟到哪里。”他说得轻描淡写，好像不是去远征，而是去赶集。

　　二

　　组织上对这位老教育家格外照顾，专门给他配了一匹马。

　　徐特立仅仅骑了2天马，第3天他就不骑了。

　　原因是那天行军途中，一位腿部负伤的年轻战士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在队伍后面，汗水湿透了军装。徐特立看见了，二话不说跳下马来，把缰绳塞到那个战士手里：“小伙子，你骑。”

　　战士哪里肯依：“徐老，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让您走路呢？”

　　徐特立把脸一板：“我年纪大，可腿脚还好着呢！你受了伤，不骑马怎么跟得上队伍？”

　　从那以后，这匹马就很少归徐特立使用了。今天驮这个伤病员，明天驮那个走不动的“红小鬼”，后天驮走不动掉队的女战士。徐特立自己呢？大多数时候，都是甩开两条腿，走在那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间。

　　一开始，大家还担心他走不动。可走着走着，大家发现这位老先生不但能走，而且走得比谁都稳当。他穿着一双草鞋，脚步不急不缓，始终保持着均匀的节奏。遇见上坡下坎，他把斗笠往身后一推，露出花白的头发，露出清瘦而坚毅的面庞，一步一步地踏过去，从不肯让人搀扶。

　　可体力终究是有限的，又何况年逾花甲。走了两个月，进入湘桂边境的越城岭山区，山路陡峭，连日阴雨，徐特立的身体开始吃不消了。

　　那天，下着大雨，山道泥泞不堪，一步一滑。徐特立踩在一块湿滑的石板上，脚下一歪，差点摔下山崖。他扶着路边的灌木站稳了，低头一看，右脚上那只草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磨破了，脚趾露在外面，磨出了血泡。他咬了咬牙，继续往前走。

　　又走了几里路，他实在迈不动步子了。

　　这时候，他想起了那匹马——那匹马正驮着一名伤员走在前面呢。他又想起了队伍里流传的一个办法：拽着马尾巴走。

　　徐特立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手，轻轻抓住了前面那匹马的尾巴。

　　那匹马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放慢了脚步，稳稳地向前走去。徐特立就这样一手拽着马尾巴，一手拄着红缨枪，在泥泞的山路上一步一顿地往前挪。雨水顺着他的帽檐淌下来，模糊了视线，他顾不上去擦，只管盯着脚下的路，一步一步，再一步一步。

　　这一幕，被当时的《红星报》记者记录下来，后来广为流传。许多年后，当人们提起徐特立的长征，最先想到的就是那个“拉着马尾巴行军”的背影。写这篇稿子时，本想配上这张照片，可最后还是没能找到。

　　三

　　长征路上最困难的是什么？不是走路，是没饭吃。

　　进入川西高原后，粮食成了最大的问题。当地地广人稀，存粮本来就少，红军大部队经过，筹粮更是难上加难。徐特立那匹马，好几次都差点被宰了充饥——队伍里实在没粮了，有人提议杀马救急，徐特立想了又想，最后咬着牙说：“杀马容易，可伤病员怎么办？再想想办法吧。”

　　他想出的“办法”，就是带头节食。

　　每天开饭，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野菜粥，就是徐特立一天的伙食。负责分饭的炊事员心疼他，想多给他盛几粒米，徐特立一把拦住：“大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多吃一口，就有人少吃一口。”

　　有时连野菜粥都没有，只能啃树皮、嚼草根。徐特立从地上挖起一把野菜，在水里涮涮，塞进嘴里嚼得有滋有味。旁边的年轻战士皱着眉头咽不下去，老人就笑着开导：“这算什么？我当年在长沙读书的时候，饿过比这更狠的肚子。有口吃的就是福气喽。”

　　笑话归笑话，老人家的身体还是日渐消瘦。本来就清瘦的徐特立，到长征后期几乎瘦成了皮包骨，颧骨高高地凸出来，军装在身上晃晃荡荡，像挂在一根竹竿上。可他精神头儿始终不减，那双藏在老花镜后面的眼睛，始终亮晶晶的。

　　有一天，夜里宿营，队伍在一座破庙里歇脚。外面下着大雪，寒风从破窗子里灌进来，冻得大家挤在一起瑟瑟发抖。徐特立却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根针、一团线。

　　战士们围过来，好奇地看着。

　　只见老人就着微弱的篝火，眯着眼睛穿针引线，把一块不知从哪里捡来的红布左折右叠，飞针走线，很快就缝成了一条裤子。他把裤子往身上一比，长短正好。

　　“徐老，您还会做针线活儿？”一个战士惊讶地问。

　　“何止针线活儿！”徐特立呵呵一笑，“我会的东西多着呢。人呐，活到老，学到老。到了我这把年纪，什么都得会一点儿，不然怎么活？”

　　一群年轻人围在火堆旁，听这位老先生讲他的故事。讲他在湖南办师范，讲他远赴法国勤工俭学，讲他四十多岁还在学外语，讲他5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火光映在每个人脸上，暖融融的。

　　那一夜，破庙里的鼾声格外香甜。

　　四

　　徐特立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不是他如何吃苦耐劳，而是他如何苦中作乐——教战士们识字。

　　长征之前，这支队伍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斗大的字不认识一筐。有的战士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领口粮的时候只能按手印。徐特立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革命是要有文化的。”他说，“不识字，连命令都看不懂，哪能打胜仗？　”

　　于是，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开始了长征路上最独特的“扫盲运动”。

　　行军路上，他边走边教。几个战士围在他身边，他随手捡起一根树枝，在路边的沙土地上写下一个“红”字：“这个字念‘红’，红色的红。咱们是红军，红军的红就是这个字。”

　　过雪山的时候，大风吹得人睁不开眼，他就在雪地上用手指画字。过草地的时候，泥泞不堪，他就把字写在树叶上，一片叶子一个字，传到后面的人手里。

　　他还有一个绝妙的办法：找来一块硬纸板，写上字，拴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这样一来，后面的战士一边走，一边就能看到字。走一天路，认一天字，天长日久，竟也学会了不少。

　　最热闹的是天黑宿营时。篝火旁，战士们围坐一圈，徐特立高高举着一块木板，像私塾先生一样摇头晃脑地教：

　　“大——大家的大。家——家庭的家。国——国家的国。”

　　“大家的国家，就是咱们的国家！”

　　战士们扯着嗓子跟着念，声音在旷野上传出老远。偶尔念错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笑声驱散了一天的疲劳，也驱散了黑夜里的恐惧与孤独。

　　有一次，一个十五六岁的“红小鬼”问徐特立：“徐老，您教我们认字，可我们连纸都没有，怎么写字啊？”

　　徐特立想了想，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塞到小鬼手里：“这就是笔。大地当纸，树枝当笔，还愁没地方写？”

　　于是，长征路上多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泥地上、沙土上、雪地上，到处都是战士们练字留下的歪歪扭扭的笔画。有时两支部队交错而过，互相看见对方在地上留下的字迹，便会心一笑，那是这支队伍独有的默契。

　　有一个叫赵品三的战士，后来成了著名的书法家。他晚年回忆说：“我认字就是从长征路上开始的。徐老教我写的第一个字是‘红’。那个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五

　　夹金山，是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主峰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被称为“神仙山”。当地有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红军不是神仙，可红军偏要翻过去。

　　攀爬夹金山的那一天，队伍里静得出奇。每个人都低着头，一步步向前，不敢说话——说话会消耗氧气，会消耗体力。有的人走着走着，突然一头栽倒在雪地里，再也没有起来。有的人坐下来休息，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徐特立走在队伍中间。他摘下了那顶斗笠，把它当扇子扇着风——其实，不是什么风，只是为了保持清醒。高原反应让他头痛欲裂，每走一步都像是在跟死神较劲。

　　但老人家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让人搀扶。

　　走着走着，他看见路边坐着一个年轻战士。那个战士脸色发紫，嘴唇干裂，眼睛半睁半闭，显然是体力不支了。旁边的人喊他：“同志，不能坐！坐下去就起不来了！”

　　那个战士像是没听见，一动不动。

　　徐特立走过去，蹲下身子，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子，起来，跟老师走。”

　　那个战士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了头。

　　徐特立把红缨枪往地上一戳，伸手去拉他：“你看我，五十八了，都能走得动。你才多大？跟老师走，老师带你翻过这座山。”

　　或许是“老师”这两个字触动了那个年轻人，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扶着徐特立的肩膀，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两个人就这样互相搀扶着，像一对父子，在风雪中缓缓前行。

　　这一幕，没有任何人记录下来。它只是夹金山上千百个感人瞬间中的一个，平凡得像一粒雪，转瞬即逝。可正是这千千万万个平凡的瞬间，汇聚成了一支队伍翻越雪山的全部力量。

　　下山的时候，徐特立回头看了一眼那座白色的巨峰，轻声说了一句：“以后，我们的孩子，再也不用爬这样的山了。”

　　六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历时一年，行程两万五千里，这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队伍，终于走完了长征。

　　徐特立扛着那杆红缨枪，站在陕北的黄土地上。他的灰布军装破了，草鞋磨烂了好几双，脸上晒得黝黑，胡子长得很长，背却还是那样挺直，眼睛还是那样亮。

　　那匹马也到了陕北。它不是被徐特立骑来的，是被他“牵”来的——一路上，它驮过伤员，驮过粮食，驮过走不动的女兵和娃娃，唯独没有驮过它的主人。徐特立的双脚走完了全程，没有少走一步。

　　后来，有人问徐特立：“徐老，长征苦不苦？”

　　他想了想，说：“苦。但苦中也有乐。”

　　“乐在哪儿？”

　　“乐在跟年轻人在一起。乐在他们叫我‘老师’。乐在他们从我这儿学会了一个字、一句话。长征路上，我教了两三百个学生。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了革命的骨干。你说，这不叫乐，什么叫乐？”

　　长征结束后，徐特立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他后来常说的一句话是：“万里长征，不过是我教育事业的一个章节。真正的长征，是让每一个中国孩子都能识字读书。这条路，比两万五千里长得多。”

　　1968年，徐特立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他生前留下一首诗，其中两句这样写道：“革命事业似长征，万里征途万里情。”

　　如今，他的红缨枪静静地陈列在博物馆里，枪缨早已磨秃，枪杆上却似乎还留着那个老人的体温。它见证了一段历史，见证了一位白衣苍头的先生，怎样用一双血肉之足，丈量了二万五千里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