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踏上了一条注定被历史铭记的征途。两万五千里,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而在这些倒下的身影之外,还有一群特殊的战士——她们挺着沉重的肚子,迈着蹒跚的步履,在枪林弹雨中前行。她们是孕妇,她们也是红军。
著名红军女战士蔡畅在回忆长征时深情地写道:“我们的女战士尽管有钢铁般的意志,但她们的身体毕竟是血肉之躯。长途跋涉、饥寒劳累、雪山风寒、草地水浸,使许多健康的女同志得了妇女病,绝大多数女同志闭了经,有的造成了终生不育。四位女同志带着身孕上了路……”
四位,仅仅是蔡畅知道的。事实上,还有更多。
茅屋里诞生的婴儿
刚过赤水河,贺子珍就感到行动越来越困难了。毛泽东派警卫员吴吉清去照顾她,可大小伙子有些事情帮不上忙。于是,蔡畅向贺子珍伸出了援助之手。
蔡畅与贺子珍在中央苏区时就认识,两人是很好的朋友。长征前,贺子珍就怀有身孕,蔡畅希望贺子珍在遵义分娩。然而,这种事谁也“计划”不到。直到要离开遵义时,贺子珍仍然没有分娩的迹象,只好靠人搀扶着慢慢前行。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部队向贵州白苗地区疾行。冷风裹挟着斜雨,没完没了地下着。贺子珍偏偏在这个时候阵痛发作,脚步明显放慢了,与行进中的休养连渐渐拉开了一段距离。这时,李芝医生和同在休养连的毛泽民夫人钱希钧,还有一名女战士和一副担架。“快,上担架!”李医生吩咐着。女战士和担架员把贺子珍抬了上去。医生在前面探路,钱希钧把一块雨布遮盖在贺子珍的身上。担架上的贺子珍发出强忍着的呻吟声,那声音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
已经走不到宿营的小村子了。李医生便在路旁一间低矮简陋的茅屋里给贺子珍接生。没有锅,没有火,连一盆为母亲和婴儿洗去血污的热水都没有。这大概是人类最原始的接生了。李医生负责接生,钱希钧当助手,女战士在一旁准备东西。董必武和侯连长,还有小吴,因为是男同志,只好在门外等候。屋里不时传来贺子珍的呻吟声,那声音像一根细细的线,在风雨中飘摇,却始终没有断。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一声“呱——”的微弱婴啼从屋里传出来,在细雨斜风中颤抖着。贺子珍的第四个孩子,是个女儿,在苦难中来到了世界上。
找不到别的东西,钱希钧只好用警卫员吴吉清的小脸盆盛上温水,让李医生为孩子洗去身上的血污。刚出生的婴儿摇动着稚嫩的小手,不停地哭着闹着,仿佛是在抗议这个世界对她的冷漠和怠慢。有什么办法呢?连一件给孩子遮身的小衣服都找不到,只能用白土布将她包裹起来。
接下来,大家又为如何安置这个生命发愁了。上级有规定,行军途中不准带婴儿,一是怕暴露目标,二是作战条件艰苦,养不活孩子。现在,谁也不好向贺子珍提这个规定,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她。
贺子珍显然明白大家的意思。她强忍着泪水,把钱希钧和吴吉清叫到跟前,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这个孩子不能带,你们想办法送给老乡收养吧。不是我不想养她,是没有法子呀。”
门外的董必武赶忙用笔写了一张字条:“老乡,我们是干人的军队,是为了解放穷人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行军,生了孩子不能带走,把她寄托在这里了,拜托你们把她抚养成人,培养成革命的后代。”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侯政连长把13块银元和两包烟土,连同董必武写的字条,一并交给了钱希钧和吴吉清。两人转身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泪水在贺子珍的面颊上无声地流淌着。她想起了1929年那个清丽的秋天。红军第二次解放福建西部的龙岩时,她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20天后,部队撤离,她含泪把孩子寄养了出去。1932年红军再次打下龙岩,她委托毛泽民去找那户人家,寄养的人家找到了,可孩子已不在人世。毛毛是她和毛泽东生的第二个孩子,从瑞金出发前交给了毛泽覃和贺怡,至今不知生死。1933年,她第三次分娩,是个男孩,由于早产没有成活……
钱希钧回来了,两手空空。贺子珍流着泪急切地问:“孩子托付好了?什么样的人家?”钱希钧说:“找了半天,才在山腰上找到一户人家,是个苗族老阿婆,看着面善。”说着也流下了眼泪。她没有安慰贺子珍,她们都清楚,在这样的严酷条件下,除了丢掉孩子,别无选择。
为婴儿而战的阻击
贺子珍不是在长征途中生孩子的唯一女兵。周子昆的妻子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经历的女红军。
曾玉是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后走上井冈山的女兵。从江西出发前,她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本不在参加“转移”的名单上。可她舍不得离开队伍,舍不得离开丈夫,便偷偷地跟着队伍走。后来,休养连发现了她,便收留了她。由于她不在编制内,分配口粮时常常没有她的份儿。蔡畅、邓颖超、贺子珍、肖月华、李坚真等姐妹们,经常把自己的口粮省出一些送给她。没有被子,她们就挤在一起睡。
就这样,曾玉在战友们的帮助下,挺着大肚子,坚持着,强忍着,一步一步翻过了老山界。一天中午,曾玉突然感到腹内一阵剧痛,捂住肚子蹲在地上站不起来了,额头上渗出一层冷汗。侯政赶到了,叫了一副担架把曾玉放上去。抬着她走了没多远,忽然遇到敌人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把担架一扔就跑掉了。没有人抬担架,只好把她扶上马背。由于路上颠簸,曾玉的胎内羊水很快就破裂了,鲜血染红了垫在马鞍上的被子。曾玉疼得骑不住马,姐妹们又把她扶下来,搀扶着她一步一步往前挪。在激烈的枪声中,曾玉捂着肚子,呻吟着。忽然,她觉得下身一阵撕裂般的疼痛,赶忙蹲下去,只见裤腿下渗出一滩血——婴儿的头已经出来了。
情况异常紧急。董必武赶忙招呼过来3个女兵,两个抬着已经昏死过去的曾玉,一个托着婴儿的头,一步一个血印地朝临近的一个小村子走去。不一会儿,曾玉在一把干稻草上生下儿子。
夜深沉。枪声紧。曾玉紧紧地搂着婴儿。明天凌晨就要出发。她清楚,自己只能做一夜母亲。
出发的号声响了。曾玉从熟睡的婴儿身旁爬起来。由于找不到任何衣物,她只好把赤身裸体的婴儿放在那把稻草上。董必武把写好的字条和几块银元压在孩子身下,拉着曾玉上路了。
陈慧清也在这不该生孩子的时候生了孩子。26岁的陈慧清是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临盆发生在一个太阳很好的早晨。那天,部队到达贵州白苗地区,中央纵队天不亮就开始了急行军。天上有飞机,后面有追兵。殿后的红五军团全力阻击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军队。不早不晚,躺在担架上的陈慧清偏偏在这个时候发作了。董必武、侯政、医生孙仪之只好让两个民夫把陈慧清抬到路旁的一间草屋里,等待分娩。
董必武和侯政又一次站在屋檐下等候。陈慧清疼得在屋里来回滚动,孩子却迟迟生不下来。她再也忍不住了,一边哭一边大骂邓发。邓发闻讯赶来了,他也一筹莫展,根本帮不上忙。敌人的追兵越来越近,密集的枪声就在耳边回荡。这时,董必武问警卫员:“是哪个军团在阻击敌人?”“是五军团。”警卫员答道。“快去告诉董振堂,有个女红军正在生孩子,让他们一定要顶住!”董振堂听后,当即表示:“让产妇慢慢生,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就坚持多长时间。”
董振堂命令团长吴克华率领一个团的战士,把敌人死死地阻在一公里之外。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婴儿终于出生了。
董必武让人把昏迷不醒的陈慧清抬走。孙仪之把包好的孩子抱到董必武跟前。董必武又一次提笔,含泪写信。孙仪之把信和银元放在婴儿身下,连手上的血污都来不及擦就匆匆撤离了。陈慧清迷迷糊糊地躺在担架上,被民夫抬着追赶队伍去了,她甚至没有来得及看一眼在战火中出生的孩子。
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开始撤退了。当有人得知刚才进行的激烈战斗是为了等一个孕妇生孩子时,便骂了起来:“为了一个孩子,用一个团打阻击,太不值得了!”董振堂发了脾气:“什么算值得!我们今天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吗?不就是为了他们美好的明天吗?”没有人再说话了。
她们的孩子,几乎都没有活下来。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继续走那似乎永远也走不完的路,她们只能把刚出生的孩子交给了那不知名的地方——一间破草屋,或者一间小碾房,抑或是一堆稻草。
牵肠挂肚的“兵妈妈”
那天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碗口粗的树枝也被积雪压断了。到处是冰峰,到处可以听到被雪压断树枝的断裂声。红军妇女排的几十名女兵,被敌人围困在这个冰雪的世界里。
女兵张敏的女儿诞生了。战友们既为她高兴,也替这个婴儿发愁。这些女兵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嗷嗷待哺的婴儿饿得日夜啼哭。可是,孩子的啼哭声随时会引来敌人。张敏在附近找了个山洞,抱着女儿钻了进去。她说,万一被敌人发现了,会影响同志们。女兵们轮流去照顾她,把找到的一点食物用牙嚼成面糊,喂给这个可爱的小生命。姐妹们开玩笑地说,她是我们女兵排的孩子。
孩子出生的第6天清晨,战友们听到张敏的呼唤,那声音让人异常伤感。大家忙跑去一看,只见她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女儿,衰弱的身子靠在山洞的石壁上,孩子静静地躺在她的怀里——孩子被捂死了。敌人没有来。排长袁翠火了:“张敏同志,你,你疯啦?”张敏埋着头,低声说:“孩子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可是眼下……”风雪中,所有的女兵都哭了。
被大伙昵称为“洪姐”的收容队队长洪桂兰,带领着几十个十来岁的娃娃兵和伤病员走在大部队的后面。当她第三次过草地时,孩子降生了。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清脆的啼哭打破了草地亘古的沉寂。担架队的同志腾出了一副最好的担架,准备第二天把洪姐母子抬出草地。第二天清晨,战士们发现帐篷外茫茫的雪地里,有一串脚印延伸到河边。洪姐立在那里,怔怔地望着缓缓流动的河水,怀里已没有了孩子。她像一座高耸的丰碑,兀立在黎明的晨曦中。
她知道,带着孩子坐上担架,只会给大家带来麻烦与负担。自己是队长,还要完成上级交给的重要任务,想方设法也要把这群小红军和伤病员带出草地。于是,半夜里,她趁着战士们睡熟的时候,悄悄地抱起了婴儿,来到了河边……当战友们执意要求刚刚分娩的洪姐坐担架时,一向温和的她第一次发了火:“我这么做,就是想少给组织上添麻烦。”她朝大家挥挥手,下达了命令:“前进!”没有哭声,没有眼泪。在那个年代,连悲伤都是奢侈的。
战火中的避难所
相比那些在路边、在茅屋、在战场上分娩的女兵,孙毅算是幸运的。
指导员孙毅要临产了,组织上让她去边区临时产院生孩子。她穿着一件薄薄的便衣棉袄,带着通讯员小黄,从京山大山头向洪门冲走去。过府河双龙滩封锁线时,已是傍晚。原以为河水不深,便在河边挽起裤腿就下了水。小黄在前面拉着指导员,半步半步地趟水,谁知越趟越深,水都要漫到腰了!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河对面过来两名男兵,连忙搀扶着孙毅安全过了河。孙毅的毛线裤全湿了,冰凉地贴在两腿上,迎着刺骨的寒风,她冻得浑身哆嗦。两人也不敢休息,咬咬牙,高一脚低一脚,好不容易在当天夜里赶到了临时产院。
产院里的医护人员以及在这里休养的姐妹们,有几位是孙毅过去相识的战友,在这里相遇分外亲热。有的给她打热水,有的借衣服给她穿,有的为她生火取暖,有的为她铺床——真像回到了娘家一样。产院里有5位医护人员,十分辛苦。特别是易齐萍,除了负责医疗,还兼任行政事务工作。陈侠、聂国兰、庄耀玉三位看护员,除了负责孕产妇和婴儿的护理、送药、打针外,每天还要做饭,一有空还得上山打柴。庞管理员是产院的唯一男性,他把到附近集镇去买米、买油盐等任务都担当了起来。有时什么菜也没有,大家只好吃白饭。产院的条件相当差,二十几个孕妇,有的住在老乡家的厅堂里,有的住在山上的空房子里。
孙毅在洪门冲一住就是两个月。一天晚上,产院突然接到纵队司令部的紧急通知,说宋河的敌人有向这一带“扫荡”的动向,要产院立即向指定的大山里转移。这些大腹便便的“特殊队伍”正要出发时,有位孕妇由于精神过度紧张,预产期提前了。这时,外面传来隆隆的炮声,接着是密集的枪声。前方部队催着这些行动本来就缓慢的队伍快走。
几位医护人员充耳不闻越来越近的枪声,紧紧守护在产妇身旁接生。易医生头上的汗珠从两颊流下,湿透了她的衣领。好不容易婴儿出世,大家七手八脚把婴儿包好,抬起产妇就走。可是,产妇由于惊吓,只走了二十几米就大出血,鲜血染红了担架。易医生赶忙拿出仅剩的一支止血针进行注射,总算有惊无险。
又一个夜晚,陈少敏大姐派通信员送来紧急通知:产院驻地西北角的一小股伪军下午已离开驻地,为提防敌人前来骚扰,产院必须立即转移。当时,孙毅离预产期只有三天左右,还有不少人也临近预产期,按说都应用担架抬运。可是,情况紧迫,又是深夜,到哪里去找民工和担架?没法子,只有步行。
孙毅骑着易齐萍的小白马走了一阵山路,但颠簸得实在难受,便下马由小黄扶着一步一步上山。走到半山腰,前面传来低声呼唤:“孙毅!快跟上!”孙毅一面走一面默默自语:我在前进,不会迷路掉队的。走着想着,东方渐渐发白了。四月季节,万紫千红,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开得鲜艳耀眼,暂时消除了孕妇们爬山的疲劳。
这支“特殊队伍”来到边区党委所在地新屋时,太阳快要当顶了。陈少敏大姐和几位领导走下台阶迎接,连连问候。一个刚来产院不久的看护员操着四川口音说:“啥子?平安无事嘛!”把大家都逗笑了。
安顿下来的第3天,孙毅分娩了。这孩子真是有福气——比起在马背上、在战火中出世的婴儿,幸福多了。仅仅过了7天,孙毅就要重返前线了。她把孩子留在了一位纯朴的中年妇女家中,还有两件半新的衣服和组织上发的五元育婴费,然后转身踏上了硝烟弥漫的征程。她走得很坚决,没有回头。因为她知道,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动脚步了。
并非尾声
九十年过去了。那些在长征路上分娩的女兵们,大多已经离开了人世。她们的孩子,那些被留在茅屋里、稻草上、战火中的婴儿,绝大多数也未能活下来。可是,她们的故事却一代一代地流传了下来。她们用血肉之躯,在人类历史上最艰苦的征程中,书写了一部关于生命与牺牲的史诗。她们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比枪炮更强大,那就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有一种信念比生命更长久,那就是一个革命者对理想的坚守。
战火中的摇篮,早已停止了摇晃。可是,那一声声婴儿的啼哭,那一行行母亲的泪水,那一场场为生命而战的阻击,却永远回荡在历史的深处,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是用怎样的代价换来的。
在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今天,让我们记住她们。记住那些挺着大肚子翻越雪山的女兵,记住那些在路边茅屋里分娩的母亲,记住那些把亲骨肉留在陌生土地上的女人。她们的名字,或许已经被历史的风沙掩埋。但她们的牺牲,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
(根据作者公开出版的《中国女兵传奇》有关章节改写,使之独立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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