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川康边境,天空低垂得像一块铅灰色的幕布,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向川康边境退却,致使部队不得不重过雪山。那些刚刚从翻越雪山的噩梦中挣脱出来的女红军们,又要面对那座吞噬过无数战友生命的雪山草地。
夹金山上的生死一夜
13岁的孙文莲,是这支队伍里年纪最小的女兵之一。
她身穿肥大的灰布军装,肩背一支小马枪。那军装太大了,盖住了她的膝盖;那马枪也太长了,走着走着就碰到腿肚子。可这个小姑娘依然精神焕发,一双眼睛亮晶晶的,像是装着全世界的希望。
过雪山前,她遵照上级的命令,从柏树上剥下粗皮,缠在竹棍上做成火把。一位当地的老大娘听说她晚上要过夹金山,吃惊得张大了嘴:“姑娘,你要过这座山吗?”
“是呀。”
“这山上有山神,有野鬼,人是过不去的,到了山上就会憋死。”
孙文莲挺了挺胸膛:“我们红军不怕鬼神。”
工农剧团、总医院、运输队、独立团……数千名女红军开始上山了。那队伍像一条灰色的长龙,蜿蜒在雪山的褶皱里,渐渐被白色的雾气吞没。
走了一个多时辰,火把烧完了。战士们只好借着月光和雪的反光,跟着前面的人影慢慢前行。孙文莲觉得越来越冷,那冷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从骨头缝里往外钻的。她停下来,咬了几口辣椒,辣得眼泪直流,身上倒是暖和了一些。她咬咬牙,继续向上爬,走了一程又一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感到眼皮越来越沉,脚步越来越飘。路边的雪地看上去那么柔软,那么温暖,像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她不知不觉地坐了下去,又不知不觉地躺了下去。战友们“咚咚”的脚步声远了,风声远了,一切都远了。恍惚中,她看见了妈妈,妈妈在慈祥地向她微笑……
她就那样睡过去了。在雪山之巅,在那个连呼吸都会结冰的地方,睡着,就意味着永远地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一支收容队上来了。一个大胡子男兵发现了雪地上躺着的这个小红军,上前一摸——居然还有呼吸!他拼命地摇她、叫她,往她嘴里灌白酒。孙文莲呛了一口,猛地咳嗽起来,睁开了眼睛。
“小鬼,你是哪一部分的?怎么躺在这里?”
“我是医院的……”她的声音细得像一根蛛丝,“我还活着吗?”
“活着!快起来,再躺下去就活不成了。”
大胡子说着,把她拉了起来。可她的身体太虚了,站不住,又倒了下去。大胡子再次把她扶起来,拿过她的背包和马枪,又牵过一匹马,将马尾巴递到她手里。孙文莲死死地拽住马尾巴,一步步艰难地朝前走去。
“山上真的有山神吗?”她问大胡子,声音里带着一丝孩子气的恐惧。
大胡子微微一笑,那笑容藏在浓密的胡须后面,像雪山上一道难得的阳光: “有。它们专门把倒下去的人带走。只要坚持不倒下去,就不会有危险。”
听了这话,孙文莲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再也不敢倒下去了。
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一座比一座高,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们因此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每一次翻越,都是一次与死神的擦肩而过;每一次翻越,都有战友永远地留在了那片洁白的世界里。
女战士张明秀就没有孙文莲那么幸运了。她只觉得头昏眼花,脚下一滑,整个人便像一片落叶似的,坠入了山崖。战友们惊恐地大喊:“不好,有人掉下山崖啦!”
“张明秀!张明秀!”山谷里回荡着一声声呼唤,却没有回音。
幸亏有两具战友的尸体挡住了她滚落的身体。她双手死死抓住冰凌,指甲嵌进冰里,鲜血顺着冰柱往下淌,才没有坠入万丈深渊。听到战友们的呼声后,她急切地回答:“我在这里!”
战友们把一条条绑腿解下来,结成长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拉了上来。张明秀回头望一眼深不见底的悬崖,后怕地闭上了眼睛,浑身颤抖得像风中的树叶。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可上山的路却越来越险了。先头部队虽然用刺刀在冰雪上挖了一个个踏脚坑,但由于走的人太多,那些坑变得越来越光滑,踩上去随时都有滑倒的危险。女战士张传玉体质虚弱,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战友们怎么也摇不醒她,用手一摸,才知道她的身体已经冰凉了。
大家含泪给她合上双眼,扒开一个雪坑,轻轻地将她放了进去。没有棺材,没有墓碑,甚至连一面包裹遗体的旗帜都没有。洁白的雪覆盖上去,很快便与周围的群山融为一体。大家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又默默地出发了。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哭泣。在雪山上,眼泪是会结冰的。
茫茫草地,无边的绝望
如果说雪山是耸立在天地之间的白色墓碑,那么草地就是横亘在人间与地狱之间的黑色沼泽。
1935年8月上旬,编在休养连的30名女红军走进了一片纵横数百里、一望无际的大沼泽地。那片土地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松潘草地,可它留给女红军们的只有无边无际的绝望。
草地的气候,像孩儿的脸一样变化无常。忽而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忽而浓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女红军们每人带一个脸盆,平时用来洗脸、洗脚、煮饭,此时又有了特殊用途——罩在头顶挡雨、挡冰雹。晚上宿营,到处湿漉漉的,她们就把雨布和破旧的被单支撑起来,把脸盆扣在地上,大家背靠背坐在脸盆上,苦熬到天亮。
指导员李坚真见大家冷得厉害,就带着谢小梅、钱希均、危秀英等几个人去找柴禾来点篝火。谢小梅见她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忍不住问:“指导员,你的脚怎么啦?”
“没什么,前几天被水草扎伤了。”李坚真轻描淡写地说。其实,伤口早就感染化脓了,走起路来像针扎一样疼痛难忍。可她不能停下来,她是指挥员,她倒下了,身后的姐妹们怎么办?她找来一小块马皮,用刀子割成两块,分别扎上几个洞,用绳子绑在了脚上。做完这一切,她那疲惫的脸上才露出一丝苦笑。她知道,这样走起路来可以舒服些,免得那只不争气的伤脚给她出难题。在这茫茫草地里,如果掉了队,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
不知什么时候,天上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蔡畅的警卫员曹昌、饲养员萧振贤被冻醒了,两个人哆哆嗦嗦地抖着身上的湿衣服,嘴里咒骂着反复无常的鬼天气。蔡畅起身找出一块油布,用绳子捆在小树上,撑起一个简陋的小帐篷,把浑身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两个小伙子拉了进来。三个人背靠背坐在里面,半睡半醒地熬到天亮。
第二天早晨,女兵们吃了几口炒面,又急匆匆地上路了。所谓炒面,不过是把青稞麦炒熟后磨成的粉末,用冷水一拌,又硬又涩,难以下咽。可就是这样的食物,也要省着吃,因为谁也不知道这片草地还要走多久。
李坚真的脚疼得更厉害了。她用马皮做成的“鞋”穿起来倒是舒服多了,但沾水后很滑,一不小心就要摔倒。她只好找一根木棍拄着,一瘸一拐地行走。她知道,越往里走越危险,每一片草丛下面都可能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尽管每一步她都小心翼翼,但还是失足跌入了泥潭。黑色的泥浆迅速没过了她的膝盖、腰部、胸口……幸亏身边的人反应快,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几个人合力把她拖了出来。
人得救了,可那顶她心爱的八角帽却沉入泥沼,再也找不回来了。
谁也数不清究竟有多少红军战士被这样的泥潭夺去了年轻的生命。那些黑色的沼泽,像一张张贪婪的嘴,无声无息地吞噬着一切。
时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因为水土不服,染上了痢疾。这可是个天大的难题。草地上无遮无掩,女红军大小便时往往集中在一起,由几个人围成一堵人墙为姐妹们遮挡一下。可染上痢疾后,走一段路就要解手,部队在前进,不小心就会掉队,总不能让几个姐妹陪着她一同掉队吧。
情急之下,刘英也顾不了许多了。有了便意,走出队列脱下裤子就解,解完后提上裤子又小跑着去追赶队伍。就这样,她走了一路,拉了一路,两天以后才止住,可人已经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
一天上午,李坚真用棍子探路,发现插下去的棍子老是漂起来。她的心猛地一紧,警觉地向后一挥手,大喊道:“大家快停下!这里有暗河,我们要绕道走!”
毛连长闻声从后面赶上来,见面前是一片茂密的草地,以为李坚真胆小怕事,不以为然地说:“走吧,不会有事的。”
“不行,下面的水太急了。”李坚真坚决反对。
“绕路走太浪费时间了。水急怕什么,你看我的。”
毛连长说着就大大咧咧地向前走去。谁知刚迈出两步,脚下的草甸就像一块脆弱的薄冰一样碎裂了,他“扑通”一声跌落下去,黑色的泥水翻了个泡,一眨眼,人就没了踪影。
“啊——”许多女战士吓得失声大叫。
李坚真猜对了,横在她们面前的是一条湍急的暗河!
“快,快绕道走!”李坚真果断命令道。
部队开始默默地往回走。灰蒙蒙的雾气笼罩着天空,四处一片沉寂,只有战士们的脚步声此起彼伏。沿途不时可以见到战友的尸体,有的半截身子陷在泥里,有的蜷缩在草丛中,有的保持着向前爬行的姿势,却再也没有了气息。这种景象,让女红军们心中陡然升起一种哀伤与悲壮之感。
搀扶着战友,走过死亡
大部队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邓六斤躺在地上,望着路上那些杂乱的脚印,心里很不是滋味。这病来得真不是时候。要是在战斗中死去,倒也无怨无悔,可这样因病掉队离开了队伍,多窝囊啊!
这个来自福建上杭山区的农村姑娘,身体本来是挺棒的。这天是吃野菜不小心中了毒,腹部剧痛,满头冒汗,浑身无力,走着走着就掉队了。掉队就要送命,怎么办呢?
“六斤,快走,我来接你了!”焦急中,邓六斤听到有人在喊她。循声望去,远远地就看见了战友危秀英——那个矮小黑瘦、却永远充满活力的江西姑娘。邓六斤心头一热,泪水就流出来了。
危秀英接过她肩上的行李,递给她一根木棍,搀着她一步一步地上路了。邓六斤实在走不动了。望着矮小黑瘦的伙伴,她实在不忍心拖累她,便含泪对危秀英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吧!”
“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呢。”危秀英想起了董必武的话,坚定地说,“只要有我在,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
危秀英架着邓六斤慢慢地向前走去,越走越慢,越走越艰难。她俩彻底掉队了。
夜幕低垂,四周静得仿佛连空气都停止了流动。在这荒无人烟的大山里,似乎到处都张着血盆大口,准备吞噬一切。一只归巢的鸟儿悄然无声地低空滑翔,几乎要撞到邓六斤的头上。
邓六斤有气无力地移动着双脚,危秀英也累得气喘吁吁。突然,危秀英大叫起来:“六斤,快看前面是什么?”
邓六斤抬头一看,映入眼帘的是数百米之外的一团闪烁的篝火。哨兵的模糊身影在来回晃动。
“瞧!追上咱部队了!加把劲!”
邓六斤一点劲也没有了。危秀英拉着她,走十步休息一下。一步、二步、三步……九步、十步……就这样,她们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走完这段常人不用五分钟就能走完的路。
到了宿营地,危秀英把邓六斤安顿好。她用那个宝贝脸盆打了半盆水,烧开后,又把邓六斤扶到偏僻的山脚下,背向男战士,用热毛巾给她捂肚子。这土办法真灵,不一会儿,邓六斤的肚子就“咕咕”作响,拉出来的都是没有消化的草根。拉完以后,她的肚子不疼了,人也轻松了许多。危秀英又撮了一点盐,冲了一杯盐开水给她喝。就这样,睡了一觉,邓六斤的病便神奇般地好了。
第二天,她俩又朝气蓬勃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在漫漫的长征路上,被女兵照顾着跟上了队伍、被女兵搀扶着从死亡线上走过来的战友,知道名字的和不知道名字的,谁知道有多少啊!
在贵州境内行军时,部队又被敌人发现了。红军边打边走,危秀英夹在队伍里向前跑去。突然,她发现路旁有一个战士,独自扶着枪坐在地上。褴褛的衣服,蓬乱的头发,苍白的面容——这是一个掉队的病号。
“怎么啦?同志!敌人来了。”危秀英焦急地对他喊。
对方没有回答。危秀英伸手去扶他,一拉他的手,便感到对方正在发高烧,嘴唇都烫焦了。她连忙打开自己的水壶,将仅有的一点水送到他的嘴边。然后,把他的行装全部放在自己身上,使劲地把他拉起来,背在背上,艰难地向前爬去。
“你放下我走吧!我不能拖累你!”清醒过来的男兵见危秀英身上挂满了东西,还要背自己,而且又是个女同志,心里十分过意不去,边说边挣扎着往下坠。
“别动了,同志!你越动我越累。”危秀英制止了他。
敌人已经追到了红军刚刚越过的山头,子弹在头顶呼啸着掠过。危秀英不顾一切地加快了脚步,咬着牙,坚持着,坚持着……硬是背着他翻过了两座山,甩掉了敌人。
宿营地到了,那个战士也找到了自己的部队。两位素不相识的战友,就这样分手了,连名字也没来得及打听一下。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巧。20年后,他们两人竟在首都北京相遇了。
那是1957年,危秀英从广东来到北京参加农垦部的一个工作会议。她照例到李富春同志家里看望,正和蔡畅谈得起劲时,李富春陪着一位男同志走了进来。她望着他,似曾相识,但又没什么印象,因而只是对他点了点头。
那位男同志也用疑惑的眼光凝视着她,轻轻地询问蔡畅:“大姐,她是……”
蔡大姐告诉他:“她叫危秀英,是我们长征路上的女兵。”
“危秀英同志,是你救了我的命!”那男同志一听,激动地大步跨到危秀英跟前,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危秀英还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男同志提醒她说:“不记得啦?长征路上,我有一次发高烧,走不动了,是你背着我……”
“呵!你就是那个不让我背、想留给敌人做俘虏的……”
“哈哈!哈哈!”大家都笑了起来。
女兵的处分与处分的女兵
女兵终究是女人。她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自然比男同志多了很多烦恼。
一次,敌人又追上来了。前面是一条河,怎么办?过去!虽然时近隆冬,但战士们都一个个勇敢地跳进了齐腰深的寒水之中。走在邓六斤后面的一个男兵惊讶地对她说:“同志,你负伤了!”
“在哪里?”邓六斤好像没感到疼痛。
“不知道伤在哪里。”男兵指着河水说,“你看,你身后的水面上漂着血。”
邓六斤回头一看,果然红了一片。可她还是没有伤痛的感觉,便不屑一顾地说:“管它呢,过了河再说。”
部队过完河,又向前跑了一阵,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停下来休息时,那个很认真的男兵又来到邓六斤身边,手里拿着纱布,对她说:“同志,把伤口包扎一下吧。”
“我没负伤呀!”
“你怎么没有负伤?你看你身上的血!”
邓六斤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军裤,脸“唰”地羞得通红,扭头就跑。危秀英不知出了什么事,急忙跟着跑了过去:“怎么啦?六斤?”
“我……我来了……来那个……”邓六斤羞涩地告诉她,说完跑得更远了。
那个年轻的男兵,还莫名其妙地捏着纱布站在那里,看着她俩跑远呢。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人生的规律,可长征路上的女战士们却“例外”。当时规定,女红军在长征路上,没谈恋爱的不准恋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生育。谁要是违犯了,谁就要受处分。
尽管这样,一个叫刘彩香的女红军还是越了“雷池”。
那是1935年1月,红军打进遵义县城的第二天。傍晚,打土豪分田地的同志们都回来了。长征以来,大家还没有轻松地真正休息过,这天总算是如愿以偿了。李坚真、危秀英、吴富莲、邓六斤、刘彩香等人睡在一排地铺上。到了睡觉的时候,突然发现刘彩香不见了。
“逃跑了?”有人提出了疑问。
“不会吧!”危秀英力排众议。她知道,这位农民出身的赣县姑娘,是个苦大仇深的女红军战士,长征前担任过粤赣省委妇女部长,怎么会离开革命队伍呢?
大家议论了一会儿,想她可能是有什么事出去了,就先熄灯睡了。
一觉醒来,还是不见刘彩香回来。不少女战士认定她是逃跑了,有人还怨怨艾艾地咒骂着。只有李坚真沉得住气,她不紧不慢地说:“睡觉吧,妇女同志们。”她把“妇女”两个字咬得特别重,“要跑,追不回来。没跑,她自己会回来。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吃完早饭,李坚真悄悄地对危秀英说:“你到九军团去,找他们的参谋长毕占云同志,叫他把刘彩香交出来!”
危秀英瞪着困惑的眼睛望着她。她虽然知道刘彩香和毕占云在谈恋爱,但她不相信他们会在这个时候结婚。
李坚真很有把握地说:“你去吧,保证能找到她。”
果然不错。刘彩香晚上到未婚夫毕占云那里去了。这还得了,居然有人敢违反“军纪”,在长征路上同居起来!
刘彩香被带回来了。一场“批斗会”也开始了。主持者:李坚真。参加者:危秀英、邓六斤、吴富莲。“批斗”对象:刘彩香。
大家都紧绷着脸,一副严肃的样子。刘彩香耷拉着头,不敢正视同伴们一眼。
“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跑去跟老毕睡?”发言者觉得这话似乎太粗俗了,忙改口质问,“为什么这个时候结婚?”
一连串的斥责像连珠炮似的向刘彩香射来。她又羞又急,满面通红,结结巴巴地申辩:“我……我好久没见到他了,心里想他。我看到部队进城了,一时不会有什么行动了,就……”
“你——真是疯了!”
“你怀了孕怎么办?”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骂”了起来。刘彩香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她见把大家都惹急了,便大咧咧地说:“我擅自离队去结婚了,犯了纪律,处分我吧!”
“当然要处分!”有人愤愤地说。
大家都看着李坚真,等她下结论。
“算了吧。”李坚真说,“刘彩香私自离队去结婚,当然不对。但她跟毕占云同志本来就是战友加未婚夫妻,结婚嘛,也是正常的。我看彩香已经作了检讨,就算了吧。”
李坚真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看了女伴们一眼,见大家都点了点头,才严肃地对刘彩香说:“现在是长征,我们前面还有万水千山和千辛万苦,要是怀孕了确实不好办。你看怎么办呢?”
刘彩香后悔得流下了眼泪。她从同志们责备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深切的关怀,一种纯真的情义。她抬起头来,略带羞涩地向战友们保证:“从今天起,我坚持和大家一起睡,保证不到老毕那里去!”
大家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一阵笑声,团团把刘彩香围起来,那股亲密劲儿,就不用说了。刘彩香说到做到,整个长征途中,她始终跟姐妹们一起行动。
没想到,30年后,毕占云找危秀英“兴师问罪”来了。
1965年秋,河南省军区司令员毕占云(开国中将)正在广东休息,他好不容易打听到危秀英的住处,便大摇大摆地来了。刚一进屋,就闻到一股扑鼻的狗肉香味。他以军人特有的大嗓门报告着:“危秀英同志,我代表我老婆找你算账来了!顺便代我老婆来吃饭!”
危秀英赶忙跑出厨房,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她不认识的高大魁梧的将军。“您是?”
“我叫毕占云,老婆叫刘彩香。”
危秀英惊愕了。原来,站在眼前的就是30年前长征路上被她们“批斗”的毕参谋长!
“长征路上,我们‘批斗’过刘彩香,你们恨我吧?”危秀英好像有点对不起当年那对年轻的情侣。
“啊,不!不!”毕占云抢前一步,握住她的手说,“你们当时是爱护她,爱护她。我今天是来感谢你——也就是来还清这欠了30年的感谢账的!”
“哈哈!哈哈!”这两位头发斑白的老战士,爽朗地笑了起来。
时代悲歌,世纪回响
九十年过去了。
那些留在雪山草地上的女红军,她们的骨骼早已化作雪山的脊梁;那些沉入草地的女红军,她们的血液早已汇入沼泽的脉络。她们没有留下名字,没有留下墓碑,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她们只是在最美好的年华里,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那片陌生的土地上。
可是,她们留下了精神,留下了信念,留下了一曲悲壮的长歌。
那歌声,回荡在夹金山的雪峰之巅,回荡在松潘草地的沼泽深处,回荡在每一个后来者的心中。它告诉我们:曾经有一群女人,用她们柔弱的身躯,扛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曾经有一群女人,用她们带血的脚掌,丈量了中国革命最艰难的一段路程。
她们走了,却永远活着。
(根据作者公开出版的《中国女兵传奇》改写,使之独立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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